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政署，是主管我省文化教育行政的地方官署，全称为广东提督学政署，简称学政、学院、使院、试院、学署或学召。驻居广州的学政署，在文教历史的发展中和文人学子的思想上，曾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它对广东文教事业的成败关系重大，故又被称为“系通一省文风”的教化中枢。省内各府、州、县的府学，州学和县学的教授、学正、教谕和训导等各级文教官员，都要听命而行。所以学政署受尊为“文宗”，即文化教育之所宗，寓其广为文人学子所崇尚宗仰之意，可谓清代广东地方文坛的至尊。
历史沿革
学政署的历史，从清朝开国至民国成立告终，计历时 260 多年，曾历尽不少变更，屡经易名，而任务性质则基本如旧。它由合而分，复由分而合。在开国之初，由顺治元年至康熙四十四年 (1644—1705 年），曾沿用明代旧名，称提学道署，计历 61 年。自康熙四十五年至雍正七年 (1706—1729 年）改称广东提督学院，计历 23 年。以后实行分院管理。自雍正八年至乾隆十五年(1730—1750 年），将广东十府二州分为岭东和岭西两地管理，分别命名为广韶学政和肇高学政；广韶学政主管广州、南雄、韶州、潮州、惠州五府与连州，署驻广州；肇高学政主管岭西的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五府和罗定州，署驻肇庆。计历短短 20 年。随后有程岩奏请清廷将两地学政合并获准，才统一合称为广东提督学政署，仍驻广州，自乾隆十六年至光绪三十一年 (1751—1905 年），共历 145 年，一直沿用广东提督学政署名称不变。自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 (1906—1911 年），实行新学制，才改名广东提学司，仅有 5 年。自后清朝覆亡，民国成立，才在胡汉民为首的广东都督府之下设立教育部 ( 随改教育司 )，主理一省文教，清代的广东学政署才正式告终。
学政署驻址，260 多年间，都位于广州西湖古药洲，为著名地方名胜。它最早为千年前南汉时代南宫御苑，有瑰奇古怪的九曜石尚遗存于一环池水之中。在明代嘉靖元年（1522 年）已有广东提学道署入驻于此，称为“南国传经地”；到清代又继续成为学政署的所在地，将药洲九曜石风景区作为后花园。可见清代“文宗地”正由明代的“传经地”发展而来的。经过明清两代成为广东最高文教官府重地之后，历经驻守官员悉心经营，这药洲九曜石风景也美化更新。在乾隆时代曾辟设药洲八景，称“九曜奇峰”、“万竿丛翠”等。到光绪时的学政徐琪，又将八景改为学署八景，称“芝移垂钓、补莲消夏、环碧新阴、校经晴日、书台平眺、掌仙寻诗、光霁延辉、鸾藻联吟”。还有宋、元、明、清至民国，遗下石刻、碑碣、诗文、书画和才人巨子的事迹，都多彩多姿，历久不衰，扬名史册，堪为研究广东文化历史沧桑的宝藏之一。
学政署的主管任务
学政署的主要任务，是继承前代文教历史官署的传统任务发展而来的。它的命名从宋代曰提学事司、元代曰儒学提举司、明代曰提学道署，到清代曰提督学政署，四者都沿用“提”“学”二字取名，言简而意广，实包含提挈、主管和领导有关学术、学风、学问、学校和学者等意义。早在宋代在全国各路 ( 省 )始设提举学事司之时，就规定了“司掌一路文风”的任务，以后历朝都沿袭继承，担负着广泛的文教管理职能。进入清代文化教育学术事业愈加发展，其主管任务也变得广泛纷繁；并历经清廷以“谕旨”颁行全国。在清雍正年间，就有“谕旨”作出“督学 ( 学政 ) 一官，尤人伦风化所系，要表扬忠孝节义，崇祀光圣先贤，访求山林隐逸，搜罗名胜藏书”的规定。到光绪年间，还特别颁旨广东学政，要求：“端轨仪、崇经术、勤劝课、严坊刻。振维新之典，革积司之弊。毋尚华而遗实，毋避怨以市恩。俾士有真才，国收实用。”又据黄本骥《清代官职表》所载，学政任务“除负责监察学校学生之学业行动外，兼管所辖地方一切有关教化、文物、学术之事。