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颟顸无能的清政府，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签订了城下之盟。翌年与帝国主义强盗缔结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危在旦夕，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爱国之士有见及此，纷纷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于是“实业救国”的呼声，此伏彼起，震撼一时。华侨发动赎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斗争，扩建该路支线广三铁路、创办潮汕铁路、兴办新宁铁路的壮举，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催化出来的产物。
张振勋等发动赎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斗争
1903年清廷电召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弼士，1840—1916年）回国，共商国事，激励他“招徕海外华商，振兴中华实业”。由于张氏在海外拥有巨资，威望较高，他在海外经营的银行、航运、工矿、垦殖成绩卓著，同时他到过欧美许多地方，识多见广，熟悉洋务。兼之张氏原籍广东，海外华侨以闽、广人士居多，清廷鉴于他在华侨中的代表性大，便于招徕，决定提升他为考察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张氏奉命归国，锐意振兴实业，开展铁道建设。为此他曾上奏了十二项强国措施，其中《招商承办农工路矿》和《招商兴办铁轨支路》两疏，就我国振兴实业，建议：“提倡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权利”，和对兴办铁路交通提出“事权自掌，利不外溢”的主张，这一奏议得到清廷的采纳。
但是为时不久，清廷出尔反尔，竟命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订约贷款四千万美元，兴筑粤汉铁路。至于与粤汉铁路衔接的京汉铁路，则与俄国公司订约，决定由汉口至保定一段由华俄道胜银行贷款承办，改变了由国内绅商和海外华侨集资兴办的原来筑路计划。这一丧权辱国、朝令夕改的做法，与招商自办铁路的本愿相违，振勋大失所望。
自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取得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之后，路轨只铺了15公里，即将股权擅自转让给比利时公司，从中大捞一把。这一明目张胆的欺骗行为，朝野舆论哗然。与此同时，美商在征购铁路沿线的土地时，肆意压低地价，破坏路轨两旁的农田、村舍和水利灌溉系统，引起当地农民强烈的反抗。美商自恃有治外法权作护符，竟悍然开枪镇压，致使一些农民被击丧生。这种蛮横行动，激起社会公愤，民怨鼎沸。当时清廷为缓和这一矛盾，暗中又与美商勾结，企图以另一美商倍茨另组公司接办粤汉铁路，这一换汤不换药的欺骗行径，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怒潮，纷纷反对美商违约私售路权，坚决要求将粤汉铁路收回，由国人集股自办。其时张振勋、张之洞和全国绅民站在一道，与鄂、湘、粤三省联成一气，与美帝展开激烈的斗争。
当时《粤东全省绅民力争不可以美人倍茨接办粤汉铁路公启》有一段写道：
粤汉铁路美公司违约私售，在粤地购地滋事，枪毙人命，民愤鼎沸。正呈请两院咨明总公司理论。今湖南众绅激于义愤，力斥美公司违约之咎，迭约电争废约，词严义正，为湖南杜后患，即为中国伸公愤。粤鄂士民钦佩之余，以手加额，亟欲联为团体，争取自办。粤人有张弼士（振勋）侍郎肩任其事，鄂省复有南皮（张之洞）尚书鼎力主持，与湘绅同德同心，方谓可破中国向来敷衍迁就之积习，夺外蔑视之好胆，申正义以绝阴谋，壮国威而保权利在此一举。
