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州在古代岭南开发史上的重要地位

2021-07-14 来源:本网原创稿

  由于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形势变动不居,韶州的地名及其辖境屡有改易。宋代学者余靖在《韶州新修州衙记》说:“汉置曲江县”;“晋立东衢州”;“齐、梁为始兴郡”;“伪刘割据,析其地置英、雄二州,故始兴之名移于他部”。
  按,余靖在这里大约是概略言之,时代稍有错乱。实际上,西汉甘露元年(前53年)析桂阳郡南部为始兴郡,晋沿其旧,南朝宋泰豫元年(472年)改为广兴郡,齐复名始兴郡。梁、陈两朝,改里东衡州。隋废郡,并其地属南海。唐武德四年(621年),析广州之曲江、始兴、乐昌、翁源置韶州,韶之州名由此而起。不久,复为东衡州,贞观元年(627年)又改为韶州。天宝元年(742年)复称始兴郡,乾元元年(758年)再改为韶州。以上各朝,郡治、州治都在曲江。
  应该指出,余靖有一点是说得正确的:古代所说“始兴”,就其郡治而言,其实就是曲江,只有确指“始兴县”,或在南汉以后,“始兴”之名才能“移于他部”,即是现在的始兴。
  北宋以下,州县行政区域大体稳定,韶州或为州,或为路,或为府,一般包括以曲江为中心的乐昌、仁化、乳源、翁源五县,有时还加上英州的浈阳、含洭二县。其中英州二县在明初并为英德县,属韶州府;仁化原是曲江县地,在古代时置时废;乳源是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析曲江、乐昌县地,另行设置的。
  这一带,南岭山脉横亘东西,地当粤东上游。东有丹霞、翁山盘踞;西有桂岭、英冈为屏;北有浈、武二水交汇;南达交、广以至于海,是湖湘的唇齿,入粤的咽喉。尤其曲江治城(今韶关)枕山带水、地扼中衡、资源丰富、形势险要,很早就成为五岭的中心城市,百越的雄都。

  曲江狮子岩是“马坝人”的故乡。“马坝人”头骨化石的年代,发掘时原报告的结论,在中更新世或中晚更新世。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前些年考古学家采用铀子系法测定,“马坝人”地点的年代有两个,其中一个为12.9±1.1—1.0万年,处于中晚更新世交界的年代。一般认为,把“马坝人”定为早期智人,是没有问题的。
  前几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发掘“马坝人”及其附近一带的堆积物时,又新发现了一些年代较晚的人类化石。说明“马坝人”生活过的地方,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后期,仍陆续存在着人类活动的踪迹。
  一些专家将“马坝人”与元谋人、半坡人及尼安德特人进行了比较研究后,不仅认为我国人种“繁衍于北方而来源于南方”,并有“与欧洲古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的可能性”,从而认定“马坝人”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线上的一员”,而“两广地带就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路”。
  后来,在“马坝人”洞穴遗址附近所发现的石峡墓葬,大量的文化遗存又表明:到了我国原始社会开始走向瓦解时,曲江文化同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上述许多实物证据,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从十余万年之前,以迄于四五千年之前,华南一直有人类的初民在繁衍生息。尤其在粤北曲江一带,当是我国人种最早的聚居地之一。大约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远东大陆很可能出现了重大的地质和气象变化,整个岭南以至江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异常恶劣。于是,“马坝人”的后代为了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不得不辗转流徙到了北方。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我国境内人群大多聚于黄河流域,南北发展极不平衡。秦统一六国后,略取陆梁地,辟桂林、象、南海三郡,并发50万卒守五岭,岭南便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然而,秦汉统治者视岭南为“化外之地”,直到东汉末年,岭南仍未设州,郡县也极稀疏。
  粤北的名人,最早仅有梅钅肙。他是秦代迁徙岭南、落籍梅岭的越人。据《汉书·吴芮传》载:梅钅肙起先归鄱君,后领兵随刘邦伐秦,以功封台侯,其后人即家于南雄、翁源等地。较早由本地脱颖而出的人才,有西汉末年的何丹(浈阳人)和东汉后期的郭苍,二人均由乡里举茂才,进入仕宦行例,卓有政声。
