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德《南海志》看广州

2023-05-19 来源:本网

  大德《南海志》残本(原有20卷,现存卷6—10卷),元初陈大震修,吕桂孙纂,是流传于现在的最早的广州旧志。研究广州的历史,大德《南海志》提供有大量的资料。

  今天的广州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的,因此,研究今天的广州,得注意历史上的广州。本文试从大德《南海志》的残本中所反映广州特色的部分资料作些分析。

  户口与主客户

  大德《南海志》残本卷六,“户口”载:“广州为岭南一都会,户口视他郡为最”。大德《南海志》的统计,广州在西汉时,户数:19613,口数:94253。据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一书的《前汉各州郡国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数和每户平均口数》表,大德《南海志》这一户口数字是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统计。大德《南海志》记后汉广州户数:71477,口数:250282,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后汉各州郡国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表,大德《南海志》这一数字是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统计。大德《南海志》记晋时,广州户数:37481,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西晋太康初年各州郡国户数及每县平均户数》表,只记有晋武帝太康初年(3世纪80年代)南海郡户数:9500。大德《南海志》记南朝宋广州户数:8574,口数:49157。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刘宋各州郡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表,大德《南海志》这一统计是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的数字。大德《南海志》记隋广州户数:30483。《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隋各州郡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表统计,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扬州南海郡户数:37482。与大德《南海志》的数有所不同。大德《南海志》记唐代广州户数:42235,口数:221500。《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唐贞观十三年各道府州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表,记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岭南道广州户数:12463,口数:59114。另:《唐天宝元年各道郡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表,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岭南道南海(广州)户数:42235,口数:221500。据此,知大德《南海志》所记唐代广州户口数即唐玄宗天宝元年的统计数字。大德《南海志》记宋代广州户数:主户:64796,客户:78463。《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北宋元丰初年各路府州军主客户数及客户所占的百分比》表,从《文献通考》引毕仲衍《中书备对》材料,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客户数为78465,与大德《南海志)所记“78463”不同。《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无南宋各州户口的统计。大德《南海志》所列南宋孝宗淳熙数字,无从查对。

  从大德《南海志》的简略统计,广州户数从西汉1万多户到东汉增至7万多户,晋时减为3万多户,南朝刘宋更降至8500多户。隋代户数3万多户与晋时差不多。唐代增加为4.2万多户,到宋突增至143259户(据大德《南海志》所列主、客户数相加。《宋史·地理志》卷九十记,广州元丰户143261,与此数微有不同)。南宋孝宗淳熙时(1174—1189年)继续增为195713户。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户数是172284户。从汉至元初,广州户口最多时是宋代。宋代确实是广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至于南宋初年,广州户口突增,则与北宋灭亡于金,南宋山河半壁,中原人士纷纷走避岭南有关。

  元初,广州路包括广州路总管府录事司和7个县:南海、番禺、东莞、增城、香山、新会、清远等。大德《南海志》先记录事司,然后分述7县。从户口看,南海县最多,67166户;其次是新会县,有30913户。最少是清远县,仅1745户。再与岭南广州以外其他州府作比较。据王存《元丰九域志》资料,大德《南海志》所记宋代广州户数当是元丰初年的统计数字。现将《元丰九域志》所载岭南各州户数统计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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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空间的视角作横向的比较观察,宋代岭南各州的户口最高是广州,达到了14万多人。其余各州,最多的如潮州也只有74682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岭南各州人口的比较,可以说明宋代广州在广南东路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这与今天广州的开发有历史关系。

  在宋代,主户是指城市有房产或农村有田产,应纳税服役的人户名称,分坊郭主户和乡村主户。客户是指城市无房产或乡村无田产的人户名称,分坊郭客户和乡村客户。客户中坊郭客户为数比较少,主要是乡村客户,而乡村客户则是以佃户(佃客)为主体的贫下家户,宋代客户与主户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有产户这点上;客户已由唐代的客籍户转变为无产户。