由于粤、湘、鄂三省绅民的行动一致，又得到海外华侨大力支援，抗议函电纷至沓来，清廷慑于众怒难犯，遂许诺粤汉铁路由商民集股自办。由于张振勋曾任闽广农工路矿大臣，且在国内外拥有巨资，从而军机部责成张氏挑起募集赎路巨款的重任。当时军机处致两广总督岑春煊电报说：
奉旨。岑春煊电奏悉。据称粤汉铁路争回路权，赎路约需银七百余万两，广东分认三百余万两，已嘱张督代借洋款应急。惟洋债还款，粤力断无可筹，拟请特派太仆寺正卿张振勋出洋集款，广招内外侨商，不令暗附洋股等语。此路赎回自办，实在全局有益，出洋召集华股，能否不暗中揽杂，别无流弊？会同张之洞妥筹办理。钦此！
清廷有旨要振勋出洋广招内外侨商集资，而且严格规定不得暗招洋股，使事权掌握于国人手中，正符合张氏“主权操我，利不外溢”的宗旨。由于振勋在英、荷殖民地从事工商日久，目睹殖民主义者筑铁路、开航运，除了在于掠夺市场、倾销商品和榨取廉价劳动力外，其更毒辣的目的，还在于利用铁路来掌握殖民地的命脉。一旦战事发生，生死予夺，在其指顾之间。当时日皇御用的《朝日新闻》就曾鼓吹：“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凡其他之兵权、商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止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生死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则凡其地方官吏，皆吾颐使之权，其地人民，皆我俎上之肉。”这是帝国主义“亡人国，而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人士，而分之使不知其分”。这一阴险毒辣的自供，已经昭然若揭。张氏有鉴及此，认为出洋募股赎回粤汉铁路权，言明“不令暗附洋股”，全由国人自办，是为明智之举，刻不容缓，乃决定重返南洋，发动华侨旧伙张榕轩、张耀轩兄弟。三人首先出认巨资，以此带动同侨认股。行前张之洞特为此事电致岑春煊，要他向张振勋和他的合作伙伴张榕轩大力打气：
粤绅公电纷来，义形于色，张侍郎振勋（弼土）、张京卿煌南（榕轩）皆拥雄资，宣尽义务。
张振勋回到南洋，即与张榕轩，和他南洋企业的总挂沙（Kuasa，即张振勋南洋企业全权受托人，其权较总经理为大）张耀轩全力以图，三人首先出认巨股，然后分头奔走，在海外华侨热心支持下，张氏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从而得以向美国华美公司赎回了全部路权，使粤汉铁路能继续修建。与此同时，张振勋还招徕侨商和自投巨资扩建粤汉铁路支线广三铁路，自任总办，使粤汉铁路进而向南延伸，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和商品出口。
到了1911年春天，清王朝已面临覆亡前夕，他们预感到末日临头，大肆搜刮。以全国铁路作抵押，先后向日本正金银行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贷款，大干其“宁赠异邦，不与家奴”的卖国勾当。与此同时，遵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的铁路大臣，急令各省停止招收商股，并公布以六成现款收回股权为“国有”，其余四成发回无息股票。这种以路权换取外债，不惜对粤汉铁路的商股利益，采取公然掠夺的罪恶阴谋，激起了全国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促使了辛亥革命的风暴加快到来。
