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蛰龙教授不仅是一位饮誉海内外的著名科学家,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朋友……蒲蛰龙教授在昆虫病理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致力于各国之间的合作,他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是国际无脊椎动物病理学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菲德里西（BrianA·Federici）先生的唁电电文,道出了人们的心声。蒲蛰龙先生于1997年的最后一天,走完了他86年的人生之路。他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培育人才,并在生命科学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蒲蛰龙院士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成就以及崇高的人格力量为我国生物学界树立了一座丰碑。
一
蒲蛰龙祖籍四川,先辈迁居广西钦州龙门岛到他这一辈已有10代。1912年农历六月十九日蒲蛰龙出生于云南,乳名云生。父亲蒲春榆为清朝秀才,时任地方文职官员,母亲李贤是位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小时候,蛰龙曾在龙门住过一段日子。钦州龙门是广西著名风景区,那里星罗棋布的岛屿在波光潋滟的大海中浮动,勾画出宛如白龙吐珠般的奇观,故龙门被称为“龙泾还珠”。这里的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简直就是人间仙境。龙门给蛰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他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他那美丽的故乡。
蛰龙小时候,由于父亲工作调动频繁,他也习惯了随父母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固定的小学入读。饱学经史子集兼精通医术的父亲成了蛰龙的启蒙老师,他整个小学阶段都几乎是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度过的。
1925年,蒲蛰龙13岁时,全家定居广州。同年秋,蛰龙考上私立执信学校读初中。时执信校址在观音山（今越秀山）脚,那时山上还比较荒凉寂静,茂密的树林郁郁葱葱,不时传来阵阵的昆虫叫声和“啾啾”的鸟鸣声。清幽宁静的自然景色深深地吸引着蒲蛰龙,课余,他喜欢沿着校旁直通山上的石阶（今人叫百步梯）攀登越秀山。而在节假日里,蛰龙喜欢邀上几位小伙伴去登白云山或到市郊漫游。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宁静的旷野山花烂漫,自由飞翔的小鸟一路欢歌,五光十色的蝴蝶在翩翩起舞……如诗如画的大自然景色常常令蛰龙流连忘返。然而,蛰龙在沿途也看到了一些与自然美景形成反差的现象：破落的村庄、低矮的土房、衣衫褴褛的农民和许多光着屁股的儿童——这是一个多么贫穷落后的村庄!这使他又想起平日遇到的情景：冬天里菜农们身穿单薄的衣裳,天未亮就赤脚挑着满满两筐蔬菜到市区沿街叫卖,菜价低贱,不少嫩绿的青菜给虫子咬得伤痕累累。“当农民真苦”，蛰龙想,“将来我一定要掌握多点实际的农业知识去帮助农民,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而尽自己的力量。”
1928年秋,蒲蛰龙考进中山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和预科,三年后预科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蒲蛰龙可以免试直升大学。这时,已在广州挂牌行医的父亲动员儿子报读医科,认为当医生有一门技术,可以解决饭碗问题,也可以自己家人有病不求人。当时社会上报读工科、法律、经济、医科等实用性科目成为热门。而生性热爱大自然,那种从小培养起来的对大自然的感性认识,以及成长过程中接触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农村的贫穷、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的认识,使他萌发了要为中国农业的改造和发展,为农民的幸福做点实际贡献的想法。于是,蒲蛰龙报读了中山大学农学院。
1931年秋,19岁的蒲蛰龙开始了农学院的读书生涯。农学院里设有很多专业课,有农艺、水稻、农经、畜牧、蚕桑、昆虫、森林等,蒲蛰龙认为,应该多学点关于昆虫的知识,因为昆虫占动物总数的80%,昆虫中有益虫,也有害虫,害虫会危害农作物、毁坏桥梁和建筑物等,农民因虫害造成的灾难而逃荒乞食、卖儿卖女，甚至饿死是常有发生的事情。而益虫是人类的好朋友,不少益虫还是害虫的天敌呢。学好昆虫学,掌握其种类、构造、特性和功能等知识,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于是,从小热爱大自然,喜欢跟小昆虫打交道的蒲蛰龙选择了昆虫学科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在旧中国,昆虫的家底相当混乱,国内估计有昆虫15万种,但通过鉴定的只有2万种,而且93%以上还是由外国人作鉴定分类的,我国搞昆虫分类的不足10人!了解到这种不容乐观的情况,蒲蛰龙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尽快学多点昆虫知识,做昆虫王国的驾驭者。