  孙吴设立广州和始兴郡,开始奠定岭南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东晋以后长期南北分治,南朝统治者为增强实力,进一步重视对岭南的开发。经过由东吴至梁、陈三个多世纪的经营,岭南的原始风貌渐有改变。不过,到了唐、宋时期,广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地旷人稀,许多贬所都被描写为可怖的“瘴疠之乡”。
  对岭南的开发,以韶州为起点,为基地,并以此为桥梁,为通道,逐渐向南推进。这有封建王朝出于加强统治的需要,也有人口流动的自发性因素。据竺可桢的研究,我国从公元元年到六世纪,是一个气候异常的时期。水旱灾害十分严重,尤以西晋三四十年间达于顶峰。加上这一时期暴政兵燹,民族仇杀,政局多变,民不聊生。而岭南偏于一隅,有五岭山脉为天然屏障,战乱较少波及,成为避乱、避难、避役的理想去处。因此,自东汉末年起,就有大量北方人民纷纷南移。一些中原侨姓大族先徙东吴,永嘉之乱后又继续南迁。江南吴中七郡的人民,许多也相继南徙岭南。
  在汉代,曲江、含洭、浈阳均属桂阳郡。当时,华北、关中的经济力量强,人口素质高,长期处于政治、经济重心的地位。江南特别是岭南,技术落后,劳力不足。据《汉书·地理志》统计,元始二年(2年),整个桂阳郡合计户数仅有28119户,口数156488人。到西晋太康初年,据《晋书·地理志》载,始兴郡(7县)的户数有5000户,几近广州(68县)的1/9。发展到南朝宋泰豫元年(472年),《宋书·州郡志》所载,广兴郡(7县)户数11756户,口数76328人,户口总数均居湘州、广州之冠。同南海(10县)相比,口数稍少,户数则多出3000户。
  需要注意:历代正史从《三国志》到《清史稿》,所录户口和田地数目,都是为赋税服务的,远非实际的数字。这里所引,不过略可见到人口增长的速度与密度。而那时的人口增长,主要靠流民,自然增长率微乎其微,可以置之不论。
  有了这样的基础,到了六朝后期,曲江一带乃得迅速崛起,一跃而为江左王朝举足轻重的发展基地。据《陈书·高祖纪》和有关传记所载:南朝陈的开国皇帝陈霸先在平定“侯景之乱”时,就是先遣兵屯大庾岭,厚结当地豪杰,得到曲江人侯安都、张偲等人的大力支持,筹备了军粮50万石,有了军需物资源源不断的供应,才能迅速进取建康,统一江南。而张偲和侯安都等人也得以军功累进,为州郡刺史及朝廷军政要员,打破了东晋以后由扬、荆二州主宰南方政治的传统格局,岭南地区统治集团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始兴郡治(即曲江)自东吴以后加工营建,但屡经兵火祸乱,东晋末年已“民物凋散”“百不存一”。据《南朝史》及有关纪传记载:南朝宋张茂度、梁何远、欧阳顾等人任职始兴时,“创立城寺”“增开途巷”“修茸墙屋”,陆续规复。至陈朝,郡升为州,民居市里,渐有规模。
  南朝时期,这里不但补充了大量的劳力,而中原和东吴人民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统治者还把内地的经营方式引进粤北。据地下出土的实物考证和史籍记载:那时已普遍使用铁器,由渔猎农耕并重转向农耕为主,由粗放漫种发展到深耕细作。水稻两熟或三熟,广泛种植苎麻、薯类、果蔬、茶叶、药材等经济作物。交通要道沿线兴起了繁荣的商业,出现了夜博逆旅以至“商贾露宿”的热闹景象。有六朝最大的银矿,有些地方还实行“郡大田”的屯田制度,规定“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兴经济区。

  岭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取决于全国政局的稳定和发展,以及自身条件的完全成熟,其中道路交通的建设,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晋书·地理志》载:“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即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
  秦汉时期,交广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交趾。为要开通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关中与洛阳的来往。从灵渠、漓水沿西江支流进入交趾,全程都是水路,故此江于五岭西端的越城岭路较为方便。
  六朝时期,尽管五岭道仍是内地进入岭南的主要通道,但五条干道的地位相应已发生了变化。因为六都于建康,而岭南和交广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已从交趾移到广州,所以五岭东端的大庾岭路逐渐取代了越城岭西路的重要地位。从建康沿长江西上江州,转赣水逾岭到南雄,浮浈水,北江南抵广州,路途十分通达。因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朝廷官员升谪和商贾往来等,多由此道。另外,荆州是六朝另一经路,成了联系荆、广两大都会的直接通道,其地位仅次于大庾岭路。
