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广州建城的历史有2846年了。虽然《尚书·尧典》中有“宅南交”的记载，杜佑《通典》也说“夏禹声教，至南海交趾”，商代“汤始定南越献令”。（郭棐《广东通志·卷之三》）《通历》还说“成王元年时（前671年）周公测景，至于南海”，但是未有建城的记录。我们试定广州城有2846年历史，主要是以越城的历史为依据的。
越城是指秦代任嚣、赵佗所建的城池而言。这座越城前身又是南武城、楚庭郢等。这里我们是以楚庭郢计起的。因为郭棐《广东通志》卷三称：“粤服楚，有楚庭，即今郡城”。时为周夷王八年（前862年）。而黄佐《广东通志》亦称：“楚庭郢在番禺”。可见这座小城即广州城的前身。但是可惜这座“楚庭”和“南武”没有留下考古、文物上的证据。因此，我们只能从史籍文字上推敲。
楚庭之前，广州地点当然已有聚落，由“宅南交”到“周公测景”都表示这里是个南方聚落点。至于楚庭、南武城关系，明黄佐的《广东通志·政事志》公署条说：“秦南海尉署始于任嚣，在泷口西岸万人城，赵佗亦居之，设尉一人视守，皆秩二千石。是时越人窜入蕞薄，佗于是徙近南海郡，去今省城西廿七里，致招来焉。既乃入治番山之隅。因周末楚庭之旧。其署在东二百步（宋为盐仓）。先是越王子孙臣服于楚，逾岭而南，止于斯。开楚庭，曰南武。威王时，有五羊衔谷之祥。佗因筑五羊城，周南海郡，几十里。”
黄佐的意见楚庭即南武城和赵佗城。这座佗城又名越城，是因为后汉建番禺城时早已焚毁。而把新建番禺和赵佗城分开，即用越城称它，表示这座佗城是南越武帝所筑之意。黄佐《广东通志·舆地志》卷三第十五城池坊都条称：“广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后任嚣、赵佗增筑之。在郡东，周十里。汉改筑番禺城于郡南六十里，西接牂牁江，为刺史治。号佗故城曰越城。”
因此，谈广州城起源要先谈越城了。
越城历史地理
越城前身是楚庭。对楚亭有些人有不同见解，但地点相同，则多数同意。清《方舆纪要》称：“嚣初居泷口西岸，入治番山隅，因楚庭之旧名”即可代表。
楚亭可理解为楚置的官衙。今人黄文宽老先生认为楚军驻地，吴壮达教授认为是秦制的亭长所在，大意都不主张是城。但清《羊城古钞》卷四称：“楚熊伐扬粤（周夷王八年，前862年），时事楚，有楚庭郢，今之郡城也。”则清代人有理解楚亭是有城保护的。“郢”与“城”通。更早一点明黄佐《广东通志》亦记“楚亭郢在番禺”。即楚亭郢和楚庭是不同的。
楚庭是官衙的推论可由《广州记》《南越志》等残卷中推定。晋顾微《广州记》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这段文字说明楚庭即官衙所在。沈怀远《南越志》（成书约460年）称：“任嚣、尉佗之时，因楚时有羊五色以为瑞，因图之于府厅矣”，这也是说楚庭是衙门地点。
五羊降于楚庭，即楚庭早于五羊城。楚庭在哪里？明郭棐《广东通志》卷七说：“开楚庭，曰南武。”可见楚庭是在南武城中，而南武城则在越城中。楚庭即为南武城中的官衙，也是越城的官衙。
五仙观今天在惠福路坡山上。这是明初由旧址迁来的。它不是原来纪念五仙的宋前五仙观。宋《南海百咏》称：“五仙观在郡治西，其先有五仙人，各执谷穗，一茎六出，乘羊而至，衣与羊各异色，如五色，既遗穗与州人，忽腾空而去，羊化为石，州人因其地为祠，石今尚存。”五仙观在郡治西也即和宋《舆地纪胜》（卷八十九，《广南东路·景物下》）所说：“五仙观在州治西遍”一致。郭棐《广东通志》卷六十七寺观条称：“五仙观旧在番禺十贤坊”。康熙《南海县志》卷二称：“十贤坊即今布政司地。”十贤坊近十贤堂，宋《舆地纪胜》（卷八十九《广南东路·景物下》）称：“十贤堂在子城上”又称：“八贤堂在十贤堂东南”。又黄佐《广东通志》称西湖“南有千秋寺，北有八贤堂，元季倾覆。洪武三年，以寺址为按察司”。八贤堂当在今新华电影院一带。即子城西北角。故黄佐《广东通志》并称：“十贤堂在十贤坊后城上。”《南海百咏》称：“十贤祠在郡治之城上。”可见五仙观是在近西城墙的，即在布政司后堂之外，明广丰库址。总之，楚庭是在新华电影院到北京路一带。楚庭郢则应以此为中心建成，即五羊城，亦即后称番禺县的地点。据《太平寰宇记》说是“城周十里”。
确实有据的建城记录是南武城。
康熙《南海县志》已记录于卷之三编年中，认为“高帝元年（前206年）冬十一月南海尉任嚣卒。赵佗代为尉，增筑南武城，自立为南越武王”。同书卷之二建置亦称：“按旧图经城自周赧王初，越人公师隅始筑，号曰南武。”
但是公师隅所筑南武城是修复吴时所筑的南武旧城。黄文宽称公师隅一名即为修城师傅。亦有说公师隅前已有城郭。
《羊城古钞》（仇池石，1806年）卷七引《吴地志》称：“吴中有南武城在海渚，阖闾所筑，以御见伐之师。”该书又称：“或曰初吴王子孙避越岭外，亦筑南武城。”为什么称为南武城，仇池石认为是“阖闾所筑南武城在丹阳皋乡。吴即灭，其子孙南徙。遂移南武之名于岭外”。
公师隅修南武城事亦见于《羊城古钞》卷七称：“越灭吴，遂有南海，其后为楚所灭。越王子孙自皋乡入始兴，有鼻天子城。令公师隅修吴故南武城。既不果往。而赵佗遂都之。故佗自称为‘南武王’而宫亦曰‘南武宫’。”明郭棐《广东通志》卷二十二郡县志九流寓亦称：“乃往相度南海，将依山筑南武城拟之（即拟东武山）。而越王不果迁。时三晋惟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复往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隅久在岭外，乃得诸琛，并吴江楼船，会稽竹箭献之魏。魏王乃起师送越王往荆，栖之沅、湘。于是南武疆土，遂为越贡奉邑，称雄于交趾云。”公师隅献了多少东西给魏王呢？黄佐《广东通志》引《竹书纪年》说：“使公师隅来献舟三百，箭五百万及犀角、象牙”。可见当时的南武城已是对外贸易相当发达的据点，建城是可能的。并且，后来还引起秦始皇的野心。成书早于《史记》三十年的《淮南子》卷十八称：“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即说是秦经略越地目的之一。