在农学院里,尽管节假日都有校车进出校门,然而蒲蛰龙很少回家,空余时间大多用来认真阅读有关教材和参考资料,有时还进行野外观察和实验。广东各地有很多松林,却由于松毛虫的危害,造成不少松树枯死。针对这种情况,蒲蛰龙亲自到林区找来松毛虫在学校喂养,虽然实验设备简陋,但是蒲蛰龙还是很细心地观察松毛虫的形态结构、生活规律和生命过程,摸索防治松毛虫的有效方法。
大学毕业时,他的论文《松毛虫形态、解剖、组织及生活史的研究》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首篇较全面论述和防治松毛虫的理论依据和重要文献。为此,蒲蛰龙大学毕业时同时获得了中山大学农学院颁发的“毕业论文奖”和“优秀成绩奖”，这在当年的农学院是绝无仅有的。
大学即将毕业,求知欲旺盛的蒲蛰龙深深地感到所学专业知识尚不足,农学院的教授偏重于实际应用,而理论研究则十分欠缺。他了解到燕京大学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全国闻名,而且燕大教授、原籍广东的胡经甫先生又是世界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于是,蒲蛰龙给胡先生写了一封措词恳切的信,希望能拜胡先生为师。胡先生为这位有为青年所感动,回信表示欢迎。1935年秋,23岁的蒲蛰龙遂从心愿,考上燕京大学研究院生物学部当研究生,师从胡经甫先生。
胡经甫先生是我国最早的昆虫学科研事业开拓者之一,著有《中国昆虫名录》《中国积翅目昆虫志》等书,这些书都是中国昆虫分类学研究奠基性著作。胡经甫先生视蒲蛰龙为己出,爱护有加,蒲蛰龙在燕大的两年学习期间,刻苦攻读,学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正如当年燕大同学、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金荫昌教授和唐冀雪教授两夫妇对蒲蛰龙的评价那样,说蒲钟情于学问研究,那种专注和执着是同学间少有的,偶然间傍晚放学后,蒲蛰龙会站在课室外走廊里拉起心爱的小提琴,独自陶醉在动听的乐曲中,拉小提琴成为他紧张学习生活中难得的调味剂。在燕大期间,蒲蛰龙所写的论文相继在《北京博物》杂志上发表,他在我国昆虫学牙甲科分类方面崭露头角,更为日后的科研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末夏,蒲蛰龙已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但尚未答辩之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学校解散了,蒲蛰龙怀着惆怅的心情告别京城,回到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1938年下半年,广州也沦陷了,中山大学紧急疏散,从此,蒲蛰龙开始了艰苦的流亡生活。祖国山河的破碎、民族苦难的深重,还有个人的颠沛流离生活并没有磨灭他“科学救国”的志向。他从广州沿广西,经越南、贵州,长途跋涉,转徙万里,到达昆明,再从昆明雇马车抵达中山大学迁居地澂江（今澄江县）。
1939年秋,中大在大后方澂江复学时,已是农学院副教授的蒲蛰龙经历了战乱的洗礼,面对着虽是穷乡僻壤,但又景色宜人,风景秀丽的难得静土,似乎忘却了之前的种种不愉快,很快投入到教学科研生活中。他深入乡村林区,调查当地的农林业资源及作物生长情况。此刻,抚仙湖的旖旎风光深深地打动了诗人般赤诚的心灵,为了使如此美丽的自然环境能世代保持下去,而农作物害虫又能得到治理,蒲蛰龙就在这里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用微生物细菌防治蔬菜害虫菜青虫的试验,实验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1940年下半年,中大迁回粤北坪石,农学院驻地为湖南宜章县栗源堡。抗战胜利后中大重回广州原校址。这时,已是农学院教授的蒲蛰龙满以为日寇走了,天下该是太平了,孰料,面对的仍然是黑暗的现实!国民党腐败政权统治下的各种丑恶现象日益暴露无遗,全面内战一触即发。蒲蛰龙渴望祖国和平、国家复兴的愿望化为泡影,为了将来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他再次踏上求学之路,于1946年赴美,进入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明尼苏达大学是美国著名的双城大学（学校横跨明尼斯波尼和圣保罗两个城市）,在明尼苏达大学,蒲蛰龙师从美国著名昆虫分类学家Mickel教授,从事昆虫分类研究。在美期间,蒲蛰龙异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边读书边搞专业研究,还自学了德、法、意、日等7国外语,为日后科研需要打下良好的基础。1947年,蒲蛰龙的妻子利翠英也考取了留美奖学金来到美国同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9年秋,蒲蛰龙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利翠英也同时获得了硕士学位。当时美国方面多方劝蒲蛰龙夫妇留在美国发展,但蒲蛰龙从当地进步华侨报刊上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时心情十分激动,他的心里惦记着多灾多难的祖国,牵挂着这片战后急需重振的热土。他谢绝了亲朋好友的挽留,放弃了国外优越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同妻子一道怀着一颗无限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踏上了归程。
