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梅州客家民俗文化的多元因素

2023-05-24 来源:本网

  梅州客家文化,是指生活在梅州地区的居民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是历史上各类不同族群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以及互相交汇、碰撞、融合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区域文化或民系文化。其构成成分既有中原文化的遗存,又有百越文化的影响,还有其他外来文化的渗透与交融,以及当地现代文化的创造、发展。因此,梅州客家文化是一种多元性的综合文化。本文试图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明嘉靖《广东通志》记:“自汉末建安至西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梅州客家人比起岭南其他民系,是较后从中原移民的后裔,由于长期居住在山区和固守封闭式的生活传统,因而至今仍保留着中原文化的本质特征。

  (一)崇尚读书,尊师重教

  “中原古风,以农为本,以读为荣”。梅州客家人秉承中原文化的气质和“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的家风,崇尚读书,尊师重教,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素质。乾隆《嘉应州志》记:“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梅州有童谣道:“蟾蜍罗,咯咯咯;唔(不)读书,无老婆。”把读书和娶妻联系起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书的重要。在客家农村,还有“有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不读诗书,有目无珠”的乡谚。旧时,尽管多数人生活极为贫困,但即使靠挑担运输、砍柴卖挣钱糊口,也要送子女读书,这已成为客家人普遍的心态。梅州人喜读书的原因,主要是祖先从中原带来的传统,特别是受儒家“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把读书当作摆脱贫困,外出求仕、求职的谋生手段。

  梅州文化发于宋,盛于明、清。“清代雍正年间,梅县地区设嘉应州以后,每年应童子科考试的都在万人以上,为岭南各地所罕见。”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嘉应州知州王之正十分赞赏梅州文风之盛,在州衙照壁上题了“人文秀区”四个字。乾隆年间嘉应州主考官吴鸿撰文云:“嘉应之为州也,人文为岭南冠。”清嘉庆年间,梅州读书人已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梅州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据《广东通志》载: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二年(1797年),一连五科乡试解元梁念祖、宋湘、叶钧、丘作霖、李汝谦,均是嘉应州人,这就是历史上嘉应州“五科五解”之盛事。又据《嘉应州志》载:在清一代,梅人登进士者有李象元等67人。其中,梅县有清朝中叶岭南三大诗人之一宋湘,清末著名爱国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大埔有“不辱使命的外交官”何如璋,丰顺有军事家、诗人丁日昌,蕉岭有爱国志士、诗人、教育家丘逢甲,兴宁胡晓岑、五华温训等的诗文,在晚清也较出名。

  新中国成立后,梅州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得到发扬,文教事业更加蓬勃发展,全市已有两所高等院校,并基本上形成了每乡(镇)有中学,每村有小学的教育网络。各类学生总人数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客家人办教育热情源于中原,而又极大地超过了中原”。

  (二)崇先报本,尊祖敬宗

  “崇先报本,尊祖敬宗”的中原古风,在客家人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建立祠堂和举行春秋两祭

  梅州各地凡大小姓莫不有祠。在县城设有家祠,在农村聚族而居,设有祠堂(俗称“厅厦”)。同村同姓所共有的祠堂称“老祖堂”,祀开基始祖及历代祖先。在祠堂内设龛立神祖牌位,每行考妣共列,记明世系、谥、讳号和官衔,穷源究委,昭穆分明。逢年过节,各姓普遍备牲仪祭祖。除祭祠堂外,还有祭墓。春祭墓、秋祭祠,家家户户相沿成习。这种崇先报本意识,在海外侨胞、旅台同胞中尤为突出。他们不远万里回来探亲,第一件事往往就是拜祭祖先,把敬祖和爱国爱乡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不忘祖宗和桑梓的拳拳之情。

  二是重视修族谱和书堂号堂联

  梅州客家人的远祖多是中原大族世家,每一个家族在向岭南逃亡中多是整体行动,完整地保留着中原“衣冠望族”的文化心态和封建宗法制度。他们定居岭南后存在着浓厚的宗族观念,以编族谱、家谱,书写堂号、堂联等形式,向子孙宣扬本族的历史和荣誉,溯宗源,报宗功,借以表达思念祖先和弘扬祖德之情。各姓的祖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从族谱及堂号、堂联中不难找到线索。

