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泓
肇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的《肇庆大事记》 （1994 年 11 月版）载有唐大中五年（ 851 年）“莫宣卿中状元”事条，条文不长，兹录于下：
莫宣卿，字仲节，封川人（今封开县渔涝）。是年，廷试第一，成为岭南第一个状元，初授翰林，后封台州别驾，未到任先卒。著有《莫孝肃公诗集》，已佚。
《广东风物志》谓莫宣卿“唐宣宗大中五年（851 年），中状元”，“是古代文化落后的岭南地区第一个状元，确可称为‘甲第开南国’了”。《广东历代状元》首篇《甲第开南国，英才出少年》之副题为“唐朝大中五年封开籍状元莫宣卿”，文中称莫宣卿是“大名鼎鼎的广东第一状元”，并有“少年状元，惊震皇都”之小标题。
状元是科举制之产物，是数以万计的举子之佼佼者。在封建社会中，出状元是一地之人世代引以为荣的大事，也是一地封建文化发达的一个象征。在科举制度产生未久的唐代，尚处僻远的岭南出了状元，号称“岭南第一状元”的莫宣卿在岭南文化史上当有一席之位。莫宣卿生平记载，并未见于正史，地方志书（黄通志、郭通志、阮通志及府志、县志）虽有记载，却是语不详尽，甚且相抵生疑，故此有必要作一稽考。
莫宣卿故里何处
莫宣卿之生平，如前所述，未见正史，而地方志引载出处，无非二处，一是唐人白鸿儒《莫孝肃公诗集》所作序，此序全文载于《全唐文》，一是明人黄佐《广东通志》。
《莫孝肃公诗集序》（以下简称《序》）云：“公字仲节，广南封州人也，所产之乡曰文德，所居之里长乐。”因父早逝，母“改适，继父亦莫氏，讳及芝，开建籍也，公随母往，并而为昆仲者三”。后，莫宣卿由翰林外任台州别驾，“归省迎母，未至官所而寻卒故里，葬之于文德乡锣鼓冈”。文德乡之得名，是唐咸通九年（881 年）封州刺史上表朝廷之后，上敕“表其里居曰文德”。
由上所述，可知：
1. 莫宣卿是广南封州文德乡人。封州，唐武德年间所置，天宝元年改为郡，乾元元年复为封州，辖封川、开建二县（今并为封开县），州治封川。莫宣卿故里文德乡之名，并非他生下来时所称，而是他死后敕赐的乡名。文德乡在今封开县渔涝镇，莫宣卿当为封开籍。
2.莫宣卿随母改嫁，继父为开建籍，莫宣卿归省迎母，未至官所而寻卒故里。这个故里按理为母之居所，《序》云：“葬之于文德乡锣鼓冈”。那么，有几种可能性：一是其母改嫁之莫及芝，虽是开建籍，却已居文德乡；二是其继父居地开建，其母后来回家乡居住，莫宣卿归省迎母，即往封川之文德乡；三是莫宣卿省亲是往开建，而卒后归葬封川故里。
上述三种情况，只有二是继父居开建，一、三则是其母改嫁前后均居封川。值得提出的是，文中不谓其母改适开建，而谓其继父开建籍，似乎第一种情况可能性更大。正因为莫宣卿故里为封川，还因为莫及芝是住在莫宣卿封川故里的开建人，所以才特别点出这个“籍”字。
黄佐《广东通志·莫宣卿列传》云：“莫宣卿，字仲节，封州开建人”“构书屋于麒麟山下，奋志读书”“授台州别驾，以母老乞归养。赐其乡曰锦衣，在县之三都金镂村”。阮通志《莫宣卿列传》仅录入黄通志之莫宣卿传，是有意否定莫母改嫁之事而为的，阮通志在此传后按语说“谓宣卿随母改嫁则齐东野人之语也”。
按黄通志所述，则莫宣卿是开建人。黄佐之文只言莫宣卿早孤，无一字言及莫母改嫁之事。而谓锦衣乡之乡名，则是在莫宣卿乞归时敕赐乡名。锦衣乡原名金镂村。金镂村在开建县境，因金镂水流过而得名。清道光十三年（1833 年）修《肇庆府志》卷三《舆地·形胜》开建县条下引《吴志》：“忠谠之山，金镂之水，郁为人文先岭表以魁天下，岂偶然哉”。又《肇庆府志》卷三《舆地·山川》开建县条下引《吴志》：“状元井在锦衣乡三都，其水清甘也，世传状元宣卿所凿。”《肇庆府志》卷七《建置·坛庙》开建县条引《开建县志》：“状元祠，在三都金镂乡状元井之上。”那么，这个锦衣乡即金镂村，属开建县境。