二
1949年11月,蒲蛰龙夫妇回到广州,双双被安排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授。不久,组织上让蒲蛰龙兼任广东省农业试验场（广东省农科院前身）场长。
蒲蛰龙深深地为一个饱经战乱忧患的中华民族终于能够重获新生,开始了新的和平年代而欢欣,然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却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白。中国一向号称“以农立国”,可是农村经济长期停留在中世纪状态,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古老的农具和原始的耕作占了主流。自然科学基础十分薄弱,密切结合生产和新兴学科的部门几乎完全空缺。面对这样一个国情,蒲蛰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敢懈怠,恨不得能生出三头六臂来多为百废待兴的祖国重振国威。
学校的教学设施相当落后,蒲蛰龙想方设法购置各种仪器设备,亲手制作各种教学用图表和教具。蒲蛰龙在教学中特别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多为生产第一线服务,他也经常带领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一天午后,蒲蛰龙和同学们来到石牌乡参加水稻害虫的防治活动。当他和农民一起把危害水稻的铁甲虫用手扎小扫一个一个地扫进盛有煤油的小水盆时,心中颇感震撼——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除虫法,害虫何时能除掉啊!那时候,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包括禁运农药在内的全面经济封锁。而在我国,对农作物虫害的防治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先进技术的运用,面对严重的虫灾,农民们除了用原始的方法捉虫外只能是听天由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身为昆虫学教授的蒲蛰龙忧心如焚。
那时候的蒲蛰龙已经是国内声誉鹊起的昆虫分类学权威,按当时先进国家的惯例,他只要专心坐在实验室里驾轻就熟地做他的昆虫分类研究就可以,而不必如此费心地去做其他工作了。然而,面对着农民们焦灼期待的目光,想到自己科学报国的宏愿,蒲蛰龙没有去追求自己安逸的工作和生活,他勇敢地接受了新的挑战——开创生物防治病虫害研究新领域,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研究上来。
在自然界里,能对害虫起抑制、消灭作用的生物叫“天敌”,害虫天敌和害虫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利用害虫天敌去防治害虫,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物降一物”原理。各种害虫都有自己的天敌,要防治害虫,就必须找出害虫的天敌,有计划地保护、繁殖和充分发挥其治虫的积极作用。研究这方面的有关知识和措施,均属生物防治范畴。
在过去,甘蔗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糖料作物,广东是生产甘蔗的大省,甘蔗的主要害虫是甘蔗螟虫（俗称钻心虫）,它危害甘蔗,造成严重的减产。1950年始,蒲蛰龙选取利用赤眼蜂来防治钻心虫的研究课题。自然界的赤眼蜂不多,而且不能听从人们的指挥,于是,繁殖赤眼蜂,“教”赤眼蜂像孙悟空那样钻进害虫肚子里,将害虫歼灭是研究的主题。在蒲蛰龙的领导下,他的学生陈守坚、邓德蔼和助手刘志诚参与了试验过程。他们开始时仍沿用美、苏等国的模式试验,即用小卵麦蛾繁殖赤眼蜂,但是效果很不理想,繁殖出来的赤眼蜂体弱、雄性多、寿命短。蒲蛰龙试用17种鳞翅目昆虫卵作赤眼蜂寄主,反复试验的结果表明,以松毛虫和蓖麻蚕卵为最优良寄生。于是,大量繁殖赤眼蜂在各地蔗田释放,治虫效果不错。
用大寄生卵繁殖赤眼蜂的试验成功在国内国外都是首创。1958年,蒲蛰龙率先在广东顺德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赤眼蜂站,并相继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这种“以虫治虫”的方法先后被全国10多个省份学习应用于防治多种农作物害虫,在国内打响了现代生物防治的第一炮。
值得一提的是,曾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某些西方大国,此刻却由于利用赤眼蜂防治虫害的试验屡遭挫折而陷入应用的低谷。而我国则从南到北迅速发展,赤眼蜂被广泛应用于防治农林果蔬等多种作物害虫,成为众多害虫的克星。这一课题研究的成功,不仅使蒲蛰龙成为我国第一个有系统地研究赤眼蜂,并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的科学家,而且减小了农药对整个生态环境的污染,降低了生产成本,对于人类保护自然,保持生态平衡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蒲蛰龙为我国生物防治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首开我国生物环保之先河,成为我国“生物环保第一人”。
