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代光
岭南，又名“岭表”“岭外”“岭海”“峤南”，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一般是指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本文所指，约当今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广大陆地。
历史上，第一次将岭南作为地域名的是《隋书·地理表》，其文谓：“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岭南历史地理的发展，具有多种基本特征。
一、岭南是我国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长期以来，流传着这种观念：“中国人口之发祥地，大抵为河南、陕西、山东与河套一带，逐渐发展，至布满黄河流域为止。最后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发展。”中国史上有一显著现象，就是由北而南发展。中华民族和文化首先在中原建立基础，在黄河流域传播，后来才渐渐地向长江流域发展。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关于人类形成的“一元论”，流传既广，影响也很深。它涉及到我国人类的起源、民族和人口的迁徙等重大的历史问题。
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证明，从猿人到现代人，经过了原始群、氏族、部落联盟，最后进入国家等阶段，历时三四百万年。在我国的大地上，则发现了人类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以及猿人（直立人）、古人（早期智人）、新人（晚期智人）、原始人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各个阶段的文化遗存。证明中华民族是植根于中国土地上的。
在旧石器时代，我国人类活动的范围相当广大。西南边陲有元谋人，黄河流域有蓝田人，海河流域有北京人、山顶洞人，长江流域有云阳人，珠江流域有马坝人、柳江人等。
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范围更加广泛，其文化遗存遍及全国各地。岭南地区有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马坝石硖、广州的飞鹅岭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广西，迄今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 900 多处。如著名的桂林曾皮岩文遗址及南宁、桂林等地屈肢葬墓穴。
目前已经了解到，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中下游自然条件相当优越，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陇山以东、泰山以西的平原、盆地和河谷地带，地域辽阔，分布着深厚肥沃的黄土层，是早期人类活动极为理想的地区。因此，各地部落纷纷向这里迁移，寻找理想的劳动生息之地。传说中的黄帝、炎帝两部落就是此时迁至黄河中、下游的。与此同时，长江流域之三苗，东部沿海的东夷，也相继迁至汉水流域及山东半岛。各部落在迁徙、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华夏族，奠定了以后中华民族的基础。
近年，在辽宁省的西部发现了女神庙、祭坛和石象群等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将我国文化史向前推进了 1000 多年，将我国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扩大到东北的西部地区。考古工作者还在长江流域发掘出在时间和性质上都相当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群，证明长江流域也是我国人类和文明的发祥地。其后又形成了具有长江流域特点的“楚文化”，并对古代黄河流域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样，在岭南地区的高要、桂林、南宁等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屈肢葬墓穴和彩绘陶。这些发现表明，“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并不落后于黄河、长江流域。”由上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遍及全国各地，并没有说明黄河中、下游是我国人类唯一的发祥地，“然后由黄河流域向四方扩散。”
（2）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更加广泛；而且从已知的氏族迁徙的方向看，是从四面八方向黄河中、下游地区移动的，并非相反。
（3）近年在辽宁西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在时间和性质上均与黄河流域相当。据此，可以认为，上述地区，乃至其他地区，都是我国人类和文明的发祥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极大地动摇了中华民族仅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根据研究发现，种族的起源，在人类的血液中有所反映：中华民族的血型，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有明显的不同。这就从遗传学上证明，中华民族并不全是起源于黄河流域，而是存在起码两大发源地。而且从地质、地理学的角度考察，广西及华南地区更有利于古人类的生息繁衍，更有发展古人类学的独特条件。
由此，可以得到启示：在研究、探索中华民族和文明的起源时，应该摒弃传统的、片面的观点，扩大视野，着眼于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总结已有的成绩及古人类文化遗址分布的特点和规律，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才能开创我国及岭南地区古人类和文明起源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二、岭南历史地理的发展深受襟山带海地理环境的影响
岭南地区介于山海之间，地理环境的特点是襟山带海。五岭雄峙其北，浩渺的南海绕其南；阴那山、莲花山、罗浮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虎踞东西。境内的珠江为封闭式的、向心状的水系。这样的山河态势，历史时期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封闭、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对岭南历史地理的发展影响极其深刻。