对此观点有认同者。今人李默编著的《广东方志要录》，开建县各志前概述该县沿革建置，专门加上一段记述：
邑人莫宣卿，字仲节，唐大中五年状元及第，授台州别驾，以母老乞终养，优诏许之，赐其乡名曰锦衣。今县之金钅昙村，有莫状元读书堂及片玉亭，粤中大魁天下，自莫宣卿始。
由于莫宣卿故里存在封川、开建二说，历史上曾出现了封川、开建两县争认莫宣卿故里之情况，两县均有冠名状元的一系列胜迹，兹摘录明、清方志所载于下：
墓：封川“唐莫宣卿墓，在县北百十里文德乡锣鼓冈，碑石尚存”。
开建“唐莫宣卿墓，在大幕村”。
坊：封川状元坊“在县前街，隆庆四年知县朱武为状元莫宣卿建”。
锦衣坊“为莫宣卿归省建”。
开建状元坊“在开建县南门内，为莫宣卿建，明嘉靖中建储元书院于此”。
祠：“封川状元祠”“在文德乡，祀唐状元莫宣卿”。
开建状元祠，“在三都金镂乡状元井之上”。而“状元井在忠谠山下，井水清甘，冬夏常满，因莫宣卿得名”。
堂：封川“莫宣卿读书堂，在麒麟山下”。
“麒麟山在县北八十里，以居人莫麒麟姓名名之”，“下有唐状元莫宣卿祠，今废。”
开建莫状元读书堂：“龙吟水在金镂村莫状元读书堂，山间水声清响，人呼为龙吟”。
“读书堂片玉亭，在锦衣乡金镂村，唐状元莫宣卿读书之所。”
这桩公案不仅势均力敌，追溯起来，可以一直上溯到宋代。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在“封州”一地中，人物“莫宣卿”条下云：“开建人，唐大中间状元及第。”山川“龙吟水”条下云：“在金井村，有莫状元读书堂，山水清香，人呼龙吟水。”《方舆胜览》刻印在南宋末年的咸淳二至三年（1266—1267 年），距莫宣卿及第已有 400 年。而略早于《方舆胜览》的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成书南宋宝庆三年（1227 年），也谓莫宣卿“开建县人，唐大中间状元及第。”更早的始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的《太平寰宇记》则述及麒麟山在封川县境。
不管两说如何扑朔迷离，两地胜迹并存已久，总有端倪可辨的。
首先，在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莫宣卿生平事迹的所有文字中，当推白鸿儒所作《序》为最早。据《肇庆府志》吴志，白鸿儒为唐乾符二年（875 年）封州刺史，其序是应莫宣卿嫡孙莫立之所请而撰，其时上距莫宣卿卒年不过十年，白鸿儒又是封州之地方官，断无对当地地理臆测无知之理。而黄志从时间上说已距莫宣卿生活的年代有 700 余年，因此，似应以白氏之说为准。而对于莫宣卿之故里葬地，《序》已讲得很具体明确，为文德乡锣鼓冈。是属封川。
其次，黄志虽谓莫宣卿为开建人，但又说他“构书屋于麒麟山下，奋志读书”。麒麟山地属封川。莫宣卿构书屋为读书，不是为求师，无必要舍近逐远，既然麒麟山地属封川，黄氏也无法自圆其说，推测其莫宣卿开建人之记述是根据《方舆胜览》《舆地纪胜》所说。莫宣卿有墓在开建大幕村之说，虽见于黄通志，但道光《肇庆府志》述及“宣卿墓封川开建并收”时也谓白鸿儒撰文“时为乾符五年，去公世未远，当以封川为的，开建姑存之”。
不妨作一分析，唐代白鸿儒《序》，是说莫宣卿为封州（封川）人，继父是开建籍人。宣卿死后所葬故里在封川。至于宋代出现的莫宣卿开建人说，较之上说，是将其继父开建籍人去掉一“籍”字，并移之于莫宣卿身上。由此而造成封川、开建两地均有状元胜迹。到了明代，则直称莫宣卿为封州开建人，连继父之事也抹煞了。至于后来一些志书沿袭黄志，如道光《肇庆府志》卷十四，莫宣卿名下注：“封州开建人，大中五年会甲第一名。”则不宜引以为据。
开建、封川二县，建置迭变，现已合为封开一县。上述两说，对今天来说只是一县中两地之歧，但对历史人物莫宣卿之籍贯来说，则还是有一辨之必要的。
莫宣卿是否是状元
