唐有伯
1899年，法国强租广州湾，广州湾遂为世人所周知。广州湾是自古已有的地理专名。弄清历史上广州湾名称之所指，对理解广州湾的租借史有重要意义。就笔者所知，对法租界前之广州湾地名的开创性研究者，是已故湛江市博物馆馆长阮应祺先生，他在1982年发表的《清末广州湾地理位置考》一文中（以下简称“阮文”），通过研究史志等文献和实际考察，得出了以下结论：
清末广州湾是广东吴川县南三都上面的一个“坊都”(现在湛江市郊区南三公社灯塔大队所辖村落)及其附近港汊海面，范围相当狭小，不是指今天的湛江港，更不包括雷州府遂溪县所属的任何陆地或海面。
这个结论，尤其是“广州湾是广东吴川县南三都上面的一个‘坊都’(阮文有的地方又称‘村坊’)及其附近港汊海面”这句话，堪称经典；因为就笔者看到的材料，无论是宣传文字、网文、论文或书籍，在谈及法国租借以前的广州湾时，几乎都因循了或者说采纳了与此相同或类似的表述。
现在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笔者较便利地找到更多与广州湾相关的资料。通过分析研究明清方志舆图中对广州湾的记述和描绘，笔者认为，阮文的上述结论虽然没有大错，但表述不太准确，也不够全面。广州湾作为一个地理名称，是多义的，其内涵是很丰富的。
一、广州湾是一特定的险要海湾
由于年代久远，广州湾作为地理专有名词何时出现，已不得而知。在现存古籍中，对广州湾最早的明确记载为嘉靖四十年（1561）出版的《广东通志》第二卷《高州府图经》所附之《高州府舆地图》中，在府南海面上标出了广州湾字样。其第二十一卷“海道江道哨兵”一栏中叙述了广州湾的位置和驻兵：
吴川县广州湾，在南三都地方，东南滨海，离县四十里。宁川所旗军七十七名，民壮：电白县四十名、吴川县六十名。驾哨船二只防海寇。
嘉靖四十一年（1562），《筹海图编》出版。此书是官方大员主持编写的备倭海防图论。其中在论及广东西路海防时，指出了广州湾的重要海防地位：
高州东连肇广、南凭溟渤，神电卫所辖一带海澳，若莲头港、汾州山、两家滩、广州湾为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当托之匪人，以贻保障之羞也。
这段话被以后的各种海防书籍、史地方志不断转引、转述，俨然成为权威之论。但笔者发现，成书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前的《岭海舆图》中有一段话：
神电卫在电白县所辖一带海澳，防御号令，兵符重寄，尤不当托之匪人。守疏则衅益炽，功成而农亦妨。
此段出自该书《高州府图序》的文字，应是上引《筹海图编》那段话的原型。该书虽然没有举出若莲头港、广州湾等具体海澳名称，却在《高州府舆地图》中画出了广州湾，上述嘉靖《广东通志》复制的即是所标注的。这应该是迄今所见最早标出广州湾名称的地图。
从最早记载广州湾的文字和地图可以知道，广州湾是一个海湾的名字。“神电卫所辖一带海澳，若莲头港、汾州山、两家滩、广州湾为本府之南翰”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广州湾是一个“海澳”。海澳即海边弯曲可停船的地方，也就是一个可停船的小海湾。《岭海舆图》中的地图把广州湾标在海中，也说明它强调的是一个水域的名称，而不是一个陆地上的地名。在《岭海舆图》和其他舆地图里，可看到广东海面有许多以“湾”为名的水域，如广州的杀湾，潮州的清湾、南湾，高州的博茂湾、莲头湾，还有粮船湾、布袋湾、三娘湾、白沙湾等，它们都是海湾或海域名，广州湾不可能例外。
“兵符重寄，尤不当托之匪人”说的也是广州湾这个海湾地势险要，需要派得力官兵防守。嘉靖《广东通志》的记载说明，至少从明代始，广州湾附近就有重兵守卫。明代是防倭寇和洋匪海盗，清代主要是防海盗。广州湾之所以险要而为海防重地，是因为湾内港汊众多，容易泊船，易守难攻，往往成为洋匪海贼盘踞的基地。这在史志中有不少记载。顾炎武摘录的明代海防书中说：
限门则有新门、三合窝、硐洲、广州湾等处，皆可札船；贼每寄椗其中，窥伺货艘往来，即为掩袭剽掠之事。