  隋唐以后,随着南北大运河的沟通,特别是张九龄开凿了大庾岭路之后,水陆运输线路贯通全国,更进一步为粤北、岭南的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说:“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及至此路开通以后,“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也说:“公乃献状,诏委开通。曾不浃时,行可方轨。”
  始兴曲江地处五岭南侧,大庾岭路和桂阳道逾岭后相会于此。又有北江水路直通广州,是内地与岭南交通中转的一个大站,自然成为五岭山区货物的集散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据《旧唐书》所载,贞观十三年(639年),在岭南道54州中,韶州(4县)的户口总数和人口密度虽已名列前茅,却仍少于广州(10县)、新州(4县)、藤州(6县)、桂州(10县)和龚州(8县)等州。到了天宝元年(742年),据《新唐书》所载,韶州(6县)31000户、168948人,户口总数与广州(13县)、连州((3县)同为岭南道之冠,远较新州、梧州、桂州发展为快。
  在有唐一代,韶州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岭南占了领先的地位。据阮元《广东通志》(以下简称阮《通志》)载:广东最早登进士的,是张九龄的伯父张宏雅;最早举乡贡的,是张九龄的从弟张瓖龄。唐代广东进士38人,举人8人,其中始兴曲江进士7人,举人4人,翁源举人1人。
  张九龄是我国历史上江南籍的第一位宰相。他以一代贤相的高位,道德、文章足为风范,并奠定了岭南诗学的基础。他的家族成员九皋、九章、抗、采、随、恕、仲方、偁、琛等人,还有中唐历史学家刘轲(曲江人)、晚唐诗人邵谒(翁源人),以及五代名人何承裕(曲江人)、薛崇誉(曲江人)、胡宾王(乳源人)等,以其卓越的政绩和突出的诗文成就,显示了韶州人才荟萃的新局面,为粤北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韶州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禅宗自慧能在曹溪始创顿门,把佛教改造成儒道化、民族化的宗教,在印度原始佛教中国化的途程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后来唐武宗会昌毁佛,焚寺减僧,佛教势力一落千丈。至唐末,各宗衰竭,而禅风益竟。经慧能弟子怀让、行思等佛学大师的传扬,逐渐衍为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出于韶州的名僧数以千计,在世界佛教史上传为盛事。

  北宋仁宗在位前后的几十年间,是韶州历史上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
  据《太平寰宇记》载:北宋初年,韶、英二州合计户数15735户,约为岭南22州总户98978户的1/6。另据《宋史》所载,至崇宁元年(1102年),尽管此时韶州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韶州(5县)57438户,加上英州(2县)3019户,合计仍为广南东路总户数的1/9。
  余靖一再说过:“广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由于“控扼五岭,韶为交衢”,所以曲江“为南海之望邑”“韶于岭外为望州”。
  他在《韶州开元寺新建浴室记》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河运的盛况。(韶)“州跨二江,通以浮梁。”“伐材以横大航,治铁以络连锁。”“新而维之,众获共便。方辀其并辔,如履康庄。积霖涨波,不能冲齧。”
  韶州水道运输兴旺的原因,余靖也作了具体分析。他在《韶州新修望京楼记》一文说:“唐汉之西都也,繇相〔湘〕衡而得骑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浈)水最便。骑田虽乘驿旧途,而王官往来太平水道,是以风亭水馆,高台上舍,徒在真(浈)水,不视溪山巧拙。而偏诊左臂者,势使之然也。”
  他在《韶州真(浈)水馆记》一文又说:“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漓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浈)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无虑之。官峤南,自京都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泝大江,度梅岭,下真(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篱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真(浈)水者十七八焉。”