南武城是个小城。所以，赵佗要扩展它。南武城扩展按记载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楚相高固。《读史方舆纪要》即持此说。卷一〇一广州城条称：“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穗于楚庭。遂增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
第二次是秦将任嚣入治番禺时增筑的。主此说较多记载。宋《南海百咏》即称这城为“任嚣城”。增筑有多种方式，例如加筑一座小城于南武城侧也是增筑。如按五羊城为楚庭城扩大，则当在今教育路到登峰路之间700米距离之间。而任嚣城却在此城之东的。可见任嚣增筑南武城是在旁加一个小城的方式。宋《南海百咏》“任嚣城”条诗序称：“《番禺杂志》云，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旧番禺县也。为越城，周十里。”这座城小到什么程度，《唐坰记略》亦说：“旧有城，在州之东，规模近隘，仅能藩离官舍暨中人数百余家。”这座城可能即“任嚣城”。
第三次扩南武城即为赵佗接长南海尉后。康熙年间修《南海县志》卷之三编年说：“汉高帝元年（前206年）冬，十一月，南海尉任嚣卒。赵佗代为尉。增筑南武城。自立为南越武王。”据《太平寰宇记》称：“按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破。”其实黄巢残破的是中城。中城破而不残，因黄巢占领后还想当节度使，可以反映广州并未全部残破。
总之，南武城建立早在越灭吴后。即大约为楚怀王二十三年（前473年），故吴南武城距今已有达2450多年。公师隅建越南武城为楚灭越前，即在前306年之前，距今为2320年以上。因高固扩大南武城为五羊城是在2320年之前。即在楚威王时代（前339—前329年）。
而越城是增筑南武城而成，亦有两次。第一次为任嚣增筑，在始皇三十三年或稍后，即在前214年或稍后，距今约为2200年。第二次赵佗称帝扩建为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距今2190年。
越城的考古学证据
越城是指赵佗扩建的南武城及任嚣城而言。南武城在西，任嚣城在东。赵佗称王再扩建一次。这座越城又称“番禺城”，为《史记·货殖列传》中十大城市之一。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番禺广州秦墓中作“蕃禺”（1953年西村石头冈出土漆盒上）。秦立县。清屈大均认为即《山海经》中的“番隅”（见《海内南经》）。《初学记》引《南越志》称：“番禺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该书成于454—464年间或稍后，即坐事被徙广州时或其后。比《水经注》泿水条所录的“番山之隅”一说为古。清《大清一统志·广州府·山川·番山条》称：“《后汉书·地理志》：‘番禺县以有番山、禺山得名’。”据中山大学周连宽老先生研究，陈寿本《后汉书》无此条，疑引自其他版本的《后汉书》。据他分析，《后汉书》有四种，除陈寿以外，还有薛莹本《后汉书》，袁山松本及谢承本《后汉书》。薛莹本很少见，袁山松本亦少见被人引用，唯谢承本则为学者常引。此本记事详确，故周氏认此条可能为在谢承的书上引来。如是，则《南越记》亦有所本的。番禺县即因城内有番禺二山而得名的。
赵佗入治番禺也有一段过程。即初居泷口，再移于番禺西面。《元和郡县志》称：“赵佗故城在县西廿七里，即佗都城也。”这个赵佗都和佗城不同，佗城是指称王后的越城。赵佗都城是指他的指挥所，官署所在。黄佐《广东通志》即说：“秦南海尉署，始于任嚣，居泷口西岸万人城，赵佗徙近南海郡，去今省城西二十七里，以利招徕”。其地即今大沥公社到松岗圩一带低丘台地和平原交接地方，既有水道四通八达，又有高地防守。由西江、北江来此相会也很合适。且可避去“石门”之险，有利招降，才入驻南武城中。
越城在哪里呢？宋人说在宋东城。即旧番禺县所在。《宋会要辑稿》8130卷方域第8、第9称：“本州子城东，有旧古城一所见存，与今来城基址相连接，欲乞通作一城。”这是当日吕居简奏请建东城时的情况。宋末人陈大震入元后撰《南海志》卷八（今存残卷）称：“州之东旧有赵佗城。古迹颓垣废垒而已。余襄公诗云：‘千载犹存古越城’者，即其地也。”按《南海志》一书，多抄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陈岘本及淳祐七年（1247年）方大琮本所成。故多记宋时事。传筑城亦获得“古越城砖”，因而有考古材料根据。（《羊城古钞·三城考》）
但是真正的考古学证据是在1974年中山五路广州市文化局内（原禺山书院）距离地面5米下发现的南越王宫砖石走道为可靠。砖石走道之下为大型木结构遗迹。从木块C14年代侧定为2190±90年（北京大学），为越城遗物。地面目前高出中山路面2米。即自古传说的“禺山”所在，故清代称这里为“高坡”（由旧仓巷上来的斜坡）。今天也是市内高点。但从发掘的情况看来，全是文化层堆积。木结构基底才是河滩淤泥层（自然堆积层），与长堤河岸同高，即大潮洪水期可淹上。因此，当日番禺城地面，在这里并不高，一如今天长堤各地。大型木结构由四条长而宽的大木厚板平行排列铺成，其上有短木粗椿插上。木板最大露出一块长达29米，一端则同由一横阵木块所截接。