嘉庆十年（1805）九月，两广总督那彦成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
粤东滨海地方皆有盗船停泊之所，而大帮匪船倚为巢穴之固，则惟吴川属之广州湾为尤著。该处有井泉可供汲饮，港澳可避风涛，西近湛川，北接赤坎，皆有米粮足资接济；乘东风之便则直趋琼州，西南风起则径向东、中两路，游劫得利又复归泊。
广州湾既为贼窝，官兵与洋匪在广州湾附近的海战历来不断，有时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例如，嘉庆六年（1801）八月，盘踞广州湾的海寇侵犯麻斜，麻斜炮台把总房士升（吴川人）慷慨誓众，抬炮冲下沙滩，英勇防守，遭洋匪设计暗算，被乱刀分尸，壮烈牺牲。嘉庆八年（1803），英勇善战的总兵黄标与广东提督孙全谋出海追捕海盗，兵败广州湾，愤懑而死。方志是这样记载的：
贼遁广州湾。湾险不可进，标欲合兵守隘，俟贼粮尽而歼。孙妒标功，谓曰：久有风涛患。乃少分兵，令标守隘。贼方困，侦知官兵战船少，冒死冲突。众寡不敌，标乃占上风，发炮烟迷贼艘，佯作追捕，全师以退。仰天叹曰：失此机会，海氛何日已也！愤懑成疾，卒于电白营。濒卒犹跃起大呼“放船”云。
这两件事后，吴川诗人吴河光悲愤感慨，作《登麻斜炮台》七律二首，其中有“孤台南枕广州湾，一派奔涛撼远山”“临海十年无静夜，重洋万里不通艚”“太息将星今已坠，天南风雨正萧骚”之句，充分说明广州湾被海贼盘踞给社会民生带来的沉重压力。
嘉庆十四年（1809）二月，提督孙全谋率百余艘兵艇出海，围捕以郑一嫂为首的红旗帮。红旗帮当时刚刚聚于广州湾，孙全谋欲出其不备，突袭取胜，结果遇到郑一嫂的巧妙抵抗，遭到惨败，损失了十四条战船。嘉庆十五年（1810），总督百龄才把广州湾和广东海上猖獗一时的海寇基本剿平。
细读以上海战的记述更可以看出：广州湾是一个确有所指的具体的险要海湾。那么这个海匪经常出没、发生过多次海战的广州湾在什么地方？
清同治年间广东官方主持编辑的《广东图说》指出了广州湾的相对位置：
县东南海岸与电白县西南海岸以那菉港分界海边皆暗沙，最为险阻，西南为茶亭汛，又西南过文峰汛，又屈东南过限口，又屈西南过限门村，又西南过限门港，又西南过茂晖汛，又屈东南过利剑门，又东南过田头汛，又屈西南过广州湾一望汪洋，最为险阻，又屈西过港汊，又西过南绰，又西过港汊，又西过特呈，又屈西北过港汊，又西北过麻斜一带暗沙，天险难越，有炮台，与遂溪县东南海岸分界。
光绪十八年（1892）出版的《吴川县志》中说得就更明确具体：
海港自利剑门而西，而博立，而新场，而张屋，而麻斜，达于新门，凡三十余里。其小港又自利剑门经莫村，南过龙起滘，出广州湾。
据此，找到莫村、龙起滘，就可知广州湾确切位置。光绪《吴川县志》正文前有极详细的《吴川县全境图》，地图很大，以标明纵横数字的方式分割成30页。把纵5横2、纵5横3、纵6横2、纵6横3四张图拼接起来，即是吴川县南二都、南三都、南四都的部分。图上自利剑门至新门和“自利剑门经莫村，南过龙起滘，出广州湾”的路线，都可看得一清二楚。
可见，当时的南三都竖向有六个岛屿并列，岛屿之间南北都有水道相贯通。东面两个岛屿（田头岛、北颜岛）之间的水道（当地人称为南三岛东水）最宽阔；位于其南面出口，由地聚、田头、北颜三岛形成的海湾即广州湾。史志记载，明洪武年间起，专门负责海上巡逻捕盗的吴川宁村巡检司一度设在地聚岛，很明显是把险要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海域作为监守的重点。
然而，《吴川县全境图》并没有把“广州湾”三字标在湾口附近，而标在了南三都（今南三岛）东南端海面，这一点有待下文论述。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广东舆地全图》虽然比较粗糙，但标出了广州湾的实际地理位置。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一百多年以后，对比如今的南三岛与当年的南三都，海、陆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过龙起滘，出广州湾”的水道业已消失，仅仅留有一些痕迹；广州湾沿岸，有的陆地已向海内延伸，海水又大片侵蚀了有的陆地。虽然循着历史痕迹可以勾画出当年广州湾的轮廓，但原来“最为险阻”的广州湾已不复存在。历史不能忘记，广州湾最早是作为一个险要的海澳而被朝野所知，并载入史册的。
