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州城内水路交通

2022-06-23 来源: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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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南海县志·隶省城图》

  广州是一座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城市,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重视,为文人墨客所称赞。三国时代,步骘为交州刺史时,曾登上赵佗当年所筑的朝汉台,踌躇四眺,只见广州“负山带海,博敞渺目……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不禁慨叹:“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宋神宗认为广州海上商业贸易繁盛,故五代南汉国“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亦曾感慨:“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 当然,广州除南临珠江,城内四通八达的水系也为广州城内水路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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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广州城主要水陆交通复原图

  一、六脉渠

  “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是对明代广州城最好的描述。六脉渠最初是广州城内依地势地形修筑而成的6条南北走向的渠道,主要在天然河道和干谷的基础上人工开凿而成,兼有排污泄洪和航运的功能。

  六脉渠始建于何时?根据各种文献记载以及目前的考古发现,基本可确定的是五代南汉国时期(917—971年)已有六脉渠的前身,且至宋代时已基本构筑好。而后来的六脉渠系统,当是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三城合一和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扩筑北城并建成较完整的旧城区之后形成的。

  何谓六脉渠?据清代陈坤撰写的《六脉渠图说》记载,“大抵以地面之有沟渠,犹人身之有脉络,必须流通乃少疾病。渠有六,故谓之六脉渠耳。”“六脉渠”在历代所指亦有不同。宋代主要在城西,元代因之,明代六脉渠与宋元时有同有异,诸说不一。明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内古城有六脉渠。渠通于濠,濠通于海。所谓‘六脉’者:一、草行头至大市,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二、净慧寺街至观堂巷、握甲里、新店街、合同场番塔街,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三、光孝寺街至诗书街,通仁王寺前大古渠,出南濠;四、大均市至盐仓街,及小市至盐步门,通大古渠;五、按察司至清区盖城果桥,水出桥下;六、子城城内出府学前泮池。六脉通而城中无水患,之水达与闸,闸之水达于濠,濠之水入于海,此城内水利由通也。”以上所载六脉渠与元大德《南海志》所载基本相同,故应为明初未扩城时的六脉渠。

  关于明中后期六脉渠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清乾隆《南海县志•水利志》所引《岭南丛述》中明代东莞人谭清海《六脉说明》的记载。“明东莞谭清海建议,谓西一脉,水绕坡山,由南濠尾穿西关而出;东一脉,水绕军局万里桥,合贡院前水,由天关而出;小南一脉,水绕荷塘背,由文溪至府学前渠而出;大北一脉,水绕兰湖由贤关里穿城脚而出;正南一脉,水绕清风桥、龙藏寺、仙湖街而出;小北一脉,水自白云来,由小北门合万里桥水,循天关而出。此较古六渠之说尤为明晰。”

  在谭所记载的渠道中,其中西一脉、小南一脉应由宋六脉演变而来,西一脉相当于宋“草行头至大市,通大古渠”一脉,因其位于城西,故称西一脉;小南一脉大致与宋“子城城内出府学前泮池”一脉位置相仿,但渠道比宋渠更长。正南一脉、东一脉、大北一脉、小北一脉为宋六脉所未载。正南一脉应为古文溪之西支水道,在宋时位于子城西城墙之西侧,因其靠近明代旧城正南门,故名。以上西一脉、小南一脉和正南一脉均是南北流向的渠道,大致沿着旧城北高南低的形制由北往南流。而东一脉、大北一脉和小北一脉均不在宋三城的范围,是明初拓城以后新增的位于城北的东西流向渠道。东一脉,主要流经今政法路,由天关(即铜关,其址在今政法路与越秀北路相交处)而出,位于城东,故称东一脉;大北一脉,自东往西流从上水关出水,因其靠近明旧城正北门,故称大北一脉;小北一脉中的“万里桥”在明贡院(今小北路与小石街相交一带)附近,靠近小北门,自西北往东南流经铜关出水,下游一段与东一脉相合。这三渠原是宋三城北面濠池洼地所聚成的支渠,历来属于城北低地,鱼塘桥梁密布,并不属于宋元之六脉渠,故明清时期的学者对此有诸多争议。

  简而述之,明代中后期的六脉渠与明初的六脉渠所指具体渠道有所不同,即明初被归入六脉渠的部分渠道在明中后期未被归入,而明初未归入六脉渠的部分渠道在明中后期反被归入。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明初时的部分渠道在明中后期已渐壅塞,故未归入;也可能是渠道仍存,只是其排水功能不显而未被归入。由于谭的记载年代已经接近清代,而其提法可能与拓展后的广州城的实际情况相符,故其提出的六脉渠之说也成为后来清代学者研究六脉渠的经典文献,正如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三称:“惟明谭清海六脉渠议最得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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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一《舆地一·六脉渠图》

  二、南濠

  南濠,即古西澳,现虽湮,其名则仍保存至今。道光《广东通志》记载:“南濠在城楼下,限以闸门,与潮上下,古西澳也。”南濠于宋时在古城西,今西濠街和南濠街之间的古渠前身,即位于今海珠中路、南路地段。

