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先民就积累了一定的生态知识，并采取了一些保护环境的措施。迄至明清，我国传统的环境保护趋于成熟，且随着华夏文明的拓展延伸到中华大地的四面八方。本文想就清代广州地区的环境保护作些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教。
一、民间信仰与大众的生态意识
1.风水信仰与大众的生态意识。
清代广州地区风水颇为盛行。按照风水的理念，“气”乃是自然山水的本质所在。“好风水”必然要气脉相连、环环不断，用现代生态学的术语来说，自然山水是一个整体。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载：
郡城北无外濠，以其地纯石。又以山从南岳而来，其首大庾，其足粤秀，粤秀为广州主山，地脉一断，则数千里神气不相贯。昔秦始皇凿马鞍冈而血流数日。冈在粤秀肘腋之间，灵异所结，乃广东人文所恃赖者。
这则史料披露了广州城北无护城河的原因，即时人欲拿其“地脉不断”。省郡之城的建设受风水观念的影响，县城的建设亦是如此。清雍正年间修《从化县志》载：
一邑有盛衰，关于风气之薄厚，而风气薄厚，系于形势之偏全。县治前峦耸秀而后嶂孤虑，形家谓地脉稍有缺陷，实在于此。然闻诸长老，北郊而上十许里，旧皆合抱藂林，望之郁然，如重峦叠嶂，以为拥护，故于时邑中文物为盛，亦风气之厚使然也。迨嘉靖季流寇大起，将逼城邑，议者虑其为盗薮，于是邑令陈公悉发通邑民夫伐之，不数日夕而尽，因以其材周城列栅以为守。自是一望濯濯，形势遂削。万历初年，父老倡议乃建文昌宫。当县治之后夹树松树，而附城一带松木，民间旧业，亦加意培植，盖补虚之法也。乃近年以来，树多窃砍。而西北一隅，又有挖土为砖，以贸小利者，树不加植，而地日益洼，风气遂以益薄，文物异于畴昔，或咎诸此。通邑士民请官严禁，且议多植树株为后拥护，亦地方之要图也。
这则史料阐述了从化县北郊的“风水”形势，风水家认为“地脉”不相连贯，是一种缺陷，用补植高大的松木来使“气”连贯和集结。
“好风水”的另一个要求是“郁葱”有“佳气”，亦则要求其地山清水绿。刘世馨《粤屑》载：
雍正时，潮州有张某者，精湛舆术，善认气。慕省会山水雄秀，遂移家来羊城，登白云，陟梅坳，度东、西得胜，逾观音山顶。夜宿其上，每五更起以望气，遂步寻至旧仓巷，喟然叹曰：“满城郁葱佳气，萃于此矣。十年内必发鼎甲。”于是买宅于旧仓巷北头之东，与庄宅对街而居。
史料记载了雍正时潮州“精湛舆术”者张某从潮州迁至广州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风水家对“山水雄秀”“郁葱佳气”的要求。另几则资料可说明这一问题。请看：
孙绳（清顺治十六年，即1659年任从化县令）《重修学宫记》载：从邑之建，地割古番县治，创自明弘治五年（1492年），而黉序又自八年始建。宫前秀挺双峰，溪环两碧，郁葱佳气，洵岩岩巨丽哉！故地灵人杰，名贤辈出，甲第蔚兴。
郭遇熙曰：从化地处蕞尔，而山川灵秀，必有钟萃于贤士大夫家者。
郭遇熙《茶亭小记》：野老云：“未有城池，先有是庙，憔神不爽，有祷必应，盖亦一邑之地脉钟灵云。”是城也，双凤拱其面，石鼓绕其左，风门环其右，野茅幽香，佳木繁阴，风景实在异焉。曩者荆棘丛生，枝蔓阴翳，如人乏污浊于心而蒙垢于面也。
孙绳、郭遇熙都是从化县令，且郭是从化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官。他们都认为“山川灵秀”“秀挺双峰，溪环两碧，郁葱佳气”“地脉钟灵”“野茅幽香，佳木繁阴”才是“好风水”。