  主客户是宋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比较复杂,有些事情限于资料,目前尚难断定。这里先从几个统计数字谈起。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广南东路各府、州、军主客户数及客户所占的百分比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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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的统计看,情况是复杂的。当然,古籍中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可作为分析问题的一种依据。

  第一,客户率的高低,反映了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租佃农民与自耕农民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客户率低,主户率高,表明该时期或该地区自耕农民所占比例较大,农业经济较发达;反之,客户率高,主户率低,则表明该时期或该地区自耕农民所占比例较小,地主占有土地较多。

  第二,据《元丰九域志》,元丰初年,岭南道的广南东路客户占总户数的39%,广南西路则是33%或24%。广南东路客户比率稍高于广南西路。其中原因,还要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却值得注意,客户在农村是专指佃农,在城市则有大量坊郭客户的非税户。坊郭客户包含有流入城市的商贩和待雇的佣作以及没有固定职业的所谓“游食”,广南东路的工商业比广南西路发达,城市中的浮动客户肯定比广南西路多。

  第三,从广南东路各州情况看,客户所占百分比较高的有:南恩州、惠州、端州、广州、梅州等。比例较低的有:韶州、南雄州。大德《南海志》记载广州在南宋淳熙年间主客户数是:主户82090户,客户113623户。两数相加得总户数195713户,客户占总户数的58%,这条材料可补乐史《太平寰宇记》和王存《元丰九域志》的记载。因上两书所记仅是北宋情况。北宋《元丰九域志》记广州主户数为64796户,客户为78465户,总户数为143261户,客户占总户数的55%,这说明广州从北宋中期元丰年间至南宋淳熙时,客户数字变动不大,自耕农比北宋中期稍有减弱。

  广南西路的雷州,据《太平寰宇记》载,北宋初太宗时(976—997年),客户比例最低,只占总户数的5%(可能统计数字不准确)。至北宋中期,神宗元丰时(1078—1085年)突增至69%,这是为什么?雷州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落后,地主占地多,自耕农少,无地的佃农多,半农奴制流行,客户比例自然增高,这是一般的情况。广南东路有些州县,客户比例高的,也是这样的,如惠州市井萧条,生产落后。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农业生产并不落后,而工商业发达,如广州对外贸易繁荣,非税户的浮动坊郭客户多,客户的比例也就高了。还有广州所属几个县盐业发达,盐工灶户多,也是浮动客户比例增高一个因素。大德《南海志》卷六“盐课”记载,属广州所管的有:靖康、香山、东莞、归德、黄田、海晏、矬峒7座盐场。惠州有淡水、石桥2场。南恩州有双恩、咸水2场。《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记:广州、东莞、静康等13场(疑《宋史》之静康即大德《南海志》之靖康)。但《元丰九域志》卷九、《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则说当时广南东西路有一种盐场,同时又有一种盐口栅。广州所有的也不全是盐场。

  端州也是客户比例较高的,这与当地制砚工业的发达、浮动的贫民或制砚手工业者多有关系。

  第四,学田、官田多也是客户增多的因素。大德《南海志》卷九“学校”的记载,广州的学校就很发达,有路学、书院、县学,这些学校都置有学田。按照宋政府的规定,学田或官田,许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就是佃客或第五等户承佃。但从现存的有关学田的材料看,学田的租佃并没有完全按国家规定执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能租到学田或官田的很少。大部分学田或官田多被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即二地主或中间地主租佃去了,这些二地主、中间地主并非客户。宋代文献中所见的“赵府”“钱府”“卫九县尉”以及“柳七一官人”等都是这一类人。从这些名称看,这一类人是官僚豪绅。第二种的租占者是与官僚豪绅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官僚家中的“管干”“干人”,利用特殊的政治力量租占了大量学田,如韩蕲王(世忠)府干人郁明,竟租了2400亩。还有第三种人,从材料上看不清他们的身份。他们原来或者是地主,也可能是善于牟利的暴发户。但从学田的租佃关系看,他们可能是二地主、中间地主,或者是佃富农,他们与前两种人形成为新的食利者阶层。