在木结构上有90厘米厚红色沙黏土，中有汉瓦发现。其上为一碎瓦片层。木结构下有2米厚灰色黏土层，和红黄色红沙土不同，它是天然堆积层。再下为白膳泥（即河床沉积黏土）。
木结构以3—5寸径树干（有皮）承大木板（厚15厘米，阔70厘米）为特色。已发现四块大木板为整段厚木所成，彼此平行，距离2.8—3.5米，上有活动木桩，也成列对立，似为建筑物基础。
红土层以上凡4.9米厚文化层。有六朝八角井凿开由地面到达3米深，井为红黄色砖砌，成斜隔纹。在2.9米有明弘治五年（1492年）石碑发现。在4.4米深处的下层红土层上，有一层75厘米方形巨厚铺地花砖，厚20厘米。砖上花纹为菱形几何纹，砖面上有大量瓦筒碎片（圆形）层，大型铺地砖为砖石走道的旁路砖，路中间为长方形石砌宽2米走道，一些地方为1.85米。
木结构可能是古船台，也可能是干阑式建筑物的基础，称为“柎”。木结构地面高程大致为珠江河面。亦和地下水相近。计目前珠江最低水面为1.0米计，河岸水面为4米（地面为5米），即天字码头和木结构基地同高。今天每年洪水可淹上长堤，故当日越王宫走道仍可为大潮洪水淹没，当然只是在特大潮洪而言。
现场探测结果文化层分划如下：
这样，由于正在传说中的禺山顶上发掘出5米厚文化层，以及在北京服装店，中山五路百货商店，和在马路以南的地点都掘出深达4—5米的文化层，有些有木柱出土，都说明这一地点长期有建筑物存在。更说明：
（1）禺山不在这里。
（2）越城原始地面低于今天5米。
这两点非常重要。因为自宋以后，即传说这一高地是“禺山”所在。因此古代广州地望也就受此牵连。二是认为番禺城是择高地建城的。近人仍有受这一观念的影响。
为什么说这里是越王宫所在呢？就是因为这座巨大的木结构存在为越王宫基础的可能性。龙非了老先生认为是“柎”。吴壮达教授认为是干栏式建筑基础。而我们侧重是在木结构上的砖石走道上。这条走道的结构是很讲究的。基底填上纯质红土层，厚达0.4—0.7米。是由别处运来专门铺填路基的。其次，石块砌成的走道，两旁是用大型花纹铺地砖砌筑。宽在1.85米，开掘出一段直道，平整宽畅，长达20多米。路面石块每块厚4.0—6.5米，呈长方形，长达1米，纵列平砌，砌成两行，表面错列间切，显非民间街道建筑。
大型铺地砖厚达12—15厘米，大小为70厘米×70厘米，烧制时四边有圆孔，这是广州市第一次发现秦制宫廷建筑用砖。在西安、咸阳地方秦宫殿建筑用大型铺地砖亦用此花纹，大小相近，比汉初宫廷用的还大。而砖形制和其下基础年代相当。
更重要的证据是铺地砖构成的砖石走道上，残留有大量的残瓦当，瓦当有些印有“万岁”秦小篆字样。走道北面的残瓦当也有些同样有“万岁”秦篆字样，并和大型铺地砖残件，涂朱色或绿色的砖雕饰等宫殿残件相混。有些“万岁”瓦当还涂有朱色。窗棂残件也是砖雕。其他板瓦、筒瓦上也印有小篆“公”“官”“卢”等字样。瓦当图案如树纹三分法布局和烧制方法和咸阳秦瓦当相同。可见这座宫殿是越王宫的地点。其他如绳纹板瓦、筒瓦、蕨草纹瓦当、方格纹瓮和罐、弦纹三足罐、篦纹三足盆和小盆、夹沙粗陶釜、米字纹瓮和罐等，它们都和秦汉半两钱（6枚）出土，还有文帝四铢半两钱等出土，都说明遗址是越王时代遗物。在第一号船台大枕木（按广州市文管会定名）上刻有“东×八”秦篆，出土漆枕残片针刻有“丞里×”秦篆，也说明走道上下遗物同为秦汉时期。还有越王宫殿的旁证是火烧层的保存。按《史记·南越列传》：“楼船力攻烧敌”及“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等语，而这里正好有火烧过的炭屑和红烧土层堆积在瓦残片层之上，厚达10厘米。反映当日火势很大，也说明王宫是毁于火的。即越城毁于前111年，距今约2095年。
越城的范围和形胜
南越王全盛时的番禺是郡县同治的。《汉书·地理志》称：“南海郡治番禺县尉佗都。”故《水经注》泿水条称：“南海郡昔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接连”。即番禺县是在步骘所修的新城中，也就是后来晋、南朝、隋、唐的广州城。从唐代记述的番山和禺山的地望测量，亦知唐番禺县衙是在步骘城中，并且也是佗旧治处。《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广州南海县条称：“南海县本汉番禺之地……番山在县东南三里，禺山在县南一里。尉佗死，葬于此”。同书番禺县条说：“番禺县，本秦旧县，故城在今县西南二里。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秦汉时赵佗是郡县同治，故越王宫址即番禺县地址。番山（今中山图书馆北侧）距县三里，正当今儿童公园处（亦有船台大木板在地下4米多钻出）。而禺山正当北京路青年文化宫门口越华书院，即古双门底处。是则越城范围当在今省财政厅到北京路、西湖路口之北，即秦番禺县故城。《水经注》泿水条所说：“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州番禺，筑立城廓”，可见步骘城是佗旧治。步骘城范围也大致反映越城主要部分。从《水经注》泿水条说：“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依其上，闻此郡人称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傥谓番山之禺也”。亦可知越城东南角应为番山，北为越王宫址。
步骘城即唐子城，故越城西址当在西湖之东。因《南海百咏》称：“药州在子城之西址。”即越城范围大致可以查出。