2.儒道佛与基层民众的环境观。
中国道教强调整体，强调天地万物与人同源，提出“天人合一”“天父教母”。中国佛教也强调整体，主张众生平等，生命轮回。佛教的理想国是净土，是无苦有乐的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里有丰富的优质水，空气清晰，既是人间天堂，也是花草树木和动物界的乐园。佛道的世界观对信徒生态意识的养成影响至大。故而，寺庙和道观对其周围生态环境严加保护。如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广州白云山景泰寺曾竖《严禁砍伐白云山景泰寺林木示谕碑》保护白云山林木，碑文还特别讲到寺“前后左右各山松林果木均系寺众，点缀名山，用土栽植，为文人学士游赏憩息之资”。可见，寺院对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皆十分重视。
同时，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受儒、道、佛人生哲学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上则励精图治，处江湖之远隐居山林则种花种草、振灾而济贫。这也养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态意识。先来看看以下几则材料：
（清）刘士元……晚年嗜菊，筑五荔园编辟菊畦，日与同志酬唱其间。
丘濬《松轩记》：增城曾君，世居邑之槎冈，隐居自乐，平生于物无所嗜好，性独好松，环所居树松千百株，构屋其间，匾曰：“松轩”。朝夕吟啸其间。
丘濬《柏庭记》：增城有隐居之士廖其姓，植松柏满庭，日哦其间。
材料中讲到的刘士元、曾君、廖氏皆是地方名人。他们相信自然万物与人一体，“性喜林泉”，或“筑园圃以自乐”，或“遍植花卉”，或“植松柏满庭”。这种行为不但美化了自己居住环境，还对一般基层百姓有强烈的示范作用。
二、乡规民约与林木保护
森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清代广州地区人们对此已颇有认识。清雍正年间《从化县志》载：
旧志云：流溪地方，深山绵亘，林木翳茂，居民以为润水，山场二百年来，斧斤不入。万历之季，有奸民戚元勋等，招集异方无赖，烧炭市利，烟焰薰天，在在有之。每炭一出，沿溪接艇，不数年间，群山尽赭。久之其徒渐众，遂相率为盗，肆行杀掠，奸民利其财物，以资接济，每借炭艇，装载往来，人莫敢问。天启五年（1625年），知县刘恒力请督府禁止。然盗风已长，乃据险啸聚，竟成大乱。连年用兵，始克剿平，林木既尽，无以蓄水，溪源渐涸，田里多荒，奸民啖一时之小利，而贻不救之大害若此，是宜永不申禁，以图安靖，斯地方赖之。
“烧炭市利”砍伐林木，破坏水源林，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破坏。时人的认识是科学的。正因如此，人们对森林的保护亦尤其重视。