（一）政治上的影响
1.历史时期岭南地区对中原王朝具有明显的独立倾向。
岭南夹介于山海之间，高大的五岭，浩渺的南海，以及其他山脉，严重地妨碍了岭南与外界的联系，相距数千里之遥的中原王朝，对岭南难以驾驭。而且岭南地区本身自然条件优越，物产较丰富，有屯粮积粟之利，进可攻，退可守，自古为政治家、军事家视为用武立国之地。汉司马迁说：“番禺（指岭南）负山险，阻南海……可以立国。”南汉国左仆射黄损曾对刘岩说过：“陛下之国（指南汉），盖举五岭而表之，所谓金城汤池，用武之地也。”清初顾祖禹的论述更为精辟：“广东之地，介于岭海间。北负雄韶，足以临吴、楚；东有潮、惠，可以制瓯、闽；西固有高、廉，扼交、邑之噤吭；南环琼岛，控黎、彝之门户；而广州一郡，屹为中枢，山川绵邈，环拱千里，足为都会矣。”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岭南地区对中原王朝较强烈的离心倾向，酿成了历史上多次的割据独立局面。
割据时间最长，对岭南历史地理影响最深刻的，首推赵佗建立的南越国。赵佗为秦时南海郡龙川县令，当秦末农民起义、中原地区烽烟四起之际，在南海尉任嚣等中原籍长吏的鼓动和支持下，“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了地跨岭南的南越国，都番禺（广州）。为了捍卫王国的边防，赵佗又充分利用了岭南襟山带海，封闭半封闭的特点，构筑了一道由蒲葵关，中经横蒲关、仁化城口、乐昌赵佗城、连县三关、桂岭秦关，西至越城严关，长约万里的坚固防线。凭借这道防线，尽管中原地区战乱连绵，却未殃及岭南，南越小朝廷安然无恙。以后，赵佗又“以兵威财物略遗闽粤、西瓯、骆，役属焉。”并“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酮师”，其统治范围，“东西万余里”，其祚延及九十余年。
继赵佗踞岭南而立国的是唐末的刘岩。后梁末帝时，正值江淮以北军阀混战之机，刘岩凭借岭南易守难攻，远离中原、交通不便的条件，踞岭南建立了南汉国。为了扼杀这个小朝廷，末帝朱镇曾调兵动武。但是，刘岩持有山川之阻的岭南，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延续了 50 多年，其范围“尽有岭南之地”，掩有今广东、广西陆地的大部分。
以后，妄图割据岭南而独立的政客不是没有，而是种种原因令其要么未能如志，要么国运不长。如东晋的卢循，南梁敬帝时的肖勃，南陈宣帝时的欧阳纥，隋末的肖铣等。这些现象的出现当然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而岭南独特的地理基础提供了条件。
2.政治上维持了长治久安的局面。
历史时期，特别是唐宋以前，岭南地区在政治上是较稳定的，与政治动荡多变，战乱交加的中原地区对比鲜明。
秦末农民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中原罹难，唯岭南没受战乱冲击。
西晋以后，以中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战乱，经济受挫，人民流失，但是，“余广州，皆平康”。楚、越之地，相安无事。
中唐“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中国多敌”，战火不熄，中原地区又遭酷劫。但是，“干戈不及岭南”，在南汉国的控制下，“五十年来，岭表无事，师之耳目，不识旗鼓。”始终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直至明清以后，情况才有较大的变化。
（二）经济上的影响
1.历史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稳步发展，起伏不大。
岭南地区有山海之限，受外界冲击较小，政治上比较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历史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几度兴衰，大起大落，而始终是稳步地发展。
春秋时代，岭南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属“蛮荒”之地，越族被中原华夏族视为化外之民。秦末汉初，南越国少受战乱影响，加上赵佗采取一系列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措施，治国“甚有文理”。因此“中县之民不减耗”，经济有所发展。番禺（广州）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港口。西南部的合浦、徐闻，成为我国沟通东南亚、印度洋岸交通的始发港口。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又起，经济萧条，人口锐减。岭南则社会安定，北方大批汉人南迁避乱，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发展。隋唐两代，全国政治上统一，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但是，“安史之乱”后，北方又遭兵燹之患，经济衰退，导致全国经济重心向江淮地区转移。此时的岭南，既非近全国政治重心的江南，张九龄又重开了大庾岭道，进一步加强了岭南与江淮地区的联系，有利于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岭南沿海已被中央政府视为繁富之地，挑选岭南地方官特别严格；朝野上下均将到岭南沿海任职当做致富之道。为了争得一官半职，“皆厚赂”。如文宗朝，华州刺史卢钧任岭南节度使，朝野皆贺。南汉时，岭表无事，“这也给予了南汉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得南汉农业能够发展起来。”
两宋时代，当北部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的时候，岭南地区却相对安定，社会经济长足发展。珠江、韩江两大三角洲，沿海台地及沿河谷地水利事业勃兴，围垦规模日益扩大。据统计，宋代，仅广南东路（广东）境内的水利工程多达40 多项。珠江三角洲逐渐成为岭南经济中心，韩江三角洲也变成了“稻得再熟，蚕亦五收”之富庶地区。两大三角洲，沿江、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及江淮地区。
2.经济发展缓慢。
历史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比较稳定，但发展是很缓慢的。两宋以前尤为如此。主要表现在：
（1）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