莫宣卿为广东首魁天下之状元，似乎已成定论。清人屈大均述及广东之状元谓：“其卓然首魁天下者，在唐有莫公宣卿，在宋有张公镇孙，在明有伦公文叙、林公大钦。然莫公记传无闻，张公遭国危亡，不幸遇变，林公以早丧，弗克建立。独伦公名重士林，德高朝野。”
明人黄榆在著作《双槐岁钞》中云：“吾广大魁天下，实自宣卿始。”莫宣卿及第一事也见于明代诸儒之一些著作。著名文史学家今人商承祚为《广东历代状元》一书作序则谓：“我国自隋、唐开科举取士以来，广东共出过九位文状元，即：莫宣卿，封开人，唐朝大中五年辛未科状元……”同文说到：“广东的九位状元，经历各不同，如莫宣卿是最年轻的一位状元，被唐宣宗称为‘南方奇才’。同榜进士柳珪的贺诗曰：‘九衢难怪人空巷，才子风流正少年。’可惜过早逝世，无甚政绩。其著作颇丰，多已失传，只在《唐诗》中收人其诗三首半和民间传抄的一些诗作。”
至于旧《肇庆府志》《封川县志》《开建县志》称莫宣卿为状元，更是言之凿凿。如道光《封川县志》辑入知县温恭《重修东山文昌祠记》中有云：“封虽僻壤，然自汉唐以来，陈长孙为楚庭经学之先，莫仲节岭表大魁之始。”
不过，对莫宣卿是否为状元也有不同见解，下举数处：
新、旧“唐书”，莫宣卿无传。清阮元《广东通志》虽有《莫宣卿列传》，
本传收入黄志之莫宣卿传，谓莫宣卿“大中五年进士第一”，及《双槐岁钞》所说的“吾广大魁天下，实自宣卿始”。但阮志之《选举表一·制举、辟荐》，有唐一代，共列 9 人，未有莫宣卿之名。而同书《选举表四·进士》则列广东唐代进士 35 人，收入莫宣卿，其名下云：“封州开建人，状元，台州别驾。”
历代未有系统记录状元之集成大系，近年出版的《中国状元谱》“遍查古今群籍”而成，该书云：“唐朝科举史料缺载较多，许多状元的姓名已不得而知，就现存文献来看，唐朝有名有姓的状元共有 141 人。”此书中，未有莫宣卿之名，而且大中五年状元已榜上有人，即李郜（籍贯、生平均不详）。此资料来源显然据自清人徐松之《登科记考》。《登科记考》卷二十二：“大中五年，进士二十一七人，又三人，状元李郜。诸科二十二人。”“制科莫宣卿。”又谓：“是年设科无考，制科第一，据此亦得称状元。”
唐代设科取士之途，大要有三：（1）各学、各馆出身的生徒；（2）各州县考选举送的乡贡；（3）由皇帝直接考选的制举。前二者属于常科，由礼部主考，只有后一者制科才由皇帝亲自殿试。
白鸿儒《序》人收《全唐文》，据该文下款撰于唐乾符五年（878 年），此时距咸通九年只有 10 年，应是现存诸资料中较为可靠的了。
白鸿儒其人，正史无载，其为封州刺史之事，见于道光《封川县志》职官，然《广东通志》《德庆府志》等职官、列传均无其名，其生平无传可稽。
对于莫宣卿及第情况，《序》中有三处述及：“大中五年，设天下士对策于大廷，胪传以莫公宣卿为第一”；“入郡序……试于有司，荐于大廷，对杨清问，首魁天下”；“咸通九年，封州刺史李邦昌上其事于朝，钦奉上敕为唐正奏状元莫孝肃公，祀以庙食”。此其后之文中，还有 “得非状元公神化之所感世耶”之句。
由是观之，莫宣卿仍是由乡贡入试及第常科，之后又经殿试制科第一。所谓正奏状元之含义不清，但既要在死后敕封，似乎说明原来的“第一”也好，“首魁天下”也好，不见得是名正言顺的状元，从时间上说，莫宣卿死后才得到敕封状元，那么，莫宣卿离京省亲时，同科进士李珪赠诗称他“状元”，又作何解？
白鸿儒所述莫宣卿科举之途。是“入郡庠” “试于有司，荐于大廷，对杨清问，初典翰林，未服官政”。