三
继繁殖和利用赤眼蜂防治多种作物害虫研究成功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之后,蒲蛰龙更坚定了走害虫生物防治道路的信心,并在这基础上又展开了一系列生物防治系统性研究应用,成为新中国绿色环保的先锋和领航人。
(一)引进国外害虫天敌防治农作物虫害
吹绵介壳虫和粉介壳虫均是柑橘和农林作物的主要害虫。1955年,蒲蛰龙通过前苏联农业部,引进了这两种介壳虫的天敌——澳洲瓢虫和孟氏隐唇瓢虫,在他的指导下,由研究人员邓德蔼和何等平等精心培育繁殖成功。澳洲瓢虫被广泛放养于柑橘、木豆、木麻黄及台湾相思树等植物上,有效地防治了吹绵介壳虫的危害,及至把它移殖到全国各地,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把孟氏隐唇瓢虫投放于广东及各省的柑橘种植区,也同样发挥了显著的效果。
1956年底,广东电白县博贺镇沿海岸线绵延20千米、宽100米的木麻黄树防风林带发生了严重的吹绵介壳虫灾,10多万株木麻黄树已有2万多株受虫害,而且虫灾还在迅速蔓延,用农药喷杀也无济于事。眼看这片由海边沙滩地带改造成的防风林带很快就要被害虫所毁,当地政府紧急向省农业厅求救。蒲蛰龙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派人协助省农业厅,把数百只澳洲瓢虫及其子代送到该林带放养,很快害虫就被消灭了。从此之后,虎头山下,被誉称为全国第一条也是最长的一条海岸防风林——木麻黄树林带，一扫其萎靡的病容,成为远近闻名的一道风景线。1973年,著名画家关山月用画笔描绘了这条防风林带的壮丽景色,题为《绿色长城》。此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好评如潮,最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93年9月25日,江泽民总书记又来到这里,深深地被这一气势磅礴的美景吸引着,在银滩上留下伟照。
蒲蛰龙引进澳洲瓢虫和孟氏隐唇瓢虫这两种害虫天敌获得成功并广泛应用于生产,首开我国引进害虫天敌的先河。如今,这两种瓢虫已在中国落户,真正定殖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它们不仅在广东有效地控制了吹绵介壳虫和粉介的发生,而且在我国不少植物区建立了天敌与害虫之间生生息息、相互平衡、相对稳定的群落。这是我国引进害虫天敌取得大面积田间应用的第一例,也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论证的又一精彩的成功演绎。
(二)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害虫
荔枝是岭南佳果,“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东坡名句让岭南人引以为豪。然而这诱人的岭南佳果却常常受到一种学名叫荔枝蝽象（简称荔蝽）的害虫危害而减产失收,实在可惜。蒲蛰龙对此十分关注,1960年,他亲自主持了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蝽的研究工作。
过去,荔蝽危害时,荔农只懂得用农药去喷杀,而用农药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害虫产生抗性,蜂蜜生产、水果及周围环境也都会受到农药的污染,生产成本高、效能低等,且极不利于生态平衡。在蒲蛰龙的主持下,黄明度、麦秀慧等科技工作者繁殖出平腹小蜂,并在广东省内的从化、增城等荔枝主要产区试验,收到显著的效果。
1969年,东莞县荔枝产区出现了严重的虫灾,正在英德坪石接受“劳动教育”的蒲蛰龙知道此情况后,没有理会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身体状况,与夫人利翠英教授一起,打起背包率领中山大学生物系部分师生直奔虫害灾区。
蒲蛰龙深入荔乡调查虫害情况,举办“以虫治虫”培训班,开展了繁殖平腹小蜂防治荔蝽试验。由于这里的设备简陋,又值冬春之交,繁蜂室温低湿度大,试验遇到了不少困难。蒲蛰龙不顾年高体弱,不畏腊月寒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成功地繁殖出了大批平腹小蜂。1970年,东莞荔乡这个昔日“只见花开不见结果”的“金背（荔蝽俗名）祠堂”,如今已创下了历年来所未见的荔果大丰收。这在当地一直被传为佳话。
(三)综合防治结硕果
蒲蛰龙利用有益生物防治害虫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名字也由此而声名远播。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咨询、请教的函电纷至沓来,蒲蛰龙总是有求必应地给予解答。1972年冬,蒲蛰龙家里又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来自广东重要产粮区之一的四会县大沙公社,那里由于水稻虫害严重,请求蒲蛰龙为其出谋献策。