  正因为学田或官田经过这些中间食利者阶层的手,再转租给真正的佃农。这些佃农所受的经济剥削特别重,而且人身的束缚也比一般私家地主的佃农强烈。

  宋朝政府为了榨取地租,对租佃官田的佃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各州县都设有簿籍,登记租佃人户的姓名、田亩的位置,缴纳租课的数目等。每到年终,州县官吏还要将佃官田的佃农,“即行根括,便于本地分总首团甲下收附姓名”。政府对官田的佃农控制很严。有些地主的官田,政府还不断增派官吏加强控制,如南宋建康府的永丰圩,有田900多顷,初派“两员”使臣监管佃农,客户纳谷在仓,官自粜卖,后来却要“民户春变苗米,又勒甲头等起发”,结果客户以“逃田”反抗。政府又增派“文臣两员,添作四人,分为四官,递相钤束”。有的官庄客户所受束缚更多,他们采取“保伍法”编制起来。“相保共佃”,而且庄内还设有甲头或招募第三等以上的人户充当庄监,监督佃农的生产劳动和榨取地租。有的官庄还制定了“管理条例”,客户如有逃亡或有其他的反抗,马上就会遭到阻止和镇压。

  一般来说,人口增加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反映。在宋初太宗时首都“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户达二十万户”。杭州在北宋元丰前,“参差十万人家”,南宋时成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都城,“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万余口”。开封是北宋首都,杭州是南宋政府都城,全国的政治中心,政治促进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长,完全可以理解。宋至元初,大德《南海志》中说广州“户口视他郡为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北宋末年中原战乱较多,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步伐加快,人口的增长也随之加速。南宋初孝宗时,户数达到19万多户,人口达到25.5万多人。这一户口数包括了广州“一司”“七县”,地区范围虽比开封或杭州大,但户口的增加却仍然是突出的。

  至于主客户的比例问题。广州客户的比例较高,不能仅以农业生产落后、地主兼并土地、佃户增多作解释。要结合广州地区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学田官田的增多统一分析,因为客户中包含着坊郭客户,也就是城市中的浮动贫民。

  商税与物产

  一地的富庶情况,可从赋税的收入窥知。我国历代田赋商税,多记载省(略)或府(州)的收入,县的收入大多记在各地方志中。宋代商税分为住税与过税两类。前者是买卖交易税,每千钱算30,后者是商品流通税,每千钱20,大约如此。大德《南海志》残本记载:本路各务县周岁总办:税课钞2061定45两2钱36分6厘。在城商税务周岁办:税课钞1834定12两。日本加藤繁根据《宋会要稿·食货》资料,统计了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京23路各府州的商税额和场务数。统计表中说熙宁十年广州的商税额是68695贯。加藤繁所列举的统计表中,熙宁十年,全国每年商税在6万贯以上的城市共36座,广州是全国36个城市中之一。其每年商税收入比东京(开封)153393贯,杭州173813贯,成都171631贯,楚州(江苏淮安)113973贯,扬州96186贯,潭州(湖南长沙)93907贯,兴元府(陕西汉中)87440贯,密州(山东诸城)87133贯,齐州(山东济南)86644贯,彭州(四川彭县)86321贯,襄州(湖北襄樊)79614贯,寿州(安徽寿县)73378贯,福州69071贯等州低。当时海外贸易已日趋繁荣的福建泉州商税每年也只有33927贯,比广州还低,可见北宋中期,广州已相当繁荣,是全国重要的商业都市。

  大德《南海志》卷八《城濠》中说:“魏瓘修筑子城,周环五里,熙宁初,即州东古城遗址,筑东城焉,广袤四里;继于子城之西增筑西城,周十有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是为三城。”大德《南海志》认为子城是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经略魏瓘修筑,东城是宋神宗熙宁初经略吕居简修筑。西城是熙宁四年(1071年),经略程谏议师孟修筑。北宋时广州城已扩大为三城,这显然是经济发达的结果。唐代只有首都长安建有三重城郭。《唐大和一东征传》曾说:“州(广州)城三重”。只此一语,没有说广州是怎样的三重城。唐代广州是否已有三重城建筑,无从遽定。而大德《南海志》中所记北宋时广州城的三重结构,却是很清楚的。宋代除了汴京、开封有三重结构之外,当时广州已扩大为三城,这是广州在北宋时商业发达的一个证明。