二、广州湾海域
广州湾作为一个确有所指的特定海湾或海澳，已如上述。但在明清的方志舆图中，广州湾往往不被标注在上文指出的确定位置，有的标在南三都东南面或南面，靠近硇洲；有的标在西面或西南面，靠近遂溪界；有的标在西北，靠近麻斜炮台，等等。这并非绘图者标注得不准确或标错了位置。例如，道光十八年（1838）出版的《广东海防汇览》，由广东督抚衙门组织广泛搜集资料，著名学者认真甄别而编成。当时的高州知府王朝纲、雷州知府高泽履都参加了编辑，广州湾的位置是不可能搞错的。但此书就把广州湾的位置标在了石门港的出口、麻斜炮台以南附近，离南三都的广州湾有相当的距离。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明清的史志舆图中，当涉及海防事宜或具体海防事件时，广州湾有两个所指：有时指南三都田头岛、北颜岛水道出口那个具体的险要海澳；有时指石门港出口以南（现霞山海滨公园、坡头麻斜以南）由南三都、硇洲岛、东海岛围起来而属于吴川管辖的那片海域，即如今的湛江湾当年属于吴川县的那一部分。这片海域的文字表述，往往也为“广州湾”。 这片被称作“广州湾”的海域的范围可由当时海上巡洋会哨的规定推断出来。
所谓巡洋会哨，是明清时代一项重要的海防制度。巡洋即驻防水军按其所辖领域沿一定路线在海上巡逻，亦称巡哨。会哨是相邻的两支或多支巡哨船队按规定时间在其各自所巡海域之交界处相会，互换凭证，并接受上级官员稽查。巡哨制度规定：“各该会哨处所均属各路舟师必到交界地方，并非越境远涉。”会哨地点由会哨各方约定，一般在交界处的洋面或附近小岛，不会深入对方巡逻领域。会哨制度经常调整。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嘉庆七年（1802）的会哨规定：
西上路总巡：硇洲营与雷州营二月初十日在广州湾会哨；电白营与硇洲营二月初十日在广州湾会哨。
电白营、硇洲营和雷州营三支船队不可能都到南三都北颜岛的那个广州湾会哨。硇洲营与雷州营的会哨一定在硇洲、雷州与吴川三营所巡逻海域之交汇处，它应在南三都的西南，即雷州的东海岛以东、吴川的硇洲岛以北与吴川营所辖海域交界的某地；同理，电白营与硇洲营的会哨必定在南三都东南，即电白营、吴川营、硇洲营所巡逻海域的交界处。
西上路分巡：吴川营与硇洲营正、三、五各月每月二十日在广州湾会哨；吴川营与雷州营右营二、四、六各月每月二十五日在广州湾会哨。
如上面的分析，吴川营与硇洲营的会哨，必定在吴川南三都之南，南三都与南四都（硇洲）海域的交界处。吴川营与雷州营右营的会哨必定在吴川所属海域与雷州所属海域交界处，即南三岛的西面或西北与雷州海域交界的某处。
从以上分析可知，会哨广州湾之“广州湾”的范围，是指吴川南二都、南三都的西部海域，其西及西南以包括东海岛在内的遂溪所属海域为界限，其南以驻防的硇洲营水师所辖之硇洲北部海域为界限。
有时为了更确切地表述这个“广州湾”所指海域，又把它称作“广州湾洋面”。高雷本地的方志都有叙述：
广州湾洋面在田头汛南面外洋，其西即吴川、遂溪两邑海面分界。 海头炮台，郡城东北一百四十里。东与吴川麻斜炮台对峙，外通东头山、广州湾等处洋面。
官方也这样使用。嘉庆十五年（1810）《分段派拨巡洋章程》中云：
西路东海地方设立师船十号，酌驾吴川、硇洲各营兵丁五百名，即排硇洲营都司、吴川营都司、吴川营守备，并带各营千把总，在于东海、硇洲、广州湾洋面巡缉。
由此可见，如今称作湛江港湾的海域，当初在海防上分属三个海域或洋面，即东海海域、硇洲海域、广州湾海域。
我们发现，史志舆图中许多地方提及广州湾时，往往指的是广州湾洋面。例如：