这个产粮区过去对水稻虫害的防治主要靠化学农药,近年来每一造水稻均增加了农药的投放量,但是害虫却越来越猖獗。蒲蛰龙告诉客人：化学农药不是万能的,早在19世纪,欧洲已发明化学农药来对付害虫,一些昆虫学家以为从此害虫绝迹,纷纷赶制昆虫标本以留世上,但百年过去了,农药越出越新,越出越毒,结果呢,害虫不仅留存下来,而且越来越难治,这是由于长期单一地大量施用农药,使害虫产生了抗性,在消灭害虫的同时也大量杀伤了青蛙、蜘蛛等害虫天敌,不仅妨碍了禽畜牧业的发展,还造成了食物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使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蒲蛰龙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觉得有责任要为农村基层解决困难。但是当时在国内外,尚没有成功解决这一难题的先例,同行们为蒲老担心,怕搞不好会影响蒲老的“一世英名”。然而,从来都是淡泊名利,心中只想着为国家、为农民做点实事的蒲蛰龙却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一定要攻下这一难题。
1973年初春,蒲蛰龙带领中山大学生物系部分中青年教师,前往四会县大沙公社安营扎寨,开始了新一轮的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水稻虫害综合防治研究和试验。大沙的水稻害虫种类繁多,有近50种,要抑制害虫的发生和危害,仅靠“以虫治虫”一种办法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与其他防治方法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抑制害虫的发生。
1973年至1975年间,年逾花甲的蒲蛰龙前后34次来到四会县大沙公社,他根据当地水稻害虫发生情况分别采取了“以菌治虫”“以虫治虫”“养鸭除虫”“提早浸田”等一系列综合防治措施,试验面积从最初的24亩到1975年的6万亩,危害水稻的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主要害虫的发生率下降到1%以下,化学农药总用量比综合防治前减少了80%,成本大大下降,产量也逐年提高。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蒲蛰龙他们总结出了一套以发挥害虫天敌作用为主，包括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养鸭除虫、农业技术防虫、合理施用化学农药在内的水稻综合防治方法,综合防治的目的是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防治方法为广东省围田类型稻田的害虫防治开辟了新的途径。
综合防治的成果引起国内同行的注意,不断有慕名者前来大沙观摩取经,外国学术界同行也闻风而来。1975年8月和1977年9月,分别有来自美国的害虫防治考察团和来自英国的皇家学会害虫生物防治考察团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四会县大沙公社,他们对这里的综合防治水稻害虫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蒲蛰龙领导的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在大沙大面积进行的水稻害虫综合防治试验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该组织为此编写了《水稻综合防治指导》一书给各国农业部门参考,该书称中国稻虫综防是“模范的水稻综合治虫的计划”,对大沙水稻综合治虫工作作了系统的报道和介绍。
四会大沙自1973年至今,一直是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昆虫学研究所教学科研的实验基地,这里生产的稻米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绿色食品——无公害大米。1978年,蒲蛰龙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他的水稻综合防治害虫的研究成果获科学大会授予“科学成果奖”,该成果同时被国家科委列为“八五”重点推广计划。
为了进一步研究大沙水稻害虫的发生规律，找出防虫的最优方法,1982年,蒲蛰龙组织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数学力学系和计算机科学系的部分教师共同合作,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深入研究大沙区水稻害虫与耕作技术及其各种环境因素的关系,以建立害虫动态预测、防治的数学模型,为进一步采用现代化手段防治农业害虫提供理论依据。
四
“科学实验一定要和生产实际紧密联系,如果只关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得出成果不投入实际生产应用,那只是纸上谈兵。这不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要走的路。”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是蒲蛰龙一贯的作风,也是他“科学报国”的一向行动宗旨。