制定乡规民约，竖碑禁止是基层民众保护森林的重要措施。所谓的乡规民约通常是民众共同遵行的规矩，虽不如法律那样严格，却有约定俗成的约束力。乡规民约适应社会的自我控制，是习惯化的、自动接受的内力。广东地区较早的乡规民约大约出现在明代。从历朝编修的地方志的记载来看，清代广州地区各县都有一些生态保护的乡规民约。据新编《南海县志》《花县志》等志的记载清民国时期皆有一些保护森林的乡规民约。同时，乡规民约往往与碑刻并行，以示严肃和垂永。谭棣华、曹腾马非、冼剑民、陈鸿钧四位学者收集整理了广东部分的碑刻，编有《广东碑刻集》和《广州碑刻集》二书。二书比较完整地登录了一些广州市生态保护的碑刻。广州市白云区萝岗道光十八年（1838年）《严禁砍伐风水树条例》、广州市白云山光绪十二年（1886年）《严禁砍伐白云山景泰寺林木示谕碑》、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禁坏山冈玷毁风水碑》等。综合这些碑刻的内容，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参加者广泛，包括寺庙僧人、一般基层民众和官府；二是对犯者的处罚比较严厉但又合情合理；三是保护的办法具体；四是设有专门的护林人员。
这里我们试转录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禁坏山冈玷毁风水碑》，以观其全貌：
禁坏山冈玷毁风水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吾乡自明初起宇，四百年来以迄于今，凡夫祠庙里阎以及冈陵林麓者，皆有祖宗手泽心血存焉。莫不据形胜于山川，借秀灵为钟毓，当时相度，颇费经营，留此规模，历臻美善，固宜创业者克艰于前，守成者勿坏于后也。如竹山冈、大岭头两山，实为一乡门户，稍有破坏，垣局斯玷，非仅外观不美已也。无知族人每有不顾大局，只便私图，竟于两山之坡或冈作菜园，或筑作场园，甚或取泥作砖，挖成游池，遂致排闼两山旧有之观顿毁，阎门一望，郁葱之佳气不得，良可惜也。爰集绅耆议拟公款修复，勒石明示，以警将来，倘效蹈故辙者，定罚不贷，兹将罚例明刊于左：
——议辟园栽种，罚银叁两陆钱。
——议开溷打坭砖，罚银叁陆钱正。
——议开禾场打禾，罚银壹两捌钱。
——议建屋宇茅厕，罚银拾两捌钱。
——议竹山冈大夫岭之地已承租者每年照纳，未承租者不准承租，
如有抗例，定罚银叁两陆钱正。
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月居孟秋吉旦，追远堂公立。
除了森林保护外，清代广州人们对其他生物亦有一些保护措施。清雍正年间修《从化县志》载编志者论曰：“山不槎孽，泽不伐天，鱼禁鲲鲕，兽长麑麂，鸟翼□卵，虫舍蚳蝝古之制也。掩群而取之，竭泽而渔之，民生之道匮矣。从民多山处，养生无衰邪之味，而工作鲜淫巧之器。日用饮食，吾知免于戾夫”。就是一例。
三、街区、道路、祠堂与公共卫生的保护
街区和道路是人们赖于行走的公共场所。明代广州地区人们对街区、道路的整治及其环境卫生的建设已颇为重视。明正统六年（1441年）《重修羊城街记》云：
然近世以来，街衢残缺，砖石龃龉；每风雨连绵，则沮洳艰行。国家承平七十余年，未有能修治之者，岂非缺政欤？正统辛酉春，参布政使司事武昌王公始谋诸方伯真临郡吴公、大参苍梧龚公、盱江左公，捐资为倡，用口更新。于是藩镇维扬姚公、臬司太平郭公，诸名公巨卿，与夫文武官属、郡邑义士，莫不类至响从，争先乐施，得钱凡若干缗，募工伐石，以瓮门砌之。无何告成，广二丈五尺，延袤约数十里，平衍坚完，非惟利于行者，而城池为之增观，省府为之增胜，居民第宇为之增丽。厥功伟哉！
这一资料说明时人对街区的整治和环境卫生建设至为关注。这次重修广州街道成就亦甚大，原来是“街衢残缺，砖石龃龉；每风雨连绵，则沮洳艰行”。重修后的广州街道“广二丈五尺，延袤约数十里，平衍坚完，非惟利于行者，而城池为之增观，省府为之增胜，居民第宇为之增丽”。据考证明代广州城内到处是里巷和四通八达的道路与笔直宽广的街道。在主要街道的两旁有遮顶的人行道，方便行人避雨和遮荫。在街道沿房的一侧或另一侧植树，在住宅和其他建筑物都注重植树种花。树有松、梅、桃、李、柳、红棉、桂、榕、荔枝，等等。花有兰、芷、芙蓉、指甲、素馨、茉莉等。