凡舟之从硇洲北而入雷州海头各港，必从广州湾而来；凡舟之从硇洲南而入雷州、双溪各港，必从砂尾而至。
从硇洲北面到雷州海头各港口的船只，没有必要经过南三都的广州湾，“必从广州湾而来”无疑指的是从广州湾洋面而来。
再如，1896年（法国提出租借广州湾的前两年）出版的《皇朝直省舆地全图》，在雷州半岛以西的海面上，仅仅标有“广州湾”三字，我们不能认为那是标注雷州半岛以东（今湛江港）的整个海域，而只能把它理解为标注的是广州湾洋面。因为一张全国性的地图不能巨细无遗，只能标注重要的和主要的地理位置。
再看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两广总督谭钟麟给朝廷的奏折中的一些句子：
高州府吴川县属之广州湾，海面绵亘数十里，东界吴川属之麻斜，北界雷州遂溪属之海头，均设有营汛炮台。
法人去岁至今春，常有兵轮在广州湾一带往来游弋，测量水道，绘画形势。
忽又于九月占据广州湾对海之硇洲营汛炮台，情势汹汹，莫可阻止。
查法人议租广州湾，系高州府吴川县属地，且总署原有不筑炮台、不驻陆兵之议。今乃界未勘分，辄于广州湾之外越界强占雷州府遂溪县属之海头汛，近又强据硇洲炮台，似此不照原议，强占不已，实出情理之外。
很明显，这些句子里的“广州湾”，指的都是广州湾洋面。它表明，法人当初以作为屯煤泊船之所为借口要强租的广州湾，从海域来说，一开始表面要求的就是广州湾洋面及其沿岸陆地（当然还包藏更大野心），并非只是南三都北颜岛旁的那个广州湾海澳，而谭钟麟等清朝官员也是这样理解的。
可见，弄清了“广州湾”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指“广州湾洋面”，并且弄清了“广州湾洋面”之范围，不仅解释了在明清舆图中广州湾位置标注的差异，更有助于解读有关广州湾的历史文献，使我们减少许多困惑或误解。
三、作为行政村的广州湾
海洋伸入陆地的部分曰海湾。在人们的海洋活动中，环绕海湾三面的海岸及其附近陆地与海湾被视为一个整体，人们往往习惯用海湾的名字称呼海湾沿岸的陆地。因此，用“广州湾”指称其依附的近海陆地，甚至把它作为陆地上的地名，也就顺理成章了。
明清的方志舆图大多数把广州湾标注在海中，但也有几幅图把广州湾标注为海岛的名称。这些标名为“广州湾”的陆地（岛屿），从其地理坐标看，均为南三都几个岛屿所在之地；而在其他舆图中，这些岛屿一般被标注为“南三都”“南三背”“田头汛”“麻练沙”等。为什么有些图把它标注为广州湾呢？这与有些地图把南三都的岛屿标注为田头汛的情况相似。田头汛在广州湾北面，其驻军是专门防守广州湾一带水域的。嘉庆十一年（1806），两广总督吴熊光曾向嘉庆皇帝汇报过广州湾沿岸状况：
广州湾前临大海，一片沙滩，沙性松浮，难于建造炮台营汛，唯有附近广州湾之田头村、龙起滘等处要隘，派拨弁兵日夜巡守。
田头汛是海防要塞，位置重要，所以一些地图把它所在的岛屿甚至整个南三都的岛屿直接标注为田头汛。这里的“田头汛”不是岛屿的名称，而是表明田头汛的位置。同理，广州湾是海防要地，所以有的地图把它所在岛屿标注为“广州湾”。因此，这里的“广州湾”不应被看作地名，它并不表示这个岛屿名为广州湾，只是标注广州湾所在的位置。
明嘉靖十四年（1535）成书的《广东通志初稿》记载了吴川县的广州湾渡口。渡口以广州湾为名，说明它在广州湾沿岸，但不能直接说明附近陆地有个叫广州湾的地方。如今能找到的出现陆地上广州湾地名的文献，是现存最早的吴川县志——雍正《吴川县志》，其在南三都下属的十三个村名中，列出了广州湾。据此可以推断，广州湾作为陆地上的地名，至晚在清雍正朝已经存在。光绪《吴川县志》在南三都所属广州湾名下注明：“城南六十五里，殷、曾、陈杂居，分四五村。”按照光绪《吴川县志》所记南三都所属十三个村的村名，再来审视上引吴川县的详细地图，可以发现，广州湾之西的地聚岛上的村庄被命名为“地聚”，田头岛南部面临广州湾的几个小村庄被命名为“木谓”，东面北颜岛南端最下方的海边，地图上标有“广州湾靖海宫”，可知这一带陆地即是广州湾。除去广州湾海口周围已经榜上有名的地聚、木谓及北颜岛中部的青训，靖海宫北面的几个小村庄，即沙头村、雷锡村、沙腰村、伦兴、北颜滘等，就是陆地上的广州湾，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灯塔村委会的范围。这一点，阮文已经考察得很清楚，并且得到公认，兹不赘述。