小事札饬州县，大事与督抚会衔办理”。因此，每位学政在任时期，必定期巡视所属府、州、县各地，发现有关地方文教应兴应革事宜，就督导各地的学官负责执行，或会同总督，巡抚饬令各地共同办理。如学政使徐琪在任时，向朝廷奏报或饬令各地的文告不少，汇编成《岭南实事记》传世，书中反映学政的任务可概括为七大范围：①执行朝廷意旨，宣扬朝廷德政，表彰地方忠孝节义之士；②传扬诸儒经典，编刊书文作地方学人士子的教材；③巡查访问名贤祠垄、名胜古迹，酌情予以维修保护；④访求隐逸贤儒、名家著作和手迹，加以推荐和刊行；⑤办理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处理科场舞弊和学人纠纷；⑥管理民间书刊印刻、流行和买卖，严加防范官民利用书刊造反；⑦督导学宫、书院、学校应兴应革事宜，推动地方文教事业发展；⑧巡视查访地方官员政治得失，民情动向，为朝廷密折上奏，进行纠正弹劾之责。可见光绪时期学政署的任务，实际是广及有关思想、文化、教育、出版和文物等地方文教工作范围。自学政署改为提学司后，主管任务也日见扩大，称之曰：“掌管教育行政、稽核学校规程、征考艺文师范。”并规划主管工作的具体要求。那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广东各地发动起义，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风云空前发展，腐贬的清廷正处于行将崩溃之时，提学司也发布《晓谕》，声言不准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为庚戌新军起义牺牲者开追悼会，强令“各省官民，各学堂约束学生毋得赴会”，实际参加镇压清末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因此，清代学政署虽然在培育人才、倡导学术、振兴文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却为传扬封建礼教和巩固清廷的统治服务，对社会革新和历史发展也有不少消极的影响。
管理体制
学政署的体制，是署设学政使一人，为一省最高文教主管官，简称学政、学使、学臣或督学。例必三年一任，由当朝皇帝和谕旨命派，享钦差官待遇。其职位与地方督、抚一级官员平行。所属府、州、县学官皆为属负，从而组成三级自成系统的文教管理体制，学政使除由总督或巡抚委派巡捕担任学政署事务外，别无直接僚属，故不得不延聘幕友之襄助。人数多少无定制。幕友之薪给亦须学政自理。所需薪给皆由朝廷拨给的学政“养廉费”和津贴费开支，另得收受所属巡视地区各府、州、县所缴送给“棚规”( 指文场考试费用 )，补助办公费。根据徐琪奏报：他三年所领养廉费，数已愈万 ( 两 )；另有奏定津贴银两未计，足够署中经费支付有余。间有廉洁奉公的学政，除将每年的收入支付延聘幕友的薪给外，多有余款捐助维修名胜古迹，刊刻佚文遗著和历史名家诗文，及资助贫寒士人读书考试之用。
在学政署之下，各府、州、县分设府学、州学和县学。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人，并三级各设训导一人，分别共同管理本区域的文教事务。据阮元《广东通志》记载：广东学政署有学政一人，所属府教授 10 人，州学正 10 人，县教谕 74 人，三级共有训导 94 人，全省共 188 人，为全国各省学政系统拥有文教官员众多的省份之一。其中广州府地区有府教授，训导各一人，县教谕 14 人，县训导 14 人，共 30 人。人数之众，为全省十府二州之上。这就自上而下地形成一支主管地方文教的基本队伍。由于广州是清代广东省治、府治和南海、番禺两县县治的所在地，还有府学宫、县学宫书院、学堂、寺观、名胜古迹和文人雅集之地遍布市区内外。巨子名流、学人士子常年云集于此，大大助成以广州为文化首府，带动全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正式改名为提学司后，主管官学政使改名提学使。