直至隋唐时代，“自（五）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至者，多取富焉。”岭南地区的三角洲、沿江、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水平较高。特别是南海（广州）、交趾（越南河内）、徐闻、合浦等沿海港口城市，已经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但是，广东的山丘地区，皆多瘴疠，仍然是“火耕水褥”“田多山石”“圹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的状况。唐韩愈谪岭南途经阳山时慨叹，“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还是一片“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的荒芜山区。就连近海的潮州，自然条件也相当恶劣：“飓风鳄鱼，祸患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难以充分利用。今天的东莞一带，尚有野象横行，破坏生产。大抵在宋以前，经济上具有全国意义的，只有广州附近、北部湾沿岸及其他河流谷地。
（2）唐宋以前岭南始终为罪人或被贬者流放之地。
唐代柳宗元在《送李渭赴京师序》云：“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越城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其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来越岭者，非罪即贬之人，内中既有被贬的京官、文人学士；也不乏获罪被放逐者。韩愈曾被谪潮州；褚遂良因向高宗李治“谏立武后”被贬桂州（桂林）；元和时，柳宗元、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的改革派，党争失败后，柳被谪永州（湖南零陵）任刺史，继迁柳州（广西柳州）。北宋时，苏轼、苏辙兄弟被贬岭南，先后到过潮州、惠州、廉州（广西合浦）及海南岛；宋崇宁间，黄庭坚为蔡京所恶，被谪宜州（广西宜山）。凡此种种，说明在中原人士的心目中，岭南是一块经济落后、尚未完全开发的草芥之地。因而将获罪者贬至岭南落籍作为惩罚。
三、自然条件地区差异明显，经济发展不平衡
岭南的自然条件地区差异明显，制约了各地开发的早晚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据地貌、水文、气候诸条件，可将岭南划分为三个不同类型区。各区的自然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征，均有明显的差别。
（一）河谷平原区
指西江、北江、东江及其支流沿沙河谷平原。如北江的清远、英德平原；东江的杨村、惠阳平原；西江的郁江、南江、北流江平原等。这些河谷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台风、洪涝、瘴气威胁较小，自然条件优越。
河谷平原交通开发较早，交通较方便。自秦汉始，人们就开始利用河流和五岭山地中的谷地或隘口，发展五岭南北的交通。其中通向中原地区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三条：①越城道：又名湘桂走廊。秦时，利用湘、漓二水相距很近的有利条件，开凿了灵渠，沟通了五岭南北的交通。②扫岭道：即连江道。由岭北进入连江，顺流而下入北江。③大庾道：即浈江道。由赣南越大庾岭入岭南，由浈江入北江。这些交通线路，均穿越河谷平原。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便利的交通，使河谷平原成为岭南开发最早，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早在秦汉时代，河谷平原就形成了苍梧（梧州）、布山（贵港）、高要、中宿（清远）、曲江、四会等城市。这些城市以河谷平原为依托，成为岭南地区众多的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此后，河谷平原长期是岭南地区城市最稠密的地区。
河谷平原也长期是岭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例如：晋代北江流域的始兴郡（今韶关地区）；西江流域的苍梧郡；阳江至高州一带（漠阳江和鉴江流域）的广兴、高凉二郡，平均每平方公里达 0.1—0.2 户，人口密度居各郡之首。又如唐代，北江流域的连州和韶州，每平方公里达 5 户，仍为岭南各郡之冠，其次为西江流域诸郡。
（二）山地丘陵区
岭南山地丘陵面积大，多低、中山和高丘、低丘。山地海拔大部在 500— 1000 米之间，最高为越城岭的苗儿山，海拔高度达 2141 米。除五岭外，还有西部的六万大山、十万大山、云开大山；东部的阴那山、莲花山、罗浮山等。
山丘地区，高山深谷相间，山高坡陡，多为石灰岩、花岗岩构成，耕地少而分散，毒雾瘴气严重，难于开发利用；而且山间的河溪不宜于航行，交通甚为不便，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隋唐以前，广大的山丘地区基本上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獠依山林而居，无首长版籍，弯之荒忽无常者也。以射生食动而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父子别业，父贫，乃有置身于子，诸獠皆然。”
户口分布也很稀疏。唐元和年间，今粤东的大埔、梅县、丰顺及潮州一带，面积 2300 多平方公里，但只有 10324 户，每平方公里不及 0.5 户。今广西经水河以西至左右江流域，迄今没有发现过秦汉两代及以前的墓葬。“自晋至隋，都无郡县设置”，行政区域形同虚设。
（三）沿海台地、平原区
沿海地带为海拔 100 米以下，相对高度 50—80 米的台地区，多为玄武岩或花岗岩构成。坡度较小，地势平缓，宜于农耕。但水源缺乏，台风威胁严重，对经济发展不利。宋元以前，珠江、韩江两大三角洲尚未形成，地势低洼，难以开发利用，故经济发展缓慢，水平也较低。但是，由于海岸线绵长曲折，形成了不少的优良港口。如番禺（广州）、徐闻、合浦等早在秦汉时代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著名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以后又形成了北海、湛江、澳门、香港、汕头等港市，在中国发展对外贸易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元以后，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相继形成，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土壤肥沃，交通方便，人口急剧增加，经济迅猛发展，很快发展成为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岭南地区人口和经济地区分布的格局，形成了人口上由过去的北多南少，西多东少，变为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经济上北重南轻，西重东轻，转变为南重北轻，东西并重的局面，开创了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四、历史时期汉族人民南迁对岭南地区开发起了积极的作用