张振勋和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及海外广大侨商在粤汉铁路投放的大量赎路股金，清王朝一纸令下，仅发回六成付款，无异“水瓜打狗”折了半截。至于保留四成无息股票，当时已临辛亥革命前夜，清廷气数将尽，亦成为“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在清廷这群丧家饿狗的狂噬下，张氏痛感受骗，顿足捶胸，大呼上当。张振勋原定招募侨商兴筑从广州黄埔经增城、东莞、石龙、惠州、博罗、海丰、陆丰接至潮州直达福建厦门的广厦铁路，正拟筹资八十万两，分八千股，每股一百两，先筑第一段工程的计划，从而告吹。
纵然这一事件，使华侨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以张振勋为首的爱国华侨赎回粤汉铁道的斗争中，百折不挠，终于取得胜利，使粤汉铁路从美帝手中赎回继办，得以顺利建成，并且扩建了广三铁路支线，造福人民。这一爱国主义的卓越表现，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创办潮汕铁路的爱国华侨张榕轩
另一个热心兴办祖国铁路的爱国华侨张榕轩（1851—1911年），亦曾以创办广东潮汕铁路著称于世。张榕轩年轻时代，原在梅县松口充当米铺店伙。以后由于米店亏折，跑到南洋苏门答腊谋生。脚跟稍稳之后，始招乃弟耀轩前来拍档。初期他俩投奔张振勋门下为职工，旋升为高级职员，以后羽毛渐丰，即自立门户，另行组合新股，兢投荷属东印度的一些商埠的烟、赌、酒、当捐务，居然大有所获。不久经营锡矿、橡胶，并和张振勋合资开办远洋航运和日里银行，发了一笔大财，成为当时南洋巨富。1896年张振勋为清廷旨派主办大清银行归国，他深悉耀轩能筹巧算，长袖善舞，乃将南洋一切企业，委托他为挂沙（Kuasa），一时张氏家族成为南洋举足轻重的财团之一。
以后张振勋被任命为闽广农工路矿大臣，上疏《招徕侨商兴办铁轨支路》奏准，即邀张榕轩回国商讨兴办铁路事宜。经过振勋大力激劝，张榕轩接受了清廷工部和矿务铁路总局的意见，在韩江下游建筑潮汕铁路，准备以后再从潮州延伸至梅县地区。
潮汕铁路建筑方案确定后，张氏带着光绪皇帝的谕旨，回到汕头，为建筑潮汕铁路鸣锣开道，以图减少地方阻力。不久由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推荐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前来实地测勘，并选定沿江护堤路为铁路线。该线南起汕头，北迄潮安，全长三十九公里，后来加筑意溪支线，合共四十二公里。张氏将铁路建筑工程和机车、车辆、铁轨、站台，交给英商怡和洋行估价，需费一百八九十万元。据此，张氏兄弟邀集亲朋认股，股额定为三百万元，其中张榕轩、张耀轩各认一百万元，共二百万元，印尼华侨谢梦池（梅县人）认二十五万元，侨商张某认二十万元，另一素居台湾的厦门人林丽生认五十万元，不足之数，由张氏兄弟包足，路成之日，股金总额为三百二十五万元，张氏兄弟占全股的五分之四。
1903年12月潮汕铁路公司在香港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由于股东林丽生居住台湾日久，结识日本营造公司商人爱久泽直哉，乃将全部工程托他交日本三五公司重估，全线工程设备费用只需一百五十万元，较怡和洋行原估少了四十多万元，认为大有划算，从而拍板成约，决定潮汕铁路由日本三五公司承包兴建。当时除了从日本引进大批设备器材，在工程技术方面由该公司聘了日本人小宫山市之进、竹下平三郎、浅村幸一、佐藤兼之辅等二十三人前来汕头协助工作，对潮汕铁路的工程技术管理，起过特定作用。由于日本工程人员渗透，潮汕铁路事权受到日商一定的操纵和控制。
潮汕铁路的建筑进行期间，并非一帆风顺。首先该路穿过庵埠、浮洋、枫溪等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征用许多民田，拆毁不少房屋、坟墓，在当时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的封建藩篱的阻力下，要破除封建迷信的风水龙脉一关，遭到重重困难。经过不懈的努力，刚刚排除了这一障碍，在庵埠葫芦市又爆发了反对筑路的风潮。铁路工程进行至庵埠附近，当时有数百名乡民执旗持械，涌进葫芦市的日工棚厂，当场殴伤日工一名、护勇三名。