据汉初葬墓分布范围亦可看出越城是以越王宫为中心的。黎全在《广州的两汉墓葬》中指出，南武城和南海郡治时称：“城址大约就是现在的中山四路、仓边路口附近一带。”麦英豪寄给作者的汉墓图也是如此。据黄文宽老先生告知今广东迎宾馆舞池下为西汉早期墓，因有沙底，并疑即任嚣墓。可见越城是不过华宁里（南汉黄鹏港，今称黄泥巷）的。象岗上的南越文帝墓，因山为陵，亦可说明为当日城郊。观音山（今越秀山）宋名北山，亦为佗墓所在，因《舆地纪胜》卷八十九广东南路古迹条引《南越志》称：“赵佗葬于此，山为陵，其侧立庙，号曰‘灵庙’。宋时记此庙为“南越王庙在南海县北。”《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亦称：“北庙在县北三里，即尉佗之庙也。”其上有越王台。今象岗文帝墓顶亦为朝台，即越王台亦有可能为佗墓所在。建庙守墓亦为古制，越王庙亦暗示为陵山所在。北庙到宋仍在，《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称：“（天井岗）其下有庙，甚灵，土人祈年，谓之‘北庙’”。明代才东移。民国修《番禺县续志》称：“明时合三城，凿象岗以为北门。将北庙东移，改拜武真。北庙为唐名寺”。据此，北庙即今三元宫地。天井岗一名似有开凿之迹。今象岗文帝墓亦在山顶凿井开穴17米，成为墓室。则佗墓在此，也有可能。故黄文宽先生告诉作者亦推测佗墓在今水塔所在岗地（木壳岗）。据周作恒老工程师告诉作者，越秀山山洞由市二中通体育场及五羊雕像两洞，穿岗而过，所遇多为风化土，坚岩甚少，即陵墓封土之类。按佗葬时车由四门出，故不易辨。《羊城古钞》卷三称：“佗葬时，软车四出，不使人知其墓……或日：‘在悟性寺’”。后者和我们设想一致。”而车四出情况亦可推知是北上王山（即越秀山）的。因为东出是丘陵地，不利营墓，西出和南出都是平原，更无陵地，如四出空车，留葬禺山（见《元和志》），则禺山也是低丘，不利营陵的（因地下水流出）。故《广州记》说：“城北有尉佗墓。”这样，越城的形胜才和任嚣所说的相符。《广州记》还说：“墓后有大岗，谓之马鞍岗”。可见王陵是在群岗之上的。《水经注》还引王范《交广春秋》说：“佗之葬也，因山为坛”。即建墓工程或用建坛工程掩盖，以免泄密。
总之，越城形胜是“负山险，阻南海”（《南越列传》任嚣语），也是步骘观佗旧治处说的“负山带海”（《水经注·泿水》）形胜。山即朝台、北山、王山、越王台等，海即珠江。因今天粤人仍称过江为过海。宋时珠江即称“小海”，黄埔即称“大海”。“《南海集》题南海东庙诗”（杨万里，1124—1205年）云：“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即称珠江为小海。文称：“广州市舶亭枕水。在海上，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
越城大小多认为是十里，如《番禺杂志》《太平寰宇记》等。比后汉步骘城约大一倍。可见越番禺城是南方重要海外贸易城市，才能成为全国十大城市之一。如象岗文帝九年（前171年）墓出土银盒，即从市舶而来。故《淮南子·人间训》说：“一军处番禺之都。”亦可知当日番禺不是一座很小的城市。
汉番禺城
越城自前196年被烧毁后，汉于郡南五十里，西江东岸，再建一南海郡城。《汉书》只说：“筑番禺城于郡南五十里，西接牂牁。泪洳难居。”明黄佐据此定在今龙湾、古坝间。明黄佐《广东通志》称：“在广州城南五十里，汉建安末交州移治于此。吴分交州为广州，亦治于此。《汉书》所谓浮牂牁，下漓津，盖乘斯水入粤者也。今之沙湾、紫泥港是矣。”
番禺城迁建于沙湾、紫泥（即龙湾、古坝附近），似不确。今人吴壮达于1976年去考察，据说没有结果。作者去两次亦无所得。当地为江边小村，开村在宋代，沙洲众多。江岸常变，不易成大聚落。沙湾亦唐代以后才成聚落。显然是按里数求得。近作者到吉利涌乐从河考察，得乐从河古为大河，顺德联围后，河道变狭，才成今天小河形态。按两岸清堤、明堤估计，目前河宽连边滩约120—150米。两岸清堤计距明堤1000米，则明代河宽在2150米。明堤距两岸宋村（南为葛岸，北为平步）亦1000米。故宋代乐从河宽达4150米。显然是牂牁江的规模了。南岸古村有葛岸和简岸。葛岸得名据村民说是晋代葛洪在此上岸（由南海来）得名。今该地仍有“葛仙渡岸”四个大字的石牌坊存在。清咸丰三年（1853年）修《顺德县志》称：“葛岸烟户极盛，良滘、沙滘次之。相传葛稚川尝来卖药，留题而去，故以葛名。”简岸在下游，我们在咸宁社稷坛附近发现唐代末期废圩。遗址在南岸，有小溪环绕，略呈圆形沙岛，面积约30亩。遗址为一大片瓦砾场，由于瓦砾层厚达1米以上，不能耕作，或开成鱼塘、桑基。瓦碟中混有唐代、南汉时瓦片甚多。六出碗易得，这是晚唐陶器。地势也高于平地，据访问大水也淹不上，可见是唐末废圩遗址。在石桥头即有咸宁社遗址，现仍称“咸宁社”。《太平寰宇记》称：“南汉析南海为常康、咸宁两县”。《广东新语》亦称：“咸宁社在简岸村西北，南汉时析南海县为常康、咸宁两县。今顺德简岸则南汉时咸宁县城也”。《顺德简岸简氏家谱》亦有相似记载。北岸平步，亦为宋代村庄，可见乐从河是宋代大河。这里洲渚纵横，河道密布，北滘福田寺宋前已有。因当地传说是“先有福田，后有北滘”，北滘为宋村，故寺古于宋代。寺地本名“北渚”，四周平原无际。正当西、北江下游平原区，唐末已建县。因而推测汉番禺城可能建于咸宁县附近。
果然，我们在河北岸，即简岸附近，也发现沙洲，亦由小溪包绕，称为“绿洲”或“独洲”。此村村民反映比广州要古老。故或为南海郡城所在。因四周少村，故名独洲。此地里数和地望也符合郡南五十里之数。但是否确址仍待深一步考察。这里在乐从河下游，河道分支，地势亦低。主要支流今天仍有三支，南为细海，东为小海，北为西滘。地形正合于“西接牂牁，沮洳难居”所述。