原两广学务处改为省学务公所，各县设劝学所。为了适应文教革新的需要，提学司扩大了组织，分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有正、副课长和课员，随后改为科。另设省督学和聘请议长一人，议绅 4 人，遴选熟练学务、博学多才者担任，担负监督讨论一省学务事宜。原有各地府教授、州学政、县教谕从此告终。提学司进一步倡学西洋、效法西方城市管理文教的方式。选用谙熟中西文化的学者主正其事，突破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旧体制；成为赶上世界潮流的新型体制，是晚清时代谋求文教革新的思想反映，对中西文化的发展，起了催化的作用。但清末朝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中。是时议令不行，官僚腐败，财源枯竭。提学司常年经费只由地方财源中拨 1100 两，余由县官筹拨，后援无继，所以文教官府已是有名无实了。
主管官员
广东从清初的提学道、提督学院、提督学政署到清末的提学司，受派出任主管官的很多，仅有少数是连任多年或两次重任，总计达 129 人次。他们大多数有姓名、籍贯和官秩可考。其中鸦片战争后，自道光二十年 (1840 年）单懋谦担任学政算起，亦 37 人。当年清廷派驻各省的文教主管官比明代以前历朝都特加重视。例必要求他们是进士出身以上，曾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或任朝廷侍郎、侍读、侍讲等职又经朝廷礼部举办考试而应选，然后以“天子”之命御派。广东被视为“人文所萃”之地，是野朝瞩目的富裕之区。所以派来广东任学政使的资望、官秩又比一般省区为高，名声显赫者甚众。现依到职先后，一一列名如下：
( 一 ) 提学道时期 ( 顺治——康熙 )
李 绮 钱朝鼎 张纯熙 王廷璧 顾 镛 沈 时 侯良翰 冯 标 沈令式 迟 煊 张为仁 林嗣环 张彦珩 韩廷芑 谢 扆 马逢皋 王廷伊 范养民 陈召昌 于党世 裴宪度 黄云企 蒋宏绪 王 冉阝 左 岘 藏大受 翁嵩年
( 二 ) 提督学院 ( 康熙——雍正 )
樊泽达 张明先 史贻直 郑 晃 陈 均 惠士奇 杨尔德 顾 仔
( 三 ) 分院学政 ( 雍正——乾隆 )
(1) 广韶学政
邓钟岳 陈德华 王丕烈 张 灏 梁义生 夏之蓉 吴嗣富 程 岩
(2) 肇高学政
陈德华 缪日藻 王安国 沈昌宇 金洪钅金 孙人龙 程 岩 王际华
( 四 ) 合院学政署 ( 乾隆——光绪 )
程 岩 陈桂洲 刘星炜 陈顾 氵联 吴 鸿 郑宪文 张 模 边继祖 翁方纲 金士松 铁大昕 汤先甲 李调元 史梦琦 平 恕 曹仁宪 关 槐 陈桂森 周兴岱 戴衢亨 恭 泰 曹振镛 万承风 姚文田 茅元铭 陈嵩庆 胡长龄 程国仁 彭邦畴 傅 棠 顾元熙 朱阶吉 伍长华 向 镕 翁心存 徐士芬 李泰交 王 植 李星沅 蔡赓飏 戴 熙 单懋谦 高人钅监 李棠阶 全 庆 许乃钊 李昶庵 许乃济 吴保泰 龚宝莲 张白揆 殷寿彭 王 浵 刘熙载 杜 联 胡瑞澜 何廷谦 章 鋆 吴宝恕 冯尔昌 叶大焯 胡瑞澜 汪鸣銮 樊恭煦 徐 琪 恽彦彬 张百熙 文 治 朱祖谋
( 五 ) 提学司 ( 光绪——宣统 )
于式枚 于云齐 段书云 王人文 沈曾桐 蒋式芬 陈望曾 泰树声
以上主管官员中，有状元邓钟岳、陈德华、吴鸿、戴衢亨、胡长龄、姚文田、章鋆等 7 人；有榜眼缪日藻、王安国、沈昌宇、王际华、龚宝莲等 5 人；有探花伍长华、张百揆等 2 人。另有惠士奇、翁方纲、钱大昕、张百熙、于式枚等一批著名学者，虽非天下才子考试而列为前三名的人物，但实际才学、成就与名声都超过他们的也不少。他们担任学政之后，有的还奉召回京历受清廷的重用，晋升为兵部、礼部、工部、刑部、户部、史部和后期成立的学部担任尚书，或授任编纂清代历史典籍的总裁、副总裁，位列二品、三品、四品官，领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衔等，权位尊贵。显示担任广东学政的名流巨子特多，人才鼎盛，堪居各省学政阵容的前茅。