  修家谱及书堂号、堂联的来源,与魏晋时期的士族制度有关。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说:“自魏晋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以郡望自矜。唐宋重进士科,士皆投牒就试,无流品之分。而唐世犹尚氏族,奉敕第其甲乙,勒以成书。”魏晋时期建立九品中正制,本州本郡的官员,概由地方推荐,推荐的依据就是一个人的家世。结果是“下品无世族,上品无寒门”。宗族观念日益浓厚,修谱之风逐渐兴起。修谱,书堂号、堂联的目的在于溯源,光宗耀祖,因而各姓修族谱多以自己的祖先与历史上的权贵人物挂起钩来,或作为始祖,以抬高该宗族的社会地位。客家人对其先祖是中原士族总是引以为荣的,这可通过修族谱,书堂号、堂联反映出来。修谱之风系中原文化的传承。

  (三)生活习俗的传承

  梅州客家民俗文化有不少是中原文化的传承。这里仅举数例。

  1.在生活习俗方面,客家传统民居,几乎都是用“版筑”方法建造的。筑墙时,两边用木制墙板夹定,举杵夯实。这种建筑方法称“板筑”,起源于3300多年前的商代中叶。古人将“版筑”技术广泛应用于长城、城垣、宫殿、楼宇和民间建筑中。客家人继承了中原汉人这一建筑方法,广泛应用于民居建筑之中。梅州客家“围龙屋”,是我国古代中原的一种府第建筑形式,从中原传入。据《人民中国》杂志主任记者丘桓兴先生考证:“从商代的宫殿,西周、春秋的殿堂,到客家的殿堂式围屋都是一脉相承的……客家人迁至闽粤赣边区时,这里尚为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当他们经济发展、人口繁衍后,便沿袭中原先祖居住过的城堡、殿堂等建筑形式,建造了高层土楼和殿堂式围屋等。这就是客家民居与黄河流域传统民居的渊源关系。”

  客家人的传统服饰,男装称唐装,女装称大襟衫。男人传统礼服为唐装长衫,配黑色马褂,脚穿布质圆口便鞋。女子行嫁服饰为头戴嵌珠凤冠,身穿大红霞帔配百褶罗裙,脚穿红色珠绣鞋。妇女丧后可按诰命夫人的服饰殡葬:穿戴凤冠、霞帔、松鹤袍、珠绣鞋。所有这些都是中原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客家人穿木屐的习俗起源于晋,属中原文化的遗俗。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汉人纷纷南徙,穿木屐这一习惯便先后传入梅州。

  2.在节日习俗方面,梅州客家的传统节日,大致与中原汉族节日相同。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阳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等,节日的时间、含义大体与中原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在表现方式和活动内容方面。梅州客家诸如春节除夕夜合家欢宴团聚,春节舞龙、舞金狮、放鞭炮,元宵放彩灯,清明扫墓,端阳吃粽子,中元设坛敬神“渡孤”,中秋用月饼、茶酒敬月,重九登高等节日民俗活动,都是中原汉文化的遗存。

  3.在婚姻习俗方面,中原汉族的原有婚姻制度继续传承。旧时正统婚仪,严格遵守封建婚姻规范。古有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是从周礼衍化而来的。梅州客家先民定居梅州后,直至新中国成立新婚姻法颁布以前的旧社会婚姻制度,对“六礼”始终是默默遵守的。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都无权做主。在结婚的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男方彩礼、聘金的讨价还价。可见,这种封建专制的婚姻,也具有明显的买卖婚姻性质,造成了无数婚姻悲剧。

  4.在丧葬、祭祀习俗方面,梅州客家葬俗是中原文化的陈迹。如家祭礼,古代中原就有。陆游有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可见宋代以前中原就有家祭了。梅州客家葬俗是受儒家关于祖宗崇拜与孝道主张的直接影响,其清规戒律是从儒家的周礼传袭衍化而来的。梅州客家葬俗,有一整套繁文缛节,大体分报丧、安灵、入殓、家祭、埋葬、改葬等环节,今在一些客家农村仍沿用此俗。