乐从河上游为吉利冲，上接小塘，即北江正干所经。正合符《水经注》所载牂牁江由番禺西分支南入海一股。《水经注》泿水条称：“又东至高要县为大水，又东至南海番禺县西，分为二。其一南入于海。其一又东，过县东南入于海。”北江小塘一支（今称东平水道）正是在番禺县西境，南折入海，即南下经乐从河出海，是牂牁江正干之一支。另一支才入广州出虎门，故称过县东南入海。
又在长沙出土马王堆古地图中，亦可见北江入西江东支正干，然后东南入于海的。我们认为这一支也可说明是北江正干出海一支。图中这支北江正干向东南入海，正和三水出小塘经乐从河入海的形态相合。
乐从下游是越相吕嘉的故乡。吕嘉曾筑金陡和石瓮两城以自固，可见当日是个广大平原地区。附近不断发现汉代墓葬和文物，即说明汉代这里已是广州的粮仓。故于此建城立郡，是很有可能的。
步骘城的范围大小
汉建郡城在越城南五十里后，因而番禺衰落。但到后汉步骘建城间330多年中，番禺旧城亦不见消亡，反而有所发展。因为《汉书》称番禺仍然是个南方重要城市。《汉书·地理志》称：“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从这段话看，番禺在这时还比《史记》时要繁荣，因货物中多了银、铜两种重要金属。结果是交州治也要由交趾迁来。《汉书·地理志》还说：“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可见番禺仍在发展。东汉时，据《周府君功勋碑》（148—167年）称：“故其败也（指沉船而言），非徒丧宝玩，潜珠贝，流象犀也……抱布贸丝，交易而至”。可见迁交州来番禺是受经济发达的影响。
修复越城的时间是在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因《水经注》泿水条称：“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野，林麓鸟兽，无所不有，海怪鱼鳖，龟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骘登高远望，观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筑立城廓。”他指明迁州番禺是尉佗旧治处。这个旧治有什么标志呢？有，即番山。
《水经注·泿水》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遍，有水坈陵。城倚其上。闻此郡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傥谓番山之禺也。”即步骘城是东南为番山，北为南海郡，郡东侧为番禺县。按东汉复筑番禺城后，再无重大改变记载，直到宋代，只有南汉时凿平禺山成新南城一段而已。因此，可以宋代子城或中城来考订后汉番禺城范围和大小。
宋中城比唐城大一点，即多了城南的南汉新南城部分。新南城是指清海军门以南一段。即步骘城南部界线为番山到清海军门一线。《舆地纪胜》卷八十九称：“清海楼在子城上。下瞰番、禺二山。”清海楼即清代拱北楼。在今广州青年文化宫前。这里是唐子城的证明，可见于《五代史·南汉世家》。文称：“吾入南门，清海军额犹存，四方其不取笑乎，龚乃去之。”其城即为子城，番山和禺山都在楼下瞰范围。故其处地势亦高，和今天地形相合。双门在宋代已改。王积中（1097年）记称：“惟谯门之旧，适临通衢，而宣诏堂适对其衢。乃崇谯门而新之，乃易宣诏堂而大之，上起层楼，以壮丽谯。中为复门，以列棨戟。”南宋刘克庄亦有《重建清海军双门记》。《羊城古钞》卷七亦说是“司马伋重建，改双阙为双门”在《永乐大典》图中，即更清楚说明双门是在今西湖路东口附近。西湖正在它的西侧。
清初楼改题为“拱北楼”，由记载及图看仍指为即唐代的“清海楼”。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修《广州府志》称：“在布政司南，即唐清海楼也。其地本番、禺二山之交。”刘龚削平之，叠石建双阙其上。宋经略司马伋重建，改双阙为双门，今曰‘双门底’。按今天仍用此名。楼于20年代拆去。唐城建于汉城之上，故地势较高，今广州青年文化宫门前处。北京路面在这里往南即成一斜坡往大南路降低，表示大南路到西湖路一段为南汉新南城地区。故地形上分为两级。大南路到高第街又低一级，表示这是宋代的新南城地区了，地势又降一级。再南是太平沙，地势最低，汛期高潮还可淹没。这是明新城外的河边地了。广州市由省财政厅前到珠江边，一共四级地形，即基本上反映广州城四次的扩大。唐子城是最高一级了。
子城西界为药洲西湖华宁里口。清代还有“古药洲”石额。西湖今天仍有九曜池保存，已作为南方戏院北侧的休息地点，应加修葺恢复。西湖范围在明初广州城图中仍可见到。如在《永乐大典》广州府图中，即知北到惠爱路（中山五路），南到惠福路（向阳五路）。明羊城八景仍有“药洲春晓”一景。在西湖以北华宁里有七块石桥，即南汉华宁宝石桥。今街面仍有七块巨大细晶花岗岩横于清六脉渠左一脉上。
在今天广仁路段，在1970年曾发现子城墙一段作南北走，城墙中多有宋朝砖瓦，显然是宋代以前城墙。
北城上有宋斗南楼。《舆地纪胜》卷八十九称：“斗南楼在府治后城上。”明黄佐《广东通志》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城隍庙后发现“唐、宋以来完缮楼橹板干”的杉木板库。即步骘城北界在此。东面则有文溪为限，且有旧仓巷等地名。文溪桥即为宋桥，清水濠亦为宋濠，南汉亦称“东濠”。郭棐《广东通志》卷十五广州城池称：“清水濠在行春门，穴城而达诸海，古东澳也。”