学政署的历史业绩
学政署在清廷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的皇权统治，对外实行闭关自守的禁锢时代里，它一方面执行朝廷意旨，忠实维护封建反动统治，积极灌输封建礼教思想，使官民百姓、学人士子的思想长期处在封建腐朽、愚昧无知的状态，因而实际为朝廷巩固反动统治充当帮凶的角色。另一方面乾隆时代以广州为全国独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造就了广州成为中西方之间交通、贸易的国际名城。它大大加快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融合与发展，使广东独享西方科学文明的风气之先；加上先后有阮元、林则徐、张之洞、康有为等贤官巨子提倡振兴学术、求谋“以夷制夷”、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带动一批学政官员和地方学人在竭力继承祖国文化传统的同时，又积极探求西方科学文明以为国用。因此促成了文教事业节节上升，根本改变了广东长期被中原视为蛮夷之地的观念，一跃而赢得清廷给广东以“人文所萃”的评价，相应派选博学多才的文官主治广东文教，成绩卓著。曾有久居江浙的清代著名学者俞曲园还赞：“广东文风甲天下。”像这样的盛誉，实非唐、宋、元、明各代的广东名声所享有。可见广东文教事业，是进入清代才有长足的发展，创出了后来居上、赶超中原的文化新势态 ! 在此期间，学政使者居中竭诚效命，造福学子文人之功不可没，对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少贡献。
( 一 ) 整饰文风，振兴学术
掌管一省文风，是宋代以后文教官府的传统任务。早在清康熙、乾隆时期广东文风蔚起，是学政使发挥过率先引导的作用。正如两广总督阮元为此曾对多位学政使作出评价所说：“论广东士人敦崇经术，则郑晃导其先路；至惠士奇始大辟门庭；厘正文体，则夏之蓉以清正为宗；至史梦琦始革其凡陋；博通吟咏则陈德华以风雅提携；至吴鸿而弦歌遍地；策励士品，则史贻直以廉隅是尚；至王安国始一道同风；金石篆隶，则翁方纲以汉法为宗；至钱大昕始再为扬扢。若夫穿穴古今，贯通往事；谈历朝成败，考史笔之是非；人知鲁豕之讹，家司董孤之学，则实大昕之力也。”这表明广东所以改变文风落后的状态，实赖以上广东学政在任时重视端正学人士子诗文风采，致力于培养学术人才，尊崇历史经典传扬，激励士人养成廉洁奉公的品德，重视金石篆隶文字之研究，以至带动学者士人贯通古今，分清历朝成败得失，都起了首树风气的作用。从而造成后来清代广东人才辈出，诗、文、书、画如百花迎春，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 二 ) 厉行科举，考选人才
清代厉行科举考试，是学政的重要任务。是否在科举考试拔选有用之才，列为学政成绩好坏的标志之一，所以历任学政必每年定期巡视所属府、州、县各地，收集每次取录的秀才复核发榜、审核报送学人才子参加举人考试，选拔举人上京参加全国会试考选状元。所属各地考试成绩如何，都例由学政将中选人数、试卷优劣、思想质素、学识高低等等奏请朝廷，提出改进的建议。学政邓钟岳，员生每学完一课，必巡视各地，召见知名教官和学生亲自考问，作为考核成绩，选拔人才的依据。各级员生自然刻苦用功，不敢怠慢，所以学规肃然，学风勃兴，得人最盛。学政翁方纲对广东科举考选情况，也向乾隆奏报粤中士人质素和文风趋向。指出“广州以东各地人遴聪慧；广州以西各县人多朴鲁”，认为气质之转变，一时难以奏功，于是曾令饬各地学官对在学员生实行严格甄别，对过于低劣、抗不遵课都予以“禠革衣顶”。在这些明智而尽职的学政带领下，使广东自乾隆时代以后学人士子的成才益见大增。据记载：广州、惠州、潮州和嘉应州等三府一州，每届考试人数多达二三千人，文饬为之座满，甚至有堂前堂后在露天应考。足见学人读书应试之盛，为前所未见。