  梅州客家人的祭墓之俗,古称“酹地”(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祀),源于中原。扫墓又称“挂纸”。扫墓时,首先铲除杂草,挂墓头纸(即在黄色的草纸上放一小块红纸,洒上鸡血,用石块压在墓头上)。这与中原地区的扫墓习俗相同。《帝京景物略》载称:“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以纸置坟头。”可见,“挂纸”也是古代中原文化的遗存。

  (四)客家方言是中原古汉语衍化而来

  方言学家们认为,无论从音韵学或训诂学方面讲,客家方言与中州(河南)古汉语最为接近,可见客家方言是从中原古汉语衍化而来的。据章太炎先生云:“广东惠、嘉二州,潮之大埔、丰顺,其民自东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同……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

  方言学家选定梅县客家话为客家方言的标准方音。梅县客家话有6个声调,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入声字、词,如药、曲、学等等;也保留了大量中原雅音,可从古代汉语中找到一致的对照,如客家话称我为“涯”“雅”,称你为“愚”“惹”,称他为“佢”(其),合称父母为“爷哀”,妻父为“丈人老”,妻母为“丈人哀”,妻称夫父为“家官”,夫母为“家娘”,称姐为“姊”,太阳为“日”,黑为“乌”,美好为“攒”“靓”,回来为“转”,就寝为“睡眠”等等,都与中原古汉语一致。

  (五)客家山歌与汉乐是中原遗风

  梅州客家人喜唱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完美地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民歌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客家山歌之所以会受《诗经》‘十五国风’的深刻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客家先民原来就是居住在《诗经》十五国风的主要地区——中原和江汉地区。十五国风,其中就包括了客家先民的民歌在内,后来,随着客家先民的不断向南迁徙,民歌也随之而被带去。”

  汉乐,是中国传统地方音乐的乐种之一,为梅州地区群众所喜闻乐见。他们还把汉乐称为“国乐”,大概是认为汉乐是中国正统的音乐吧。关于“汉乐”名称的由来,汉乐演奏家罗德栽认为:“关于汉乐的‘汉’字究竟作何解释,笔者认为可以从客家人的历史及其多元化文化特质的形成角度去理解……客家人顽强地保留着古代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至今仍流传着古代的汉乐就是例证,如早年的汉乐曲谱仍有‘中州古调’字样……汉乐中的中军班音乐,据传也来自宫廷仪仗音乐,流入民间成为民间鼓吹乐。这些都可视作汉乐是来自中原一带的汉族音乐的佐证。”

  梅州客家文化源于中原,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客家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中,原土著——百越,特别是畲、瑶等民族的文化,先期南下的汉人,特别是广府、福佬等民系的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的交流、提吸、仿效,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方面则是很明显的。”试举例阐述如下。

  (一)与南越文化的互相渗透、融合

  古南越族人喜吃鱼、贝、蛇、虫、鼠类等食物。晋代张华的《博物志》提到:“东南之人食水产者,龟、蚌、蛤、螺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梅州客家人喜吃水产,旧时还有喜吃鱼生之俗(将生鱼剖成薄片,配以“芥末”为佐料生吃),这是古南越俗的遗存。

  古代居住在梅州的畲人,一般认为是古越族的后裔。畲族妇女喜将发辫盘成髻。梅州客家妇女也有此打扮,将头发盘成高髻,系以红绳,插以银簪。“尚至村乡村妪,槌髻短裳”。显然,梅州客家妇女的这种头发打扮是受到当地畲族习俗的影响。

  梅州客家葬礼中有“买水、沐浴”习俗。《嘉应州志》载:“如还丧始死,子往河浒,焚纸钱,取水浴尸,谓之买水。”而据《峒溪纤志》谓:“僮人亲死,恸哭水滨,投钱于河,吸水而归,用以浴尸。”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谓:“浴尸,中原无此俗。”可见,“买水浴尸”源于古南越族,多见于壮族、畲族。