其时适运料船甫抵码头，船上二名日本工人猝不及防，被群众当场击毙，旋将棚厂焚毁。这一意外事件，引起清廷极大震惊，两广总督岑春煊叠电责成该公司严究。一面由清廷派洋务委员温宗尧、庄允懿前来汕头查办。温、庄即向汕头日本领事赔礼致歉，表示负责“惩凶”、赔偿、抚恤受难日工。几经斡旋，结果由该公司负责赔偿了十七万五千元，将款交给爱久泽直哉收领，并立约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事始寝息，继续施工。潮汕铁路建筑过程，几经波折，险象丛生，但侨董并不气馁，坚决继续兴建。该路于1903年开始筹备，1904年着手兴建，至1906年10月全部干线完工，同年11月16日正式通车，成为爱国华侨在祖国创办的第一条铁路。
潮汕铁路从1906年通车，直至潮汕为日寇占领时毁弃的三十三年间，对韩江中、上游及赣闽边区的华侨侨眷和客货进出汕头港口，对促进城乡交通物资运输，在历史上曾起到卓越的贡献。张榕轩、张耀轩一对皎皎双星，曾在祖国苍茫的太空闪烁着璀璨的光华，至今仍为人们称道。
美国侨商陈宜禧创办新宁铁路
继1904年爱国华侨张榕轩兄弟集资兴建潮汕铁路之后，1906年美国侨商陈宜禧（1846—1928年）亦着手创办从广东新会至台山一百二十公里的新宁铁路，成为中国侨办的第二条铁路。
陈宜禧广东省新宁（台山）县六村朗美乡人。幼年随继父在台城的深街短巷贩卖灯芯、茶仔过日。十五岁由族兄陈宜道携带凫海赴美谋生，初在美国一位铁路工程师家做佣工，以后做铁路工人。由于宜禧勤奋好学，老实忠厚，为工程师夫妇所赏识，由工程师指点他学习铁路工艺，其妻则教他学习西文，以后为该工程师推荐在路局负责招雇部分华工职务。两年后被提拔为该工程师的助手。以后手头积聚渐丰，遂在西雅图与同乡合伙开了广德、华昌两间小杂货铺。时值旧金山大火，宜禧见义勇为，发动同侨对受难侨胞进行救济。并对当时趁火打劫，欺虐华工的美国流氓团伙展开坚决斗争，从而声噪一时，威信渐立。
由于宜陈禧在美曾从事建筑铁路多年，熟习铁路知识，且深稔铁路对富国强民之重要，从而引起他回国兴办铁路的念头。为此他曾上书粤督张鸣岐：“职商旅居美洲四十余年，窃思欧美列邦铁路纵横，轨若布网之蛛，车如卸尾之鹊。故其商业日盛，国势日强。职商有感于斯，眷怀祖国，深知铁路之权利至溥，转输交通最便，是以创议集资办路……”爱国情怀，溢于词表。
1904年，粤、湘、鄂绅民发起向美国华美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路权，改由商办的公启发表，海外华侨获悉张振勋出国号召海外华侨集股赎路，与美商抗衡，此议一出，认股者云集。这消息传到美国，宜禧闻讯大悦，在狂喜中，他对人说：“我们辛辛苦苦在外国替洋人筑路，洋人大受其益；今天我们请洋人在我国筑路，又是洋人大受其益。”又说：“洋人说我们愚笨，不懂筑铁路，我就不服气，美国西部的铁路，那条不是我们华工筑的？待我回去筑条铁路给他们看看。”从而立下建筑新宁铁路的决心，即登舟回国。
宜禧回到广州，即行订立章程，明确规定“不收洋股、不借洋债、不雇洋工”，并声明“将来再续请接路线，总在所集股银内支用，不得抵借洋债”。自力更生，目标鲜明。当时清廷鉴于侨商兴办实业，成绩卓著，为进一步延揽侨资，已颁发《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所奏很快得到慈禧批准立案。新宁铁路先后在美洲侨商征得股金约三百万元，由宜禧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于1906年开始先筑台山城至公益一段，至1907年冬竣工。再筑台城至斗山一段，于1909年筑成，全长七十八公里。到了1910年间，陈宜禧继续进行第二期工程，把路线延伸至新会县的北街，并电促他第二个儿子陈楸宗由美归国协助，以促其成。由于二期工程建筑战线拉长，公司资金一时难于挹注，几经申请，始得交通银行贷款支持，勉强渡过难关，扩展工程得以逐步完成。
1911年新宁铁路全线通车，从新会北街起至台山斗山止，共三十五个车站，全长一百二十余公里。新宁铁路大功告成后，六邑轰动，陈宜禧誉满海外。《新宁乡土地理》指出：“此路筑成，六部之人，交通便利，陈君此举，为吾邑增一光荣美丽之历史矣！”路成邑人在台城铁路总公司门前，为陈宜禧铸一铜像，彰表其功。