广州湾不是一个自然村，它是由上述几个自然村组合起来的一个乡村基层行政管理单位。明清时期中国县级以下乡村行政管理实行的是传统的乡里制和保甲制，有“乡”“都图”“里甲”等名称，但各地设置的名称和管理层级很不一致，差异极大，各时期名称亦有变化，就连高州府几个县的设置名称也都各不相同。县志对吴川县基层行政组织的设置和变迁有说明：
考明初置，因邑之大小编户为若干里，而一里之中复区为十甲……虽现年之名屡经釐革，未免名去实存。邑旧为十八都，都为十甲。
照此说明，“都”相当于“里”，而“都”的下一级行政管理单位相当于“甲”，广州湾应是南三都辖下的一个“甲”。清代不少地方把“甲”称为“村”，或“甲”“村”并称。因此，南三都下的广州湾，可称为广州湾村。但这个村不是自然村，而是人为设置的行政村，就像清朝以后，这块地方曾先后叫第二保、灯塔乡、灯塔大队、灯塔村委会一样，都是人为的行政区划设置。
现今涉及广州湾的文献，包括新编的地名辞典和地方志，都把清代南三都广州湾这个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称作“广州湾村坊”，有的还称为“广州湾坊都”。这两个名称有很大语病，都不妥当。为了使表达更为准确、更为接近历史真实，下文不得不“咬文嚼字”一番。
先看“村坊”二字。明清时代，县级以下行政管理单位有“村”与“坊”这两个专门名称，而没有“村坊”这一名称。“坊”是住在城镇里的居民基层组织单位，“村”是住在乡村的居民基层组织单位，它是从唐朝延续下来的。请看《旧唐书》的记载：
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邻为保。邑居者为坊，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民各业。
“村”与“坊”作为一级行政管理组织名称，与“府”“州”“县”等是一样的，只能说“某某府”“某某州”“某某县”，而不能说“某某府县”或“某某州县”；同理，对于基层行政组织的“村”或“坊”，只能说“某某村”“某某坊”，而不能说“某某村坊”，因为“村”“坊”标志着不同的居住地区。“村”“坊”有时也连在一起用，但它的意思只是表示“村与坊”“村或坊”，如说“某某县分为某某个村坊”等。
“村坊”除了上述意义外，在古今汉语中，还经常被作为普通名词使用，如“出门信步作闲游，野庙村坊到处留”之类。“村坊”作为普通名词，与“村庄”“村落”是同义词。普通名词表示的是某些或某类事物，一般不能用来指称独一无二的特定事物（即个体）。在这种意义下，可以说诸如“广州湾一带的村坊”“附近的几个村坊”“五个村坊”等，但不能说诸如“这个村坊”“某某村坊”等。说“广州湾村坊”等于说“广州湾村庄”，显然不通。
“坊都”与“村坊”类似，它是“坊”“都”两字的组合，此二者也是明清时期县以下基层行政区划的名称。“在城曰坊，在乡曰都”，城里的居民划为“坊”，城外乡野的居民划为“都”。“都”（又称作“图”）比“村”高一级，相当于“乡”或“里”。光绪《吴川县志》卷一“坊都”一栏不仅记载了吴川县十八个“都”及其所辖之“村”（或“甲”）的名称，也记载了诸如“南熏”“太平”“绣衣”等九个“坊”的名称。吴川县与其他各地一样，从来没有过叫“某某村坊”或“某某坊都”的地方，不管是自然村还是基层行政单位。与“村坊”不同的是，古今汉语中根本没有“坊都”这一名词，两字连在一起的“坊都”，表示的唯一意思就是“坊”与“都”，因为古代没有标点，所以看似像一个词。因此，“广州湾坊都”更为不妥。笔者认为，用“广州湾行政村”这一名称代替“广州湾村坊”和“广州湾坊都”，应该更确切一些。
四、 “广州湾”抑或“广洲湾”？