( 三 ) 收授学生，亲自讲学
自古以来文教官员常有实行官教合一的制度。既当官，又任教。如唐代各级传士官员，每有定制分配学生给以授课，培养人才。明代提学使，清代学政使也承接亲自讲学授徒的传统。康熙学政惠士奇，以收授学生和门徒众多而著名。曾有广东何梦瑶、劳孝舆、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品、吴世忠和吴秋时，都受教于惠士奇而成名，称“惠门八子弟”，有诗有文，扬名于世。带动了乾隆、嘉庆以后学者文人接踵而来。翁方纲收授学生常在药洲九曜石古榕树下论诗讲道。有一批学生每因受翁氏门下的严格教育赢得“飞腾而去”的赞扬。学政孙人龙针对学生对古学知识不足，而上奏朝廷阐述“士贵通才、学宜稽古”的道理，主张科举人才要“时艺与古学”并重，即对时代诗文和历史知识不能偏废，使学人士子成为通晓古今之人才。由于学政位于一省文教之尊，其思想言行都广受爱戴而易于实行，因而对培养广东人才发挥了领先和示范的作用。
( 四 ) 维修古迹，搜罗遗书
学政使为保护维修名胜古迹，搜集整理遗书遗文，访求遗贤逸士，做出了不少成绩。各任学政巡视各地，见有名人祠墓荒芜，庙宇残破和遗书遗贤及遗物的发现，每能督导各地府、州、县的学官开展工作。翁方纲连任广东学政计8 年，曾亲自搜罗广东各地金石碑刻，编成《粤东金石略》等著作，对传扬广东历史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学政徐琪《续葺各处名胜奏折》所载，他向清廷奏报维修广东各地的名胜古迹就有韩愈、张九龄、刘瞻、苏东坡、邱浚等人的祠宇和遗址多处；还有博罗、增城、罗浮山和南雄大庾岭等地种梅造景，增美名胜，还发布搜罗地方遗书遗文告示，及保护参观九曜石告示等。这些事迹，对弘扬民族文化，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 五 ) 兴利除弊，革新旧制
科举时代的文人舞弊屡禁不止。广东纨绔弟子为科场考试实行私贿和舞弊之风也很盛。而文教事业的振兴和文场歪风的收敛，每能依靠公正廉洁的学政处置得力才得改变。如学政惠士奇下车伊始就焚香设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还颁令条规，实行学人能背诵五经，背写三礼、左传者给以诸生食饩和童子青其衿的奖励，备受学人爱戴，尊为“红豆先生”。学政章鋆一到任就盛行禁绝舞弊，一度打击了文场行贿之风，将贪官收受的赃款倡建了义学10 多所，从而受惠于贫家弟子，使其有读书机会，文场积弊也得以收敛。学政汪鸣銮与广西学政李殿林也在张之洞的支持下，联合奏请朝廷创立广雅书院。会合粤桂两省实力，延聘精明学者掌教，选取了优秀员生入学。为了加速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而大力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革新。院内创新设立经学、史学、理学和经济学四门课程，分别教学。随后又增设西学，这就包括了中、西方的科学课程。书院教学宗旨正如张之洞撰写的对联所说：“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秽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圣。”还有在同治三年（1864 年）又奏准设立广东同文馆，目的是我国早年少有的几间同文馆之一，是培养翻译外语人才。下设英馆、俄馆、东馆和法馆，分别培养英文、俄文、日文和法文人才。学业成绩优良者，列入贡生待遇，可作县丞之用。这就带动了粤人学习外语，输送人才出国留学等，都有促进作用。这些清代晚期的革新措施，对广东跟上时代潮流、振兴文教事业都有积极的作用。
作者：陈以沛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