1917年间，孙中山设大本营于广州，陈宜禧前往谒见。建议新宁铁路延伸至赤溪县（今划为台山县治）的铜鼓，并将该地辟为商埠，开展对外贸易，与香港商业相争衡。另建议把新宁铁路北展佛山，与广三铁路衔接。南展筑至钦州，遥接海南岛，“以利行旅，以畅货运”。这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许，惜当时军阀混战，国事蜩螗，好愿难成，终成泡影。
日寇南侵，广州沦陷，蒋帮以“焦土抗战”为辞，将台山段铁轨拆迁金城江敷路之用，新会、江门段亦为日军拆弃，至是新宁铁路全段被毁。抗战结束后，该路原总经理陈挺秀、副经理马天骥，曾向蒋政权吁请修复新宁铁路，但如泥牛入海，消息全无，华侨心血付之东流。而陈宜禧兴建新宁铁路立下的丰碑永为人们钦式。
继往开来再鼓筑路热潮
华侨热爱祖国，关心铁路建设事业，曾作过卓越的贡献，一如上述。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民族资本备受摧残，国民经济一筹莫展。事实证明：不管是奕訢、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也好，尽管他们主观上是有多大的“雄心壮志”，而在帝国主义国际势力的蹂躏摧残、封建余孽的阻挠抗拒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倾轧下，他们的计划，无不成为画饼，一无所成。
当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虽然张振勋受清廷赏予头品顶戴大仆寺正卿的荣衔，张榕轩也戴上三品京堂的桂冠，陈宜禧亦身沐四品铁道转运使的殊勋，均属清廷命官。尽管这样，他们不为这些乌纱障眼，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他们眼见清朝气息奄奄，尸遗余气，都不愿做先朝的孤臣孽子，在政治上相殉陪葬，毅然在行动上与清廷决裂，暗中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期望从革命中找到光明的出路，使祖国臻于繁荣富强。
在同盟会向海外从事革命的年月，张振勋抱着爱国的情怀，萦念振兴中华的初志，暗示他的南洋企业总挂沙张耀轩对海外革命党人暗中予以经济上的援助。他（其儿子张秩君为同盟会会员）回新加坡以后，适同盟会需款孔亟，通过胡汉民秘密赞助孙中山三十万元革命费用。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清室覆亡夕张耀轩鉴于“辛亥武昌起义，戎马倥偬，实业未克进行，需饷则异常急切”，也捐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民国成立后，为了答谢张氏二人有功革命，孙中山为体现华侨为“革命之母”的特点，特为张振勋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题赠“品重澧泉”匾额一方，为张耀轩亲笔题赠了“博爱”大字斗方一幅，借以彰表激励他们襄助革命的义举。至于陈宜禧则远在孙中山流亡海外，在美国三藩市从事革命活动时期，曾多次听过他的演讲，极尽倾慕之情，也赞助过革命经费。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本营时，陈特地前往晋谒，商谈新宁铁路伸展至赤溪铜鼓地，并请示在该地开埠问题，得到孙中山的嘉许，并派孙科、伍学晃为开埠筹备委员。可惜孙中山不久逝世，此事未能实现。但广大侨胞爱国的光辉事迹，却永垂史册。行见祖国“四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海外爱国华侨及澳港同胞，继往开来，在祖国交通建设事业上，正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李松庵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