  唐代时,广州已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大港,中外商船云集,商船泊岸之处即是古坡山西侧的西澳地。宋时,珠江北岸直抵今大德路南侧,江面宽阔,有“小海”之称。每遇强风,“小海”上波浪险恶,商船常遭灭顶之灾。宋景德年间,广东经略使高绅亲自主持,修筑南濠,并在濠口建起可控制水流和可挡潮消浪的巨闸。“景德间,经使高绅所辟,纳城中诸渠水以达于海。”这项工程使南濠成了当时广州最大的内港码头。高绅还在西澳兴建一座跨濠桥——果桥,时为羊城最雄丽的石拱桥,桥下可以行船。据记载,“果桥,在府城内,一名拱桥,下旧通舟。”南宋时,南濠又得到疏浚,“嘉定三年(1210年),经略使陈岘复开,自外通舟楫以达于市,旁翼以石栏,自城楼至闸门长100丈,阔10丈,自闸至海75丈。宝祐元年(1253年),经略使李迪复自擢甲巷开浚至闸口,又加深焉。”

  据康熙《南海县志》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永嘉侯疏请连三城爲一,因旧浚濠……国初南城外濠湮淤,平南王督令疏浚,寻复湮。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布政司郞廷枢力行疏浚南濠,今始通舟楫如故,不特商民称便,潮汐萦廻,实增省会形胜。”可见自明初拓城浚濠之后,南濠便日渐淤塞,至清初疏浚后才通舟楫如故,嘉庆元年(1796年),南濠已成为清嘉庆六脉渠之右二渠。民国时期,为修筑海珠路将南濠改为暗渠。

  三、天濠

  天濠是原宋西城以北的濠涌,濠址在今百灵路以北的东风西路东段一带。明前期拓展北城后,天濠仍可通舟楫,但因其后失于修浚,且此地居民日益增多,天濠逐渐收窄,后渐被辟为街巷,清代时称天濠街,又名添濠街、天豪街。今该处尚存有添濠北街,原水道的痕迹早已消失无存。原建于濠上的鼎安桥、拱北桥也由此失去交通要津的功能,后毁圮不存。

  四、玉带濠

  玉带濠开凿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如玉带般绕在宋三城的南城墙(今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一线)南侧,原供珠江沿岸的舟楫避风之用,正如大德《南海志》所载,“三城南临海,旧无内濠,海飓风至,则害舟楫。大中祥符间,邵晔知广州,始凿内濠,以通舟楫,州人便之”[]。后来经多次修浚,“熙宁初,王靖成东城,复濠其外。嘉定三年(1210年),经略陈岘重浚……东西置闸二。”至南宋开庆年间,玉带濠已经成为“长一千六百丈(约4960米)、广斥至二十丈(约63米)、深三丈余(约10米)”的大濠。玉带濠上东西二闸为濠的东西出口,东闸约在今安定里与越秀路相交处南侧,西闸约在今十四甫水脚东端,均建于城墙下。玉带濠通过两闸流入城外东濠与西濠,再南流入珠江。

  北宋时期,玉带濠只是宋三城的南护城壕,但随着玉带濠南岸沙洲不断扩大,至南宋时,玉带濠南岸濠畔街地带已经发展为大规模的商品交易集市,并且沿着玉带濠发展出街圩与城门相连的水巷。元初,元军攻毁广州城,破坏甚大,玉带濠亦日渐淤塞。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拓筑城池重新疏浚东西二濠,但作为城南护城濠的玉带濠似乎并没有得到疏浚,反而遭填充,“止容二艇”。据曾昭璇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德路建房,在濠身掘出红砂岩冬瓜条石材甚多,即为拓城填濠物证。其说理有据,可从。之后玉带濠又曾疏浚。明代梁储撰写的《广州新开西河记》记载:“吾广州城河之水,出入旧有二道,在东南隅者,由永安桥而北入,中折而西,至归徳桥而止;在西南隅者,由太平桥而北入,中折而东,亦至归徳桥而止。及潮汐既退,则二水中分而出。”文中所述的“城河之水”便是玉带濠,归德桥(故址在今解放南路北端与玉带濠之相交处,建于明永乐年间,南北向,跨于玉带濠上)在归德门外,东西濠水入潮汇于归德门外。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二月,广州城南动工展筑新城,并于“丙寅(1566年)正月而讫”。新城建成,玉带濠遂被纳入新城范围。此时的玉带濠仍有交通之便,有《濠畔行》一诗曰:

  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

  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

  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

  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

  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

  说明其宽度应该不止洪武年间的“止容二艇”,否则难以出现“龙舟凤舸飞相及”的情景,也就是说玉带濠在洪武十三年后肯定被疏浚拓宽过。入清后,濠畔居民对濠身日益侵占,清代初期,玉带濠已只能随潮入舟。至民国时期,玉带濠已经淤为一条臭水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玉带濠于1952年被改成暗渠。

  注:《明代广州城主要水陆交通复原图》依据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舆地一·六脉渠图》改绘而成。图中水陆交通情况参照天地图•影像底图,并根据明清方志记载及现代地名志相关地名信息进行重新修正。

 来源:广东省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