  韶州作为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有其独特的优越条件。余靖在《韶州新修州衙记》一文说:“唇齿江湘,咽喉交广,地之交广,地之重也。霜露比均,疫疠南尽,气之和也。霞马交万拱,云蒸千础,署之广也。合是数美,为郡国最。”
  首先,韶州杂产五金,尤以银铜最为重要。《续资治通鉴长篇》(以下简称《长编》)载:宋天圣八年(1030年)二月戊子,复置韶州乐昌县银铅场。《长编》又载:庆历八年(1048年)九月癸亥,三司言韶州天兴场铜大发,岁采25万斤,请里监铸钱。至皇祐元年(1049年)二月,赐名为永通监,铸钱称为“皇祐元宝”。
  宋代铜禁甚严,“私无铢蓄”。在韶州设监铸钱,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长编》所载,是一种留有余地的估计,实际数字远不止此。
  余靖在《韶州新置永通监记》一文中,引用叶清臣、宋祁奏议所说:“郡国产铜利市之数,惟韶为多。”他们当时预计:“岁用铜百万斤,可得成币三百万。三分其一以上贡,余复市铜几得三百万,如是则其息无穷矣。”
  按余靖上文所记:“初,郡之铜山五岁共市七万,前太守潘君(夙)一岁市百万,及栾公(温故)继之,乃市三百万。明年差倍之岁,运羡铜二百万,以赡岭北诸治。”这样的发展速度,实在是惊人的。
  《韶州府志》栾本传载:栾在职二年,市铜铸钱30万贯,不确。据余靖《闻栾驾部度岭见寄》一诗的自注,说栾“二岁市铜800万斤,银20万两,铸钱3000万贯。比照上引叶、宋奏议所论推算,余靖“3000万贯”的数字才切合实际。
  其次,清人檀萃《粤襄》载:“浈自大庾,武自宜章,合流于韶州城南,韶界二水间,设关征榷。”这一制度,当自唐宋沿袭而来。
  盐是人民生活重要的必需品。它的质量和售价,关系到各阶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旧社会,内地许多缺盐地区,常常为此导致民乱。
  《长编》载:“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由是盗贩者众。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福建之汀州又与虔接,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津、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起而为盗。二州官粜盐,岁才及百万斤,朝廷以为患。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州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后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遂止。”但因问题解决不了,论者不一。直到治平年间(1064—1067年),由州县督责耆保,对私盐严加取缔。
  《长篇》又载:“先是,岑水铜冶大发,官市诸民,止给空文,积逋巨万。奸民无所取资,群聚私铸,与江西盐盗合,郡县患之,督捕甚严。嘉祐七年(1062年)冬,蔡抗为广东转运使,命铜入即偿直,民尽乐输,私铸遂绝。番禺岁运盐给英、韶二州,道回远,多侵窃杂恶。蔡命十舟为一运,择摄官主之。”这一年,仅盐课收入就增加了15万缗。
  另据余靖诗文所记,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常九思宝元年间(1038—1039年)知韶州时,以占名之卒,代替丁夫刺船南海,每岁饣鬼盐十万石(《府志》记为数千万石,当是误刻)。在皇祐年间(1049—1053年),栾温故饣鬼又取消了三溪盐场每年供给瑶人的千缗钱。榷盐、运盐、贩盐成了韶州的重要财源,于此可见一斑。
  复次,韶州既是岭南名郡,又是佛教圣地,社会风气明显呈现“三多”的特点。
  一是教育水平高,举子多,仁宦阶层的比例相当大。英州、韶州州学分别创于庆历四年(1044年)、至和二年(1055年),在岭南建学较早,培养了不少人才。据阮《通志》载:在北宋160多年间,广东进士127人,其中曲江13人,乐昌7人,翁源9人,英德、乳源各2人,合计已达全路的1/6。此外尚有举人50余人。尤其在天圣二年(1024年),全国进士154人,韶州同榜的有余靖、王式、黄正、梅鼎臣和邓勘5人。至天圣五年(1027年),王式子陶、梅鼎臣子佐二人又同时登科,一时传为佳话。