  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中说:“广东南边大海,控引诸蕃西通牂牁接连巴蜀,北限庾岭,东界闽瓯;或产于风土之宜,或来自异国之远;皆聚于广州。所以名花异果;珍禽奇兽;犀珠象贝;有中州所无者。《汉志》云:“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玳瑁之凑。谓其自远方来也。”大德《南海志》所列举广州的物产中有不少奇花异果,山珍海错,“产于风土之宜”是岭南特产。也有不少是来自“异国之远”的,如香药、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玳瑁等。有的说是来自西国,实际是从我国西域传过去的。如素馨花,这是广州著名的花。《南方草木状》云:“一名耶悉茗。有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载,五代时,广州的素馨花已很著名。大德《南海志》引《龟山志》说南海刘钅长时,“有侍女名馨素,其塚生此花,因名。今城西九里,地名花田,弥望皆种此花,其香他处莫及”。屈大均也说:“素馨本名耶悉,亦名耶悉茗,志称,陆大夫得种西域。因说尉佗移至广南。《南中行纪》云:“南越百花无香,惟素馨特酷烈。则素馨之名,在贾时已著。”宋陈善说:“南中花木,有北地所无者。茉莉花、含笑花、阇提花、鹰爪花之类。”又说:“郑德素待其父将漕广中,能言广中事,谓素馨惟蕃巷种者龙香也,恐亦别有法耳。”据此,《南方草木状》所谓“有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此“西国”当即西域。至于素馨花的原产地是西域抑传说是今伊朗则尚难确定。

  还有西瓜,原来也不是岭南所产。大德《南海志》说:“按《五代史》胡峤《陷虏记》云:‘胡峤为掌书记,随入平川,多草木,始得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其味甘,因名’。广州自元归附后,方有此种。其实圆碧而外坚,其子有三色:黄、红、黑。北客云:‘瓜凉可止烦渴,过食不为害。’其仁甘温,今岭南在有之,遂为土产。”(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所引《五代史》是指《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第二》)赵冀在《陔余丛考》中也说:“杨用修云:‘余尝疑本草瓜类中不载西瓜,后读五代胡峤《陷虏记》云,峤于回纥得瓜种结实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则西瓜由峤入中国也。’今西瓜已遍天下。而台湾则并种于秋,至十月采取。贡入京,以备腊月庙祭之用。台湾在闽海东,则西瓜又可称东瓜矣。”西瓜是产自非洲还是中亚,说法不一,但产自干旱地区,则是可以肯定。西瓜进入中国后,也是先传到我国西北的新疆回纥,然后再传入内地。大德《南海志》又说:波罗蜜“本西域种也,一名伽结”、频婆子,“旧传三藏法师在西域携至,如今多有之(频一作贫,梵语谓之丛林,以其叶盛成丛也)”。海外贸易与国内物资的交流是互相促进的。大德《南海志》中所说西瓜、波罗蜜、频婆子,从回纥、西域传至岭南,便是一证,大德《南海志·物产》中记名花果品很多,记粮食却极简单,只在“谷粟丝麻”中说了几种粮食的名称,如粳、糯、粘、粟;麦、豆、脂麻、稻等而已,未加说明。这说明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水稻生产减少,经济作物增多,这种变化在宋代已经开始了。正如庄绰所说:“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广州名花异果之多,固然与可耕之地少有一定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多种经济作物可以图利。

  沿海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广州位于南海之滨,从古代到现在,广州之所以成为商业贸易名城,地理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商业文明本身颇具有开放性和冒险性,最易促进物资的交流,文化的冲击。从大德《南海志》中所载的名花异果、香药宝物等不少来自海外诸国,可见宋代广州商业的繁荣,促进了中外物资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海外贸易