与广州湾的名称相关的还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广州湾原来的名字为“广洲湾”，当年法国侵略者强租了广州湾后，把“广洲湾”改成了“广州湾”。论据有二。其一曰，古代史志中，“广洲湾”与“广州湾”两种写法都有，但以写作“广洲湾”者居多。其二曰，“洲”是水中陆地的意思，当地居民总是把海岛称“洲”，州县之“州”不能表达这个意思。光绪《高州府志》卷末的一个“订误”，给予了这个论据极大的支持：“广洲湾——案此洲在吴川境，字从水旁，乃洲渚之洲，凡写作州郡之州者皆误。”
其实，上述的论点、论据都站不住脚。
第一，明清史志中确实出现“广州湾”“广洲湾”两种写法，但不是“广洲湾”比“广州湾”多，恰恰相反，倒是“广州湾”比“广洲湾”多很多。笔者在一个包含数万册古籍的在线阅读网站上，用关键词“广洲湾”搜索仅得13条，而“广州湾”搜索得133条，后者是前者的十倍。
第二，“州”与“洲”在古代是通用的，“水中陆地”就是“州”字的原始含义。下面是《康熙字典》对“州”字的解释：
《说文》：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又与洲通。◎按《说文》引《诗·周南》在河之州，今文作洲，古通。
《康熙字典》解释“洲”字说：
洲。《说文》水渚也。《尔雅·释水》水中可居曰洲。……《诗·周南》在河之洲。……《说文》本作州，后人加水以别州县字。
既然“州”与“洲”可以互通，那么“广州湾”与“广洲湾”就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许多地名本来就是约定俗成的，若一定要在其中确定一个标准的、“正统”的名称，其办法或者看哪个使用率高，或者考察何者出现得早。“广州湾”不仅比“广洲湾”使用率高，而且使用得也更早。1535年的《广东通志初稿》、1542年的《岭海舆图》、1561年的《广东通志》、1562年的《筹海图编》，直至1602年的万历《广东通志》使用的都是“广州湾”，只是到了1614年的万历《高州府志》，才使用了“广洲湾”。可见“广州湾”是“正统”。
第三，“广州湾”是官方认可的写法。查历朝《大清会典》都写作“广州湾”。查法国强租广州湾事件中的相关历史档案，在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鹿传霖、勘界大臣苏元春等的奏折及皇帝的谕旨中，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领事、法外使交涉的文件中，以及在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的原始文本中，出现的文字全是“广州湾”，毫无“广洲湾”的踪影。可见“广州湾”乃清政府对内对外正式认定的地名，所谓法国将“广洲湾”改名为“广州湾”云云，想当然耳！
五、小结
清末之前，“广州湾”一名，有海、陆二义。其最初所指当为吴川南三都田头岛、北颜岛南端与地聚岛所形成的海澳、海湾，其地势险要，是高州府南部海防要地。由于广州湾具有重要的海防地位，如今湛江港（湾）之原来吴川县所属的海域部分，又笼统被称为广州湾，或广州湾洋面。这是广州湾一名含义的引申和扩大。广州湾东之北颜岛南端靠海的几个荒僻小村组成的行政村，也因广州湾之大名而以广州湾为名。陆地上的广州湾之名来自海上的广州湾。法国强租之前，广州湾并非籍籍无名，而是历来被朝野治海防者所重视，史志不乏记载，有时甚至连皇帝（如嘉庆帝）都耳熟能详。广州湾之所以闻名朝野，与陆地上的广州湾行政村关系不大，而是缘于海上广州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也是当年法国侵略者要霸占广州湾及其周遭陆地的真实原因。
来源：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省社科联联合征编出版的《岭南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