半个多世纪以来,蒲蛰龙总是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正确地运用科学知识解决人们生产上的难题,在20世纪60年代,他解决了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害虫的同时,积极为贫困山区——湘西黔阳地区解决柞蚕放养问题,打破了“柞蚕不能过长江”的神话,被湖南省科委通报表扬。“七五”期间,他承担了国家攻关项目——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防治蔬菜害虫中试生产研究,该成果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广东的松树发生了严重的松突园蚧虫害,蒲蛰龙为挽救松林出谋献策,提出了引进害虫天敌,用“以虫治虫”的生防方法的建议,被政府采纳。用害虫天敌繁殖而成的“仿生农药”使广东的松树避免了毁灭的厄运。在他的晚年,他不顾身患多种疾病,仍夜以继日地从事微生物防治害虫的科研工作。他大量阅读有关文献,和中青年教师一起开展对苏云金杆菌、白僵菌、昆虫病毒、昆虫类立克次氏体及昆虫疾病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的研究。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边缘科学不断出现的时代,蒲蛰龙总是善于理性地和客观地捕捉各个时代先进国家的科技发展趋势,瞄准国际学科前沿,结合我国现实的需要,牵头组织科研人员攻关。他认为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科学研究,都一定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争取试验成功。他善于领导和团结研究人员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在国内,他率先通过学科渗透、学科交叉,建立了两个新的研究方向——昆虫数学生态和昆虫病理学及基因工作,这两个新的科研方向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研究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年高德劭的蒲蛰龙,以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赢得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他在耄耋之年依然疾驰奋行,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拼搏不止。
五
蒲蛰龙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杰出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杰出教育家。他治学严谨,学风正派,为人谦逊,激励后学备受师生尊崇。半个多世纪以来,蒲蛰龙满腔热情地把知识和爱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他就像一位辛勤的园丁,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尽心尽力地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可谓桃李满天下。
蒲蛰龙常说：“当教师的,一定要设法让学生超越自己,否则,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在他本人的成长过程中,曾经得到过不少中外名师的指导和帮助,因此,他把这种关怀的力量灌输到他的教学工作中。他言传身教,重视发掘学生的潜能,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强调学生的观察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鼓励学生向一专多能发展。他反对“满堂灌”,反对不切实际的“闭门造车”,他对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和为师之道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蒲蛰龙常常告诫他的学生：“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胸怀要豁达,意志要坚定,要扩大视野,重贤器才。”他严谨治学,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在从事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主动积极地扶掖年轻人,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他深深懂得,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科学家是一个专才,但也有其知识盲点,穷其一生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全,因此,他善于团结、起用有才华的年轻人,鼓励他们不断深造,学习先进国家的科技知识,对学成回国的中青年学者任贤重用,推荐其跃上科研新台阶。在昆虫研究所里,像王珣章、庞义等一批学有所成的年轻科学家为蒲蛰龙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人格魅力所感召,大都甘愿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回到蒲先生的麾下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骄人的成就,成为重点学科领头人。