  梅州客家人喜唱客家山歌,畲族人也喜唱畲歌。两种山歌的表现手法有不少类似之处。如大都是七字一句、四句一首,还常用比喻、起兴、双关、叠字等修辞手法。厦门大学蒋炳钊教授认为:“虽然对客家山歌和畲歌的共性和差异有待进一步考究,可是从两族的历史加以考察,畲族这一固有文化可能为客家人所吸收,并作为自己的文化加以发展。现在的畲族中也吸取了不少汉文化的内容。由此反映了两个民族间文化上的采借、适应和涵化的过程。”

  (二)长江文化的影响

  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认为:“客家先民大部分于两晋之际就离开了中原,过了长江,侨居于江淮地区,而且一住就是五六百年(东晋——南朝——隋唐)。他们到了那里,在文化上并非抱残守缺,死守着中原文化,而是很好地利用了原有文化的优势,适应新的历史、社会、自然条件,创造了更加辉煌的新文化——南朝文化或曰长江文化。”从梅州客家一些族谱记载,有不少姓是直接从长江流域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等地流入的。大部分是从这些地方先流入江西、福建,再辗转迁入的。如蕉岭黄姓始祖黄庭政,宋末元初由浙江慈溪迁来蕉岭寨背定居。梅州谢姓始祖谢开书于宋末由会稽(今浙江绍兴)迁福建宁化石壁,其裔孙再迁入梅州各地开基。吴姓世居江南,其后部分流入梅州。不少姓望出长江流域,可从其堂号得知。如黄姓,望出武昌江夏(今江夏县),称江夏堂;何姓,望出安徽庐江,称庐江堂;涂姓,望出江西南昌,称南昌堂;姚姓,望出浙江吴兴,称吴兴堂。

  南宋末年,江南居民大批涌入岭南,部分进入梅州。他们融合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精华,对梅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在生产方面,江南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江淮地区繁荣富庶,为当时中国的财富来源重要基地之一。江南移民中有不少是官宦世家或善于经营的商人和掌握先进耕作技术的农民、手工业者。他们的涌入也带来了先进而熟练的水稻耕作技术和冶铁铸造工艺,这对地处偏僻山区,贫困落后的梅州的经济开发,无疑是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的。

  民间文化艺术方面,亦受长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丰富多彩。如汉剧,源于湖北汉水流域,故称“汉剧”。汉剧的发源地在湖北汉口,进入广东已有200年的历史,一直被当地人称为“外江戏”。1927年间,由当时任《汕头日报》副刊编辑的钱热储先生,以外江戏来自湖北汉口为由,倡议将外江戏改称为汉剧。后为别于别地的汉剧,又改称为“广东汉剧”。

  (三)其他地域文化的渗入与交融

  1.来自闽西、赣南文化的影响。

  梅州客家人,绝大多数是元、明时期由闽西和赣南转徙而来,尤以闽西汀州府属各县来者较多。梅州各姓宗谱,多载上世因避黄巢起义之乱而寄居福建宁化石壁。有些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石壁,应不限于现今宁化县的石壁一个村庄,应包括汀州府属的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上杭、武平、永定等县。从而可见,闽粤赣三角区的地域文化的互相渗透和交融就不可避免了。例如:

  民俗文化的传承,笔者等人曾到闽西汀州府属各县及宁化县石壁村实地考察,发现当地方言和习俗与梅州有许多相似之处。石壁话称我为“涯”,称我的为“雅个”。宁化《文史资料》刊载的宁化农谚有不少与梅州农谚相同,如“立春落雨到清明”。“雷公先唱歌,有雨也无多”,“春无三日晴,冬无三日雨”,“雷打秋,对半收;雷打冬,十家牛栏九家空”等。石壁村的婚嫁,古时迎亲之日男家须用“新娘轿”迎接,女的穿上红缎绣衣,头戴凤冠,鼓乐鞭炮吹吹打打,抬轿至男家。还有拜堂、闹洞房及婚后第三天回娘家“转门”。梅州婚俗与此相似。民居方面,闽西的土楼文化也输入到梅州地区。如大埔县埔北的土楼,蕉岭县北磜石寨、皇佑等地的方楼,其建筑形制、工艺,都与毗邻的永定土楼建筑相似。