此外，由晋、南朝墓葬亦可大致指出后汉番禺城的范围。今中央公园据说即有六朝墓葬遗迹。北面小北多晋以后古墓。《粤小记》称：“丹桂里内掘塘底四五尺，有大黑棺乘以石础。”横枝岗已有唐墓发现。故后汉建城范围大致和文字记载符合。在拱北楼废墙亦曾出土晋砖亦记为吴时繁荣地方，即子城范围得此实物证据（见汪兆镛：《广州城残砖录》（1932年），文称：“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出土年月为庚午年冬季（1870年）。
广州城历史地理
步骘建城后3年，后汉亡。吴嘉禾二年（233年），孙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广州之名由此起，至今有1758年（1984年计）。王范之《交广春秋》称：“汉初，交州刺吏治赢阝娄。元封五年（前106年），移治广信。至是，始移治南海。以其徒自广信。因改交州为广州。此广州之始也”。
晋、南朝广州的繁荣
广州城自晋至唐未见扩展。但城市日益繁荣兴盛，人口众多。目前发现晋墓砖文字多称：“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五年（311年）辛未，子孙昌，皆侯王”，“癸酉，皆宜价市”。晋殷巨《奇布赋》称：“惟太康二年（281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侯作镇南方。余时承同恭备下僚。俄而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即丽，火布尤奇。”（《艺文类聚》卷八十五）晋法显自锡兰返航广州，亦说“常行时五十日便可至广州”（见《法显传》）。饶信梅称：“简文帝时（550年），粤人移居新加坡者极多。”（《广州贸易发达分析观》，载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十三行考》还引张星烺《南洋史记》称：“阿拉伯人在广州已有留居地。”《晋书·吴隐之传》称：“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王琨传》称：“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广州自吴孙皓时已科实户口，但人口数未详。据《交广记》称：“西晋建兴三年（315年），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宋书·五行志》称：（元兴三年十月）“逾城放火，壬戌夜，火大起，延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因散溃，城遂陷。”则当日广州人口不少。
城市的建设虽无扩建，但修城有之。因晋后广州城坚固。《宋书·孙处传》称：“季高至东冲，去城十余里，城内犹未知。循守战士犹有数千人，城池甚固。”且在东汉末年以后，已有不少建设，如甘溪。《太平寰宇记》引《南越志》称：“昔交州刺史陆允（胤）之所开也。”这条甘溪即是广州城人民饮水主要来源。《三国志·陆胤传》卷六十一称：“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畜水，民得甘食。”即陆允曾凿甘溪引水入城北，并建水塘储水，使广州城有充足淡水水源。
寺观的建设也是这时期市政建设的项目。尤以城西建寺宇不少。如太康二年（281年）建的王仁寺即为一例。这是西印度僧迦摩罗尊者所建，后宋西城即以此为界的。明成化九年（1473年）修《广州府志》称：“护国王仁禅寺，在郡西濠街，晋太康二年梵僧迦摩罗尊者自西竺来始建。”397—401年，剡宾（今克什米尔）昙摩耶舍（即三藏法师）改虞翻宅为“王园寺”，即今光孝寺。
526年建华林寺于西关，达摩从西竺国“泛重暝，三周寒暑至此建寺”。（事见《旧唐书》）阮元《广东通志》称：“广州人称寺地为西来初地。”537年昙裕奉敕建塔立寺，曰宝庄严寺，即今净慧寺。
还有，坡山是晋代渡口的传说，这里是可信的。晋代广州城南界为清海楼，西南江岸即在坡山。由于坡山脚下今天仍有“仙人脚印”的壶穴地形保存，可证明是当日河边地。因为这里出露一片白垩纪红色砂岩岩石露头。在岩面上有两个由洪流挟带沙石，在旋涡处淘蚀出两个大壶形凹穴，底大口小，形如水壶得名。这是因为在洪流旋涡不断淘蚀时，沙砾在底部磨蚀力较大的缘故。穴径达半米，深1.4—1.6米，两穴相连，呈脚板底状，故俗名“仙人脚印”。由于地下水渗出，故穴中积水，终年不干。穴口较四周为高，表示并非人工开凿所成。西侧岩面还有一浅凹窝，可为旁证。这和岩面上其他凿痕（如小沟等）不同，是天然洪水冲蚀的结果。
唐代的广州城
唐代广州城亦有维修的记载，如王勃的记录中，即有广州修城壮丽的纪录。黄巢也想当广州节度使。《新唐书·黄巢传》称：“巢又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干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货，贼得益富，而国用乃屈’。”《新唐书·地理志》载通海夷道也是以广州起点，直达波斯、阿拉伯半岛的。所记“三兰国”或即东非海岸。
城市建设有浚甘溪通航，城西建有番坊。南汉凿禺山辟新南城，凿兰湖、西湖等建设项目。先说东北城外建设。吴浚甘溪到唐更加开凿。《南海百咏》称：“唐会昌间，节度卢公遂疏导其源，以济舟楫，更饰广厦，为踏青避暑之胜地。伪刘时，复凿山为甘泉苑，中有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之类。其下流为甘溪、夹溪南北三四里，皆植刺桐、木棉，旁侧平坦大路。”可见东北郊已形成一大片市郊游览区。