  二是佛门香火盛,僧尼多,南宗宗风代有承传。余靖在《韶州光运寺重修证真寂照大师塔记并铭》一文说:“曲江素号山川奇秀,而复薰以南宗之风,由是占形胜,依邑落而树刹,结舍为精庐者,差倍他境。缁衣之徒渡江而来,不之衡庐,则之曹溪。故其挈瓶锡,勒道路,探幽胜者,亦差众诸部。郡人根性好善者,复以谈空乐施为胜。”他在《韶州善化院记》一文还说:“韶州生齿登黄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于此足见南宗之盛及其在佛教中的显赫声势。当时,同余靖有交往的曲江僧人惠林、邵思及黄佐《广东通志》所载的龙光、晓空、建封、灵树、伏坑、理皎等人,其佛学渊源都出自曹溪,并为一时名僧。
  三是谋生财源广,流动人口多,民瑶及各地居民杂处。余靖《韶州新置永通监记》说:“四方之民,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暇十万。”这自然有利有弊:一方面,劳力充足,竞争激烈,各业兴旺;另一方面前引文又说:“境壤虽狭,而狱犴寇抄,常倍他境”,也是不可避免的。

  远在唐代中叶,广州已成为我国主要的进出口岸。一些叙利亚人、波斯人、大食人及印度人相继来粤。到晚唐五代时期,原在永嘉之乱避在赣、浙、皖、闽的中原士族,分洞庭、鄱阳、太湖三路向南迁徙渐近粤东、西、北三处边地,一部分并沿闽边厦门、诏安等地,进入潮汕平原。自北宋中叶起,由于宋辽夏三方对峙,危机四伏,中原人民又不断南徙。此时,因为桂阳瑶族和广西侬智高接连发起反宋斗争,多次涉及英、韶等州,元气大受损害。广东的经济文化重心,渐次南移。
  南宋以后,客族大举迁入广东的东、北二境,而广府族则从西北边地入于珠江下游。元灭金后,南宋亦濒于灭亡,人户南移的规模大大超过东晋及南朝。原居于粤北的移民,也大批乘筏南渡,到广州及南、番、顺等地另谋生路。此后,韶州及粤北数州的昔日优势,便被珠江三角洲和韩江平原所取代了。
  到元代,据《元史》所载,广州(7县)已有170216户、1021296人,而韶州(4县,缺英德)仅19584户、176256人,户口数均在潮州(3县)、肇庆(2县)、南恩州(2县)之下,惠州也有后来居上之势。比及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据《嘉庆一统志》载,韶州府人口1021482人,人口密度为64.24人/平方公里,仅及广州府的1/5,潮州、肇庆、高州府的1/2,并且落在惠州府和嘉应直隶州的后面。在广东统部九府中位居倒数第三。
  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韶州人口的总体文化素质也相对下降。据阮《通志》载:南宋时期,有年代可考的广东进士共376人,其中乐昌12人、曲江10人、仁化1人,三县合计未及全路总数的1/16,明清两朝(至道光二年止),广东进士1831人,其中曲江、乐昌各8人,英德3人,仁化2人,翁源、乳源各1人,六县合计公有全路总数的1/83。至于元代,广东进士32人,韶州空白。
  明清时期的韶州名人,屈指可数。除清乾隆间翰林院编修欧堪善(乐昌人)外,清初还有一位布衣学者廖燕(曲江人)。其余确有可观成就的,实在不多了。
  无疑,自南宋迄今的七百多年,韶州作为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对岭南和全国仍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直到清末,从京师到韶州,再到清远、广州的驿传路线,大体未变。据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载:“山南安二十五里至大庾岭,路甚平,可容双车。”另据王士正《南来志》《北归志》所载,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至翌年六月,南来北往走的都是浈水一路。约略计算,从南雄登舟顺水赴广州,只有13天行程;回程从广州到南雄,扣除途中旅游逗留的时间,逆水北上也只有18天。而由南安顺流北归抵峡江,只有6天多一点,仅有南来同一地段舟行时间的1/2。在古代陆路只有骑马乘舆为交通工具的条件下,无论从节约时间和人力、物力多方面考虑,这实在是相当舒适和经济的了。
  粤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南段)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公路运输广为普及,北江航道的作用已大为减少。现代交通的时效性日益提高,曲江作为五岭山区的进出口岸,货物集散的时间大大加快。韶关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的优越条件,适应中心城市和山区经济的特点,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才能尽快建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新韶关。

  作者:黄志辉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