清代，广州地区人们更加重视街区和道路整治。如梁显仁，“独自力开辟石排沥大路一段，由图田水口至浸木潭凡十里许化险为夷，费金数百”。尹锡熏，“所居乡有税陂一道，灌田数十顷，自道光年间圳路久经淤塞，锡熏与同族元照、邦宪等设法重浚，原田乃复膏腴”。赖凤，“证果洞石路皆其所建筑，尝辟罗迳坳山路阴巨石，凿之，三年工乃竣，费虽钜不顾也”。刘声杨，“村外有孔道，雨后每苦沮洳，为购石悉砌之”。
清代，由于灾荒、战乱等原因，一些无主尸骸往往陈于街区和道路。这不仅不人道，还严重影响公共卫生。当时，官府和一般大众皆重视“掩遗骸”、“瘗暴骨”。如“顺治丙戌山寇为乱，蹂躏各村堡人，死者数十，皆具棺衾荷钟往葬之”。又如清咸丰尹承先，“掩骼施医诸善事，无不力为”。
中国是典型的宗族社会，而祠堂是宗族社会的标志之一。清代广州人重视祠堂的环境卫生建设和保护，注意保持地面卫生和墙壁卫生，注意维持祠堂的整体形象，不放杂物，使其庄严肃穆。有关祠堂规约碑对这方面的情况多有反映。我们先来展示现藏于天河长进村慕南梁公祠内清代《宗祠禁例》碑的全貌：
——许子孙在祠堂内延师教读诗书，以祈光耀。
——许子孙婚嫁，在本祠设宴庆叙。
——许子孙父母天年，在本祠营理丧事。
——许子孙起造屋宇，在祠内暂停木料。
——不得招引外人在祠内开场聚赌。
——田禾收割，不得担入祠内，并在先祖前打禾，恐有惊动不安。
——农具不得放入祠内，致坏垣墙。
——游手好闲者，不得在祠内居住饮食。
——不得在祠内堆放柴薪、泥砖、秽物。
各宗族祠堂的规定不尽一致。现藏天河区猎德村李公祠内。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祠堂规约碑》规定：“禁安放农具，风晒堆谷；禁藏球武艺，污秽墙壁；禁修整竹木，造作各器；禁私贩杂项，接歇闲人；禁开场聚赌，窝藏匪类；禁借祠台凳，建醮铺场。”现藏于黄埔区南岗镇南岗西街秦氏大宗祠内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祠堂规约碑》规定：“祠内务宜洒扫洁净，朝晚香灯，以照诚敬。祠内不许窝留面生可疑之人歇宿聚饮。看守祠宇者不得在祠内婚男婚女，与凶丧等事。祠内不许打禾晒谷，堆积柴草，安设礁磨。祠内不许牧养耕牛，多畜鸡豕。附近耕种田土，不得在祠内安放禾把，以及一切水车犁锄并扶植果菜等物。”现藏于花都花山镇平山村危氏大宗祠内宣统二年（1910年）的《祠堂规约碑》规定：“议祠内不得聚赌吸烟，违者重罚。议祠内要常洒扫清洁，不许堆放水车、耕田器具等件并收割时在祠内晒禾。议祠外头门不得淘米并谷，宜约束子侄勿俾毁画墙壁，及看守祠堂之人不得放鸡鸭等物，不得无故擅离。议仓谷须认真看守，倘有疏虞，放人偷窃，查出实情，从严议罚。”而现藏于花都田心村瑞贤麦公祠内的《祠堂规约碑》规定：“此祠内不得设立贸易。此祠内不得藉藏器物。此祠内不得设文武馆。此祠内不得栖居流民。”
综上所述，在儒道佛和风水观念的影响下，清代广州人具有浓厚的天人合一和自然整体论思想。他们认为万物平等，人生在世应该助天生物，让山川郁郁有佳气。清代广州人已认识到森林是生态系统的核心。在实践中，他们制定乡规民约并竖立碑刻保护林木。同时，清代广州人注意街区、道路的整治和地面卫生的清洁，注意宗祠的环境卫生建设和保护。
作者：王福昌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