番坊在城西，建有怀圣寺及光塔，正当南濠东岸，为番舶码头区，有番巷，并有蕃长营理蕃坊事。（据《利病书》引房千里《投荒录》）
怀圣寺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今怀圣寺汉楼正梁及月楼正梁仍有“贞观元年岁次丁亥秋鼎建”字样（月楼的多一“季”字）。流化北约15号仍有回回坟保存，俗名“响坟”，建于贞观三年（629年），为葛宛士墓。他全名舍希德·衣·布里·阿巴弯·哥苏，《明史·西域传》称他为“干葛思”，即《闽书·方域志》称：“有门徒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中留广州的一位，也即《天方正学》中的“旺各师”。按清嘉庆七年（1802年）孟冬重刻石碑称：“墨底约国（按即麦地那）40位先贤奉至圣穆罕默德差遣，奉送天经，协同苏哈伯·干葛思传教中国，始于唐贞观年间……原有古碑，年久字蒙，今照原碑刊记。”
张星烺也指出《苏烈曼游记》记唐广州有回教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说该记称：“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糜集者，日广府（Khanfu），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这是851年前情况。后60多年，哈散亲记的黄巢之乱，亦说明唐代蕃坊之盛。《阿布·赛·哈散记录》称：“事变首领名日班雪（按可能指黄巢），攻陷国中无数城市后，以回教纪元264年（即唐乾符五年，878年）攻陷广府。据熟悉中国事情之人云，除杀中国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亦被杀甚多。死于此役者达12万人。皇帝奔至图伯特（按即西藏，Tibet）国边境之巴都城（Bamdou即成都）。后得塔格司格司（Taghaazhay，回纥人）王之助，继续战斗，乃复位。”（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故唐代西城已形成一大片市区，能居住12万人。按《旧唐书·李勉传》称：“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未年至者四千余。”即平均一天有11条番舶入口。按《旧唐书》只言“四十余舵”。故有争议。其实杜甫《送重表侄王冰评使南海诗》称：“番禺领亲贤（指李勉），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指卢奂和宋璟），宝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即当日珠江海面千艘番舶之多。《新唐书·王锷传》称：“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玑，与商贾杂出于境。”即将舶来品转贩。《唐大和尚东征记》亦称：“江中（指珠江）有婆罗门、波斯、昆仓等舶，不知其数”，下文并说“州城三重”。这都说40多舵番舶不能使广州如此之富，而各种记录也不只40多舵的。
按唐开元时广州户口数为64250户。元和时更增为74099户。可见广州人口是很多的。它是唐代全国最大的商港。因此，引来的胡商是很多的。《全唐文》卷五一五引《进岭南王馆使院图表》即有说是广州临江的使馆，招徕胡商。这座“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揽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据近人岑仲勉称是指广州江边商馆。
光塔亦为唐代建筑。《南海百咏》称：“始于唐时，曰怀圣塔。”元至正十年（1350年）《重建怀圣寺碑》亦称：“白云之麓，坡山之隈，有浮图焉。其制则西域，嵥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传自李唐迄今，蜗旋蚁陟，左右九转，南北其局。其肤则混然，若不可级而登也。其中为二道，上出惟一户。古碑□漫，而莫之或纪。”岳珂《桯史》亦载此塔称：“（屋）后有窣堵坡，高入云表，式度不比他塔，环以甓为大址。累而增之，外园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抬级而上，由其中而转圜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居一窦。”今怀圣寺内匾额仍称：“寺、塔建于唐贞观元年。”白寿彝教授认为没有唐代记录，是宋元祐元年至绍熙二年（1091—1191年）建（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1947年1月20日）。夏鼐函作者亦说：“当为宋时所创建。”然龙庆忠（非了）教授认为光塔砖大小为唐制，故定为唐塔。余以今塔基低于地面近2米，则按文化层厚度推定塔基地面为唐代地面，因宋代地面只比现在地面低1米到1.2米左右。从历代体制来说，除塔顶外，无大变形。宋前建筑是似有可能的。宋代以后，历代重修，故有传疑，亦为常理。如罗香林据《蒲氏家谱》（甘蕉乡）记称：“倡筑羊城光塔”，即定为宋塔。（见《唐宋时代广州之回教》）
番坊番巷建立长久，有“土生番客”甚至“五代土生番客”之名。如唐开元元年（713年）“敕金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时已有五世土生蕃家”。（据马逢达资料）可见蕃坊实为城西一大片市区，为宋代筑西城的基础。
