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随着解放华南战略计划的确定，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毛泽东指示叶剑英，要在南方办好一所大学，取名南方大学，毛泽东还亲笔为学校题写校名。叶剑英先后抽调哲学家陈唯实，以及华北大学等学校的李又华、秦思平、梁未闻随军南下，着手筹办南方大学。
被誉为“革命熔炉”的南方大学，制订了“学习理论，改造思想，钻研业务，参加革命”的教育方针；树立“实事求是”的校风；培养“忠诚、团结、朴实、虚心、勤劳、勇敢”的学风，并要求师生员工“甘当小学生，甘当勤务员”；以及提出“紧张地工作，战斗地学习，愉快地生活”的明确要求。校歌中的“千万青年，跟着毛泽东，永远向胜利，永远向光明”，唱出了大家共同心声。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中央要求革命大学支援地方高校，南方大学的干部和教职员工分流到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广东民族学院、广东革命干部学校等高校，南方大学办学宣告结束。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调整合并后的华南师范学院迁到石牌原南方大学校址，陈唯实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南方大学自1950年开办到1952年停办，一共办了四期，共有毕业生17905人。南方大学的毕业生遍布省内外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有的担任领导职务，有的扎根基层，他们都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草棚里面办出来的大学
南方大学开办之初，教师数量不足，无法承担全部课程。得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支持后，除本校领导干部和专家、教授外，还邀请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及省、市负责同志来校授课。叶剑英、陈唯实、罗明等人皆亲自授课。陆定一、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和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文化名人艾青、何干之等人也应邀来校作专题报告或演讲，广东省、广州市各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分别就有关政策和专业知识来校作报告或讲座。另外，学校还邀请苏联院士尤金等人来校讲学，并聘请了俄语讲师毕加、助教丹娘担任俄语系专职教师。
南方大学的成立，一时影响很大，香港《文汇报》发出评论：“南方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红色将领叶剑英，南方大学的校址在广州市的石牌，昔日的总统府楼阁成云，今后将成为士子学习深造的高等学府。”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 叶剑英委派第二副校长罗明作为南方大学的代表参加。罗明在会上介绍了南方大学的有关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他们分别接见了罗明。毛泽东勉励罗明要办好南方大学，还同他一起进餐。罗明深受鼓舞， 回到南方大学后，立即把毛泽东对南方大学的肯定向全校师生作了传达，在广大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受师资力量的限制，南方大学有的课程采取集体上课的方式。为了能有一个规模较大的校舍和能容纳4000余人的大礼堂，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总务处干部与广州有关部门和建筑公司协商，用茅草、葵叶、竹笪等材料，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就盖了一座可以容纳5000余人的大礼堂，同时还修建了校舍、饭堂、仓库等设施。虽然条件简陋，但保证了学校按时开学。
为了改变“半草棚”的学习条件，学校党委成立了劳动建校委员会，带领师生劳动建校，对师生进行为什么要提倡劳动建校的教育，明确指出劳动建校既可解决住宿问题，又可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通过亲身参与劳动， 既有利于树立劳动观念，也能锻炼好身体。
在劳动建校委员会的带领下，全校师生热烈响应，每天进行一两个小时的劳动，师生们自己动手，打土砖、盖房子，仅用3个月时间，就盖起了10栋砖瓦房，还自建了自来水厂、印刷厂、图书馆、电影院、校医院等设施。其间，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来校拍摄了师生们劳动建校的情况并进行宣传报道，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学校特意到中山大学农科所请来一批农艺专业人员，指导学校搞农场、畜牧场，挖鱼塘养鱼等。学校农场初具规模，不仅种了水稻、蔬菜、甘蔗、香蕉等作物，还养了猪、牛、鸡、鱼，办起了豆腐坊，较好地改善了师生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的局势并不稳定，经常遇到国民党军队或美国空军飞机的空袭，为此，学校成立了防空指挥部，由罗明负责指挥。
有一次，全体师生正在大礼堂听陈唯实讲课，突然传来空袭的警报， 大家一时受惊，出现了慌乱的情绪。陈唯实问罗明怎么办，罗明有在苏区瑞金中央党校和长征路上防敌机突袭的经验，遇事冷静。他考虑到分散隐蔽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几千人跑到外面的大操场，更容易暴露目标，于是，他走到讲台上，请陈唯实暂停授课，要求大家坐在原地不动；外面的人立即进入草棚，保持肃静，一切听从指挥。同时对全校进行戒严，组织保卫人员在附近严密监视，严防有人向敌机发信号。就这样，敌机在学校上空盘旋一小时后，没有发现目标便飞走了。警报解除后，全校师生继续上课。如果当时处置不当，师生很有可能暴露，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南方大学师生教学、生活的不易。
来源：方志广东微信公众号、《百年扬帆——粤学党史粤爱党·打卡广东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