唐之科举榜首称“状头”，俗称“状元”，不像宋以后那么严格，状元专指进士科第一。新、旧“唐书”及新、旧“五代史”等正史，均不载应考人“进士第一”或“状元及第”，这也是唐代难以考证状元资料的原因。加上唐代科举考试开设的科目非常繁杂，常科、制科两类竟多达百数十科，这就使科举科目之夺魁者，与后来的状元有可能混淆。如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历代状元”载孙逖为唐开元二年状元，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则载李昂为开元二年状元及第，孙逖举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及文藻宏丽等科第一人及第。可见孙逖是制科第一而非进士第一，故徐松《登科记考》取李昂状元说。因此，同年之中，出现两个状元的说法也不奇怪，问题是哪一个是真状元，即进士科第一名。按徐松所记，大中五年的状元是李郜，莫宣卿为制科第一，亦称“状元”，则只能说时人之移指说法，并非准确意义的状元。不过，李郜无籍贯、无生平事略，虽说徐松应有所本，也难以考证其真伪。但是，如果莫宣卿是因制科第一而被称为“状元”的话，那么，他是不能称为岭南的“首魁”，先于他 39 年的唐玄宗先天元年（712 年），张九龄就得过才堪经邦科第一，这就是制科第一了。那么，为何没人称张九龄为状元呢？这就要联系到白鸿儒所说的莫宣卿后来被敕封“正奏状元”的因素了。
较为可靠的证据应是莫宣卿同时代人的柳珪之《送莫仲节状元归省诗》及白鸿儒《莫孝肃公诗集序》。
柳珪《送莫仲节状元归省诗》载于《全唐诗》。这首诗是在莫宣卿离京授台州别驾南下省亲离京时所赠，全诗为：
青骢聚送谪仙人，南国荣亲不及君。
椰子味从今日近，鹧鸪声向旧山闻。
孤猿夜叫三湘月，匹马时侵五岭云。
想到故乡应腊过，药栏犹有异花薰。
柳珪其人史有可稽。徐松《登科记考》载：“柳珪：进士。《旧唐书·柳公绰传》：‘仲郢子珪，字镇方，大中五年登进士第。’《南部新书》：‘柳珪是韦悫门生。尝云：三十人，惟柳先辈便进灯烛下本。’按：珪及第后，应白敏中之辟。《樊南集·为河东公谢相国京兆公启》云：‘某第二子前乡贡进士珪，充摄剑南西川安抚巡官。’又有《为柳珪谢京兆公启》。”
柳珪为莫宣卿同榜进士，莫宣卿状元之墓刻石还刻有他的一首贺诗：
笔阵才交玉陛前，一声雷震便升天。
榜中姓氏当头列，笈里文章许世传。
红杏殿中呈绣服，绿杨堤畔拂金鞭。
九衢难怪人空巷，才子风流正少年。
这首诗中“榜中姓氏当头列”一句，即可作“状元”佐证，可惜这首诗源出何处未得考证。
《莫氏族谱》收有莫宣卿离京省亲南归时，白敏中赠诗一首：
锦绣文章锦绣身，长安雷动满城春。
九重黄甲终为贵，百镒兼金未足珍。
台阁丝纶应舍旧，经筵保傅可图新。
云何一点思亲志，化作岭南戏采人。
此诗中二句，似也含有榜首及第之意。然则白敏中在唐宣宗大中五年（也即莫宣卿及第这一年）即被罢相外放，唐懿宗即位，他曾复召为相，但托辞足病基本不管事，固求避位不许。一年后，咸通二年（874 年），因求免去相位外任，不久即去世。莫宣卿生卒年虽无准确记载，但距封州刺史李邦昌请谥之咸通九年（881 年）不会相隔太久，莫宣卿省亲是奉命上任，也不会在家逗留太久，他离京时，白敏中应已去世，上述之诗不可能是白敏中所写，是否好事者因柳珪曾为白敏中门下而造出来的，也未可知。
还有一种解释是今人林天蔚提出的，他根据《唐摭言》卷一、《全唐文》卷三十三、《唐国史补》卷下、《册府元龟》卷六三九、《唐会要》卷七十六所述，由于唐朝廷施行“思及远人，以宏教化”之政策，对岭南、安南、邕容等边远之道，指定名额，由地方推荐到中央参加科举考试，谓之“贡举”，考录之士，皆试于殿廷，又名“制诏举人”。这种“贡举”，与一般进士只由礼部考取不同，与制科也不同。林天蔚认为，“从莫宣卿考取程序看，莫宣卿既试于有司，由地方政府送至京师，曾参加殿试，及第后即官翰林，似未参加‘吏试’，一切过程，与《全唐文》《册府元龟》及《唐会要》所述吻合，而廷试第一，故柳珪之诗题曰：‘莫仲节状元。’而此种‘制诏举人’可能引起徐松误为‘制科’，其实亦诸科之一而已。”这种解释比较合理，但必须建立在徐松判断有误的前提上，在未有确凿的论据之前，不失为一种比较符合情理的推论。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