  宗教信仰方面,梅州的佛教是从福建或江西传入的。如闽地的定光古佛信仰,对蕉岭就有较大影响。据《石窟一征》载:“定光古佛像在武平狮子岩前。按定光佛,福建沙县人,故闽人多奉之……乡村建醮必迎定光古佛到坛。”又据《镇平县志》在记载广福寺时记:“古传南岩定光佛,得道建寺运树于此”。可见,蕉岭早期四大寺庙之一的广福寺为闽人所建。福建人的妈祖崇拜亦传入梅州地区。梅州各地的沿河一带普遍建有妈祖庙(多称天后宫)。道教,又称天师道,奉老子为教主。梅州道教多由福建或江西传入。其中全真道中的纯阳帝君吕洞宾的纯阳派和太一道,先在福建各地流传,19世纪后又传入粤东地区。如在嘉应州城紫金山顶供奉“吕祖大仙”,设坛参拜。在蕉岭广福有吕祖庙等。蕉岭会仙洞的道观也是由福建武平人黄道云所建。

  民间文艺方面,汉剧是由湖北经江西、福建传入的。梅州的提线木偶戏是400多年前明万历年间由浙江经福建传入的。关于五华、兴宁的民间采茶戏的来源,“采茶戏据说源于江西省安远县境的九龙山,它是由当地的采茶女与牧童的歌舞发展而成的,约有200多年的历史……采茶戏的音乐来源,受赣南采茶戏的影响更大。”

  2.来自潮汕文化的影响。

  梅州毗邻潮汕,历史上长期属潮州府治,经济文化交往密切。潮汕文化(也称福佬文化)比梅州客家文化的形成更早,因而在交往中会自然对梅州文化产生直接影响。

  梅州地区的“三山国王”神是传说中的地方守护神,其祖庙在揭西霖田。历史上,潮州、揭阳等地民众,或因天灾,或因战祸,或因商贾而迁移至梅州各县居住者不少。有的移民便把原居地“三山国王庙”的香火带来,在新居地筑庙,作为保护神供奉。相传梅县泮坑的“三山国王庙”就是潮州移民熊氏所建,后来熊氏家业不断发达,当地便产生了“泮坑公王保外乡”的口头禅。这一口头禅在梅州客家地区广为流传,对广大旅外侨胞和台胞则具有远道回乡膜拜的巨大吸引力。“三山国王”信仰,因其具有图腾性而成为潮州和梅州海外同胞寻根的依据。故能牵动海内外同胞的心。福佬语系与客家语系的这一共同信仰,反映了潮汕文化与梅州客家文化的互相交融。

  饮食文化方面,潮汕人喜吃海产的习俗也传入梅州。据《石窟一征》载:“海味皆从惠潮来,非土产也。”从潮汕运进来的海味,如墨鱼、鱿鱼、带鱼、马鲛鱼、海乌、海带、蚶、紫菜以及用鱼腌制成的“鱼露”等等,早已进入梅州千家万户。

  3.来自广府文化的影响。

  广府民系是岭南三大民系中最早形成的民系。它的形成可追溯到秦统一岭南时期。后来,广州成为岭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广州及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生产、商业贸易的兴起与繁荣,势必对地处粤东地区的梅州发生影响。梅州圩市的形成属其中一例。定期集市称圩市,是岭南商品交换的集散地。岭南圩市始于唐,盛于宋、明,首先在商业活跃的珠江三角洲产生,后来逐步传入梅州。宋代钱易更的《南部新书》云:“端州(今肇庆)以南,三日一市,谓之趁圩。”梅州各地都在建县后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入,人口增多,生产发展,逐步有圩市。如《镇平县志》记:“县有东门圩,县东城门外;三圳圩,县南十五里;新铺抒,县南三十五里。”可见,蕉岭的圩市是在明末建县后始有的。