  大德《南海志》说:“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颡称臣。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志中先列举各种舶货,后记与广州贸易往来“诸蕃国”。从志中所列诸国中,说明宋至元初,广州贸易已扩展至非洲,如勿斯寓(埃及开罗)、层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弼琶罗(索马里柏塔拉)、茶弼沙(非洲西北部)等。

  广州在唐代已设“市舶使”建立机构,管理对外贸易。到宋太祖时,平定南汉,又即设立“市舶司”,严格对外管理条例。这时广州已经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在社会发展史上,是生产决定商品的流通,而不是商品流通决定生产。宋元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并非国内商品生产迫切需要开辟国外市场所致。出口的货物以金银、缗钱、铅锡等五金原料以及瓷器、丝绸、布帛为主,进口则大多是香货、药物、犀角、象牙、珍珠、珊瑚、龟筒、玳瑁、玛瑙等奢侈品。“宋代海外贸易的商品,不少是国内所无的。当时政府以金银缗钱、土产、手工业品换取海外诸国的奇珍异宝。政府和私营商业的官吏,凭借政治权力把这些进口的商品转运到各地贩卖,以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易来赚取价格差额。这些进口的奇珍异宝,并非人民生活的必需,不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来生产的,而是当作交换价值来生产以供出卖的商品。例如进口的商品中,多数原来就是农产品、海产品、林产品或畜牧产品等自然产品,这些产品进口以后,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生活奢侈品。在封建专制政权的强制下,官府和商人通过贩运性的贸易活动,利用供需关系的不平衡和不等价的交换,从中获取巨大利润。这种贩运贸易的性质与生产活动并无联系,各自独立的流通活动也没有支配生产,商业的发展与生产的发展彼此无关。”这段话分析得很好。我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比中世纪的西欧更为发达,但这种商品经济是作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它从属于自然经济。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因为受到封建专制政权的强制,总是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需要市场,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外市场。从西欧各国的商品经济乃至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看,莫不如此。古代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国内市场比较西欧十四五世纪还要广阔。许多商品转贩南北,运销全国。南宋范成大曾至鄂州之南市,他说:“辛巳晨,出大江,午呈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洒垆楼栏尤壮丽,外部未见其比。盖川、广荆、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旦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状如此。”可以看出宋代水陆通道上转贩同货的繁忙景象。元代从意大利威尼斯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看到中国城市的规模和商业的繁荣,惊为天堂。他称元大都为繁盛之城,据说每天运入大都的丝织品就有上千车。而他看到中国流通的纸币可以代替金银在各地使用,更为惊奇。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这些,虽然有点艺术加工,但却不是毫无根据的。

  唐宋乃至明清时期,我国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由于存在着广阔的国内市场,在当时完全可以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一些传统的大宗外贸商品的销售市场也仍然在国内,例如唐宋时期的瓷器、茶叶,明清时的生丝、绸缎虽然是当时出口的主要商品,然而它的出口,并不是因为国内市场满足不了它的需要才向海外寻找市场。这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与西欧一些国家不同之处,是中国的特殊性。由于这样的一个特点,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便完全可以依赖国内市场不假外求,手工业生产品的绝大部分可以在国内市场推销,不容易形成海外市场缺乏的危机,无从刺激手工业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外销,因此我国古代的海外贸易始终得不到迅速发展。

  唐宋时期的广州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商业都市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但是直至清代,广州的海外贸易仍然未能冲破封建的束缚,正常发展,到鸦片战争爆发,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以后,商品经济走上了更为艰难曲折的道路。这是痛苦的历史教训。

  从大德《南海志》看广州,宋代广州人口的增加,商业的繁荣,外来物资的引进以至海外贸易的长期发展等,都是今天广州改革开放的历史依据和基础。同时,宋代广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受着封建专制政治权力的控制,以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主,商品的销售局限在国内市场,未能开拓国外市场,这些可以作为今天广州经济发展的历史借鉴。

  作者:高美玲

  来源:《岭南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