蒲蛰龙学贯中西,德才兼备,谦和宽厚,亲贤爱才,堪称当代学人的典范。著名昆虫学家、中科院院士庞雄飞教授在讲述了他和蒲蛰龙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缘时,深情地说：“我永远忘不了恩师的教诲,也一直以他为榜样,我一家三口都是从事生物防治研究工作的,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蒲先生未竟事业的延续。”广东九三学社主委、广东省昆虫研究所研究员黄明度先生是蒲蛰龙的学生,提起广东省昆虫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历程以及自己的成长过程时,他颇为激动地说：“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跟蒲先生的指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蒲先生从来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一位国际友人在谈到蒲蛰龙出访讲学时的风采,称蒲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更像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外交家。
“敬事业德高望重科教界一代楷模；育英才为人师表海内外万古流芳。”这是在蒲蛰龙遗体告别会上学子魏聪桂、周昌清、庞义、黄治河撰写的一副挽联。蒲蛰龙夫妇为了祖国的科教事业一生不育,他们的学生尊称蒲蛰龙为“师父”,亦师亦父,正是人们对浩浩师恩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亲切呼唤。蒲蛰龙一生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高尚人格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碑上。
六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农业文明发展不当带来生态环境恶化,从而使文明蒙羞的例子屡见不鲜。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在片面发展观的指导下,人们为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不惜一切代价,资源被掠夺性开采,环境被肆意糟踏,好端端一个地球变得危机四伏：空气污染蓝天变得灰茫茫,天上落下的甘露变成了酸雨,水土流失更使洪水如猛兽,“灾害链”犹如定时炸弹……这一切似乎都是人类为了积极自由生存而制造物质享受的同时,也无意中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恶劣的生存空间。
为此,在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针对地球环境日益恶化的事实,抱着病魔,用了足足四年的时间,耗尽精力撰写了一本反映美国农业、商业为追逐利润而滥用农药造成“危害日益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书中揭露了“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来的魔鬼”,唤醒人们正视现实,重新审视人类创造文明的历程,减少环境污染,开创新的生态环境。两年后,莱切尔·卡逊含笑谢世,然而她在世界环保历史上留下的不朽之作响了世界多国政府的执政纲领,人们开始正视环境,“可持续发展”成为今天全世界人民的共识,卡逊也成为世界环保史上的先驱。
较之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前20多年,我国生物学家蒲蛰龙教授就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他率先履行自己天使般的职责,在调节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生命科学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运用生物环保最为成功的科学家。蒲蛰龙一生对世界环保所做的贡献,凸现出一位科学家在认识方面的深刻和超前,更体现了一种超越学科关怀的社会道义感和先锋导向作用。
蒲蛰龙在其所从事的60多年科教生涯中,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6部,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研究成果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他于1980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获得母校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颁发的“优秀成就奖”,国际同行称他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我国政府也给予这位优秀学者相当高的荣誉，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他连续六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侨界十大新闻人物”,第二、第三届广东省科协主席,“广东省杰出贡献科学家”“南粤杰出教师”等。
蒲蛰龙一生对科学的追求，竭尽所能为保持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蒲蛰龙——一位20世纪世界杰出的生命科学家,将永远记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丰碑上。
作者：麦淑萍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