  又如,广府人喜吃蛇的习俗传入后,梅州各地也视蛇肉为珍品。餐馆、酒楼有蛇丸汤,喝蛇血、蛇胆亦很普遍。广州有名的三及第粥,被梅州客家人借鉴做成“三及第汤”,即用新鲜猪肉、猪肝、粉肠煮成的清汤,取名吉兆,味道又好,成为梅州客家人所喜爱的菜式之一。

  客家方言也由于与广府人的交往而产生一些借入现象。如广府话“啱”,是恰好、正好之意。客家话称正好为“啱线”,源于广府话。又如“叻”(能干、聪明)、“番枧”(肥皂)、“番茄”等粤方言传入客家地区,成为客家方言的借用词。

  4.来自海外文化的渗透。

  梅州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回乡时势必带来侨居地的文化,使梅州客家文化更加异彩纷呈。

  中西混合式民居,是梅州侨乡的特色之一。梅县白宫的联芳楼就是这种民居的典型代表。联芳楼外表看是一幢西洋风格的建筑,在两层楼上建有3座穹顶的钟塔,正面有30多根柱子,20扇拱形窗户以及墙面、墙角,都装饰着欧化浮雕和绘画。穿过西式门楼进去,屋内却是三堂四横的殿堂式围屋,这里的走廊柱子和楼梯地面的装饰,全是龙凤、牡丹等中华民族图案。此类建筑在梅州各县都有,如悔县程江的万秋楼、大埔的蓝森堂等。

  衣着穿戴的影响。客家人曾流行戴一种称为“荷兰帽”的帽子,是从荷兰传进来的。西装、圆脚反领衫、夏威夷短袖平脚反领衫等也是从海外传进来的。交通工具中的自行车(旧称脚踏车),最初是由华侨从国外带进的。梅州有童谣道:“脚踏车,溜溜过,阿吕哥,戴毡帽。”这就是华侨形象的写照。

  语言的影响。梅州客家方言中常杂有一些外国语言。如打球称“打波”(球的英语是Ball),公共汽车称“巴士”(英语Bus),出租小汽车称“的士”(英语Taxi),商标叫“唛头”(英语Mark)。还有称饼干为“罗帝”,称皮箱为“甲必”,称干活为“做巴力”,都是从印尼语音转译过来的。客家话“捣郎么,邦晒有”的“捣郎”,则是马来语“打帮”的意思。

  宗教文化的输入。天主教、基督教在清代鸦片战争以后陆续传入梅州。最早传入的为天主教。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旅居马来西亚的华侨天主教徒吴东将天主教传入嘉应州的书坑村。以后外国传教士陆续在兴宁赤砂岭、五华元潭、蕉岭叟乐、梅县黄塘、丰顺埔寨、平远东石等地建立天主教堂。1926年成立天主教嘉应教区,管辖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平远、大埔以及龙川、和平、连平9个县的教会。嘉应教区成立后,天主教在客家地区发展迅速。“据1950年调查,1949年兴梅地区天主教仍有外籍神父、修女29人;中国籍神父、修女22人;教堂29间,祈祷分所20多处;教徒约1.56万人。另外还有圣约瑟修院1间,女修道院6间,教会办的中学1间,小学6间,识字班4个,施药处7个,织布厂1间,自行车店1间。”外国宗教的传入,客观上对梅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客家传统民俗文化是多元的,同时又是自成一体的。如民居中的土楼文化,崇先报本的堂号、堂联文化与丧葬祭祀文化,多神信仰的宗教文化,以及刻苦耐劳、开拓进取、爱国爱乡、勤勉好学等精神,还有讲客家方言等特点,都自有风格,不同于别的地域、别的民系。这些民俗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传统的丧葬、祭祀活动中,仍存在较浓的封建迷信色彩;迷信鬼神的多神信仰仍很普通;结婚讲彩礼的买卖婚姻陋习仍时有发生;赌博、卖淫嫖娼等劣俗流弊也屡禁不止,等等。今天,梅州客家人正在努力弘扬先民的优良传统文化,逐步摒弃、改造那些陈腐、落后的封建文化糟粕,不断创造、发展客家现代文化。它必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丰富、成熟,这是梅州客家人对现代高级文化追求的必然结果。客家现代文化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作者:赖雨桐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