城内景观可确知的是房屋多用竹木建成，易引起火灾。《新唐书·宋璟传》称：“广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宇利而无患灾”。其实由于街道狭窄，城中又不是全部易茅屋为瓦屋，故到元和年间，杨于陵又再教一次。《新唐书·杨于陵传》称：“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蒲屋即葵叶为瓦的草房。广州城街巷狭窄也有记载。《新唐书·杜佑传》称：“佑为开大衢，疏折廛闬，以息火灾。”
城中街道以今北京路和中山路为主街。徐俊鸣亦函作者认为：“隋、唐时刺史署已在财厅，北京路至迟隋、唐已有，而且唐城乃袭三国时所建，还可能从三国时今北京路已是城的中轴街。”按南汉城南门为清海楼，则北京路为唐城主街当无问题。而唐时城有三重则可能指清海楼子城前有瓮城，子城内有郡城设置而言，但无确据。
城内街道用石板砌成，则至少大街如此。因按宋代记载，东城建城是由于城基石材太少，要把东城街石借用。而东城即古代越城，是则唐时用石板砌街，更有较古历史。《宋会要稿》方域八一九称：“街衢见砌石段，仰权借修砌城脚。候官般到即给还之。”而由七块石处华宁宝石桥巨石条亦为花岗岩所成。即唐城外石桥也已用巨石建筑，今仍铺于七块街面上。
城内用井有刘巨麟开凿四个。《新唐书·地理志》称：“（南海）山峻水深，民不井汲，都督刘巨麟始凿井四。”《舆地纪胜》称：“千秋井、万岁井，都督刘巨麟置。”（引《晏公类要》）
唐代亦有修城纪录。例如黄巢破广州后，刘崇龟即曾修筑。《新唐书·刘崇龟传》称：“崇龟至广州，始修理城隍，抚恤疮痍。”至于在城东的越城则未有修。故《南海志》卷八称：“州之东旧有赵佗城古迹，颓垣废垒而已。余襄公诗云：‘千载犹存古越城’者，即其地也。”宋代子城东的古越城，在唐代亦当在子城之东，仍然是“颓垣废垒”，未有修葺记载。反之，有破坏记载，如汉武时烧平越城，到步骘仍不修复东部，只“郭番山之北为番禺城”，（《读史方舆纪要》）而只修古越城之一部分。
城西已知有扬仁里，今仍有此街，位于扬巷路，即南朝时代的江边地。《（隋）王夫人墓志铭》称：“以大业三年（607年）五月二日，于南海扬仁坊之私第。”这是1911年开广九铁路时在城东20里石牌乡山麓出土。这里宋时是广州著名城西绣衣坊地。可见唐代西城亦是沿珠江岸发展的市区。这样，唐子城、东城和西城外都有大片市区形成，为宋代建东、西城的基础。
南汉的“新南城”
唐末天祐三年间（906年），即唐亡前一年，岭南节度使刘隐（后称帝）才把城南扩展，向南伸展一段。《城冢记》称：“郡南城步骘迁州时尚隘，黄巢焚之，到刘隐更筑，凿平禺山以益之。宋增筑子城。”（见《舆地纪胜》）即南汉曾把南城扩展。专为保护城南商业中心区。南门由清海楼推向南面，称为“鱼藻门”。《南汉春秋》称：“大宝末（550—551年）有稻田（按即‘葑田’，种于竹、木排上的水稻）自海中浮来，泊鱼藻门外，民聚观之。”可见这里已是珠江江岸。今由青年文化宫向南，地势倾斜向南到大南路口处，地势低一级，表示唐子城为在禺山之上，而南面则为江边低地，为当日江边“大市”所在。在南城的门还有“安阑门”。
南汉对广州城建设以建离宫别馆为主，统计刘氏占广州55年中，建宫殿数十。《资治通鉴》称：“宫城左右，离宫数十。”已知有40宗较大建筑。宫殿26个，苑圃有8个。环广州建寺28间。楼和陵也不少。还开凿了兰湖、西湖、玉液池、明月峡，并曾堑东濠。《宋史·刘钅长传》称：“自晟以来，城壁濠湟，多饰为宫馆，池沼楼舰皆毁。”直到宋师攻城，“钅长始令堑东濠”，（《宋史·南汉刘氏》）以防御宋师。
宫殿改节度使府为乾和殿，殿西官衙改称景福、思元、定圣、龙应殿等。《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称：“（乾和九年，951年）故时刘氏有南宫、大明、昌华、甘泉、玩华、秀华、玉清、太微诸宫，凡数百，不可悉纪。”并记南宫作于924年。《五国故事》说942年“作昭阳诸殿，秀华诸宫，皆极瑰丽”。如《东都事略》称“饰以金碧翠羽”。《五国故事》更具体说“金为仰阳，银为地面，檐楹榬桷饰银。殿下设水渠浸珠；又琢水晶，琥珀为日月，列于东西二楼之上”。南薰殿据《清异录》作于“岩晚年”。万政殿（963年建）也说“锦一柱用银3000两。银为殿衣，间以云母”。（见《南汉纪》）《南海百咏》将28寺名用诗串起。
此外，刘应麟《南汉春秋》（1850年）更说当时曾“凿山城以通舟楫，开兰湖，辟药洲”。这亦是广州城发展的结果。因城西北兰湖为唐时船只避台风大雨的内港，到唐末淤浅，至要开复。西湖也是南汉利用天然文溪下游，凿池五百丈，成为西湖，上游即玉液池及明月峡。其间即黄鹏港（今黄泥巷）和宝石桥（即今七块石处）。今华宁里处即药洲地。《舆地纪胜》称：“药洲在西园之石洲”，又说：“石屏台在经略厅西。有池百余步，池中列石其状若屏，或云南汉时玉液池也。”
结语
宋代以前广州城看来是由小而大，但历两千年而不衰，即地点并未改变。
这是我国大城市中少见的现象。
计由南武城扩大为越城是为广州城第一次重大扩建。而越城的破坏又似影响不大，最后，还是从废圩上重新建立起番禺城来，即今广州城的前身。以后即以此为中心，向四面扩展，形成了东城区、西城区和南城区。这就为宋代建立三城的地理形势打下基础。宋代外贸发达，中城之外，还加建了东城和西城，且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兴建，是为广州城第二次大发展时期。“宋代三城”即为今天广州城的雏形。第三次则在明代了。
作者：曾昭璇 潘国璠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