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崇拜（totemworship）是自然崇拜或动植物崇拜与鬼魂（或祖先）崇拜相互结合起来的一种宗教形式。就其崇拜的直接对象来说，是自然物或动植物；而就其崇拜的观念来说却具有鬼魂崇拜或祖先崇拜的内容。图腾既是崇拜对象，又被当做氏族或部族的标记或名称。图腾崇拜的自然对象很广泛，但以动植物居多，而动物又占绝大多数。图腾崇拜除了表现在原始人的装饰物、服装、住屋、武器、用具上以外，甚至用涂色、切痕、鲸纹等方法在肉体上留下图腾标记。
从文化地理学的观点来看，图腾具有区域性、历时性两个特点。所谓图腾的区域性，是指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图腾对象。这是因为，每一氏族、民族都选择一种同本氏族（民族）关系最密切的自然物作为本氏族（民族）的图腾崇拜对象，而每一氏族（民族）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因此图腾的对象——尤其是动植物——具有地域分异的特点。所谓图腾的历时性，是指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们所崇拜的图腾对象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往往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而经济——文化类型的演替一般都以全新世以来环境变化为背景。这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下所形成的人们的图腾对象因此就不同。本文以图腾的区域性、历时性为前提，尝试讨论：不同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图腾对象和形成图腾这一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文化生态因素。
前农业社会
大约距今六千年，粤北先民陆续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当时珠江三角洲，河网沼泽遍布，大片水域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他们过着以捕鱼、采集贝类为主，兼营狩猎、植物采集的生活。在长期的渔猎采集经济活动中，珠江三角洲逐渐形成一种热带亚热带的亲水型文化，反映在当时居民点的临水分布，以打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喜食生猛海鲜的饮食习惯，断发文身的习俗，以及后期发达的造船业与海外贸易等方面。图腾，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景观，亦表现出亲水型的文化特点。据文献记载，此期珠江三角洲先民的图腾对象主要有龙、鱼、龟等。
珠江三角洲先民以龙为图腾的特征是：①以龙为祖先的种种神话和传说；②承认自己是龙种，即把龙作为本族的共同标记和象征；③断发文身，人模仿龙的形象和动作，即所谓的“图腾同样化”；④祀龙，把龙作为老祖宗和神灵来供奉；⑤以龙形作为装饰之物，这是图腾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⑥人化为龙说，这是图腾氏族轮回信仰的体现。
关于龙的原型，学术界始终未有定论。大多数认为是蛇。例如闻一多先生在其所著的《神话与诗》中说：“龙的基调是蛇。”有人则说龙是云具体化、生物化的体现。曾昭漩教授则支持龙的原型是鳄类的观点，指出：“今天的龙形，除有角外，口吻、体形、四足、尾形、鳞形亦以鳄鱼为形象而设计绘出的，龙角似为吃鹿的象征。”笔者认为，联系古文献的记载与当时珠江三角洲地理环境的特点来看，先民经常从事水事活动，受蛇、鳄危害都很大，因此认为龙的原型应为蛇、鳄的混合型。
早期农业社会
早期农业社会跨青铜器时期与铁器时期。此期珠江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海平面明显下降，加上西江、北江、东江等主要河流输入三角洲的泥沙大增，使得海岸线迅速向海推进，陆域扩大，原来低洼的沼泽地也因洪泛而淤积垫高，这就为农业在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加上秦汉时期中原移民的大量迁入，带来了铁器、牛耕等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使得本区以稻作为主的农业得以蓬勃发展。随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变化，先民的图腾对象亦发生了改变。此期珠江三角洲的图腾对象主要有羊、鸟、孔雀、象等。
羊图腾起源于以羊为图腾的粤北先民。广州又名羊城、五羊城、仙城或穗城，这些名称都出自同一传说。在战国时，岭南属楚，传说在周显王（前368—前321年）时，曾有五个仙人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骑着不同毛色的羊，从南海来到楚庭（广州），留下稻穗并祝福广州人民五谷丰登。接着仙人腾空而去，仙羊则留在山坡上化成了石头。传说固然不可信，但它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通过对比粤北与珠江三角洲不同的考古文化特点，并联系珠江三角洲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化情况，笔者认为，“南海仙人”即为粤北先民，他们是我国南方曾经存在的、对稻作有过巨大贡献的五支羌姓部落之一。他们沿着珠江各支流的河谷平原逐渐南迁，给广州（珠江三角洲地区）带来了稻作农业，亦带来了羊图腾这一原始宗教。随着稻作农业的传播，羊图腾亦传遍了珠江三角洲的每个地方。人们崇拜羊，认为羊是吉祥的象征，会给他们带来幸福。
鸟图腾是珠江三角洲早期农业社会的又一原始宗教。鸟类既是南越人的重要食物，又是他们的生产助手。百越地区流行的鸟田传说，“鸟相”“鸟语”的传说以及出土的“鸟书”考古资料等，都可以作为越族拜鸟习俗的证据。岭南地区出土的铜鼓常有身饰羽毛的羽人形象，是为原始祭祀中的图腾化装。
从地理环境来看，早期农业社会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具有鸟类生活的许多有利条件。这里河沼遍布，气候暖湿，既有茂密的森林、水草，又有丰富的水生、陆生生物资源，是南来北往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加之秦汉时期已经开垦的大面积稻田，势必招引大量鸟类在此逗留、繁殖。新石器晚期佛山河宕遗址已有鸟类遗骸的出土，说明距今五千年前这里已有大量鸟类生存。珠江三角洲鸟类以鹎、棕背白劳、红嘴蓝鹊、褐翅鸦鹃、小鸦鹃、白眶雀鹛、暗绿绣眼、叉尾太阳鸟、灰喉山椒鸟等为优越，水田中则以鹭、秧鸟、翠鸟和鸻等科为常见。冬季迁到河口水域越冬的则以绿头鸭、雁最多。众多的鸟类给稻作生产带来的益处很多，主要有：①除草——许多鸟类只吃莠草和收割后留在田间的谷粒；②灭虫——动物生态学研究表明：鸟类是许多农业害虫的天敌。对于尚未发明农药与其他除虫手段的原始农业来说，这显得尤为重要；③杀鼠—猛禽是啮齿类动物的天敌；④肥田——鸟粪是农作物的高级肥料。既然鸟类这样有利稻作生产，珠江三角洲先民们把鸟类作为自己的祖先或亲属而加以崇拜就十分自然了。
近年来，广州南越王墓的考古发现，更说明了珠江三角洲的鸟图腾源远流长。其出土铜筒上所镌船纹，舵上立着一鸟，可能为鹤、鹗、鸬鹚之类的水鸟。这些鸟类知鱼性，有的经驯化还能助人捕鱼，因此被那些以渔猎为生的珠江三角洲先民奉为神灵。
作者：翁齐浩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