越族是岭南地区的主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揭开了岭南地区的文明史，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以后又接受了先进的中原楚文化，发展了青铜文化，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族人民还开辟了陆上和海上交通。这一切，为秦汉统一岭南及岭南地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历史时期北方南迁的汉族人民数以百万计，他们在岭南与越族同生活、同劳动，在推动岭南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岭南物质和精神文明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历史上，由于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原因，北方汉民多次地、大量地进入岭南地区。例如：秦皇、汉武用兵岭南后，留驻及迁入岭南的军士及其眷属或罪人不在少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形成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北方汉族携家带口，渡江南逃，至岭南“占籍各郡”者，数以万计。北宋“靖康之难”及南宋末年，中原烽烟再起，形成了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其人数和规模均超过第一次移民浪潮，进入岭南的人数不在第一次之下。以后，无论是明代或清代，每遇战争或饥荒，都有大批汉人流移岭南。如此众多的汉民进入岭南，对岭南社会的发展，无疑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加速了岭南社会发展的进程。表现在：
第一，加速了岭南地区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
秦统一岭南以前，岭南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在岭南推行郡县制，设置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委任大批中原汉族人主政，管理各级行政事务，还有计划地从中原地区迁徙大批汉人到岭南，这对加强岭南各部族的控制，改变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原始部落状况，建立和组织有效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加速岭南地区封建制度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秦汉以后，由于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的原因，又有为数众多的北方汉族人民有组织地或自发地进入岭南，对岭南地区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对岭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同样起了关键性的、积极的作用。
第二，加速汉、越人民的融合过程。
岭南越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联系虽然很早，汉、越人民之间约当商周之际就开始了融合的过程。但是，由于山水的阻隔，交通不便，联系困难，这种融合的过程十分缓慢。一般来说，中原地区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狄、戎、蛮、夷）融合的过程大抵完成于东周末年。范文澜指出：“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民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民族称为蛮、夷、戎、狄。华夏与居住在中国和四方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到了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化的各族，大体上融为一个华族了。”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特殊性，华夏族与岭南越族融合的过程要晚些，时间稍长一些。如上述，这一过程约开始于商周时代，完成于汉、晋之交。因为东周以后，楚国文化逐渐发展，与诸夏文化大体相当，华夷界限逐渐消失，越族接受楚文化，才开始了越族与诸夏全面融合的过程。
秦汉以后，华夏族（汉族）大批进入岭南，与“百越杂处”，在共同的生活和生产中，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甚至相互联姻，大大加快了两者融合的进程。如南越武王赵佗，采取积极的民族融合政策，任用土著越族首领参政，鼓励汉越人民通婚，提倡汉、越人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赵佗本人十分尊重越人风俗和民族感情，公开声称自己是“蛮夷大长”，弃冠带。不穿官服，从越族结发于脑后，盘足而坐等风俗习惯。又如宰相吕嘉，原为越族之雄，其“宗族官仁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其子女均与王室汉人联婚。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汉、越人民融合的进程，使这一进程能在汉、晋之交基本完成。
第三，加速了岭南地区的开发。
历史上南迁岭南的汉人主要有两部分：
1.普通的人民群众：这部分人数量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且有较丰富的生产和技术经验。他们进入岭南，不但补充了大批强壮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有利于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例如，“考古发掘的战国铁器仅有 2 件，说明当时广东的使用还很不普遍。在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铁器 150 件以上，广东两汉墓出土铁器在南越国得到迅速的推广和普及，标志着岭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达到新的高度。”牛耕技术也差不多同时传入岭南，这种情况与北方汉人南迁不无关系。其结果，使岭南地区的农业从粗放的农业逐渐进入铁器、牛耕的水田农业，农业生产水平大大地提高。又如在两宋期间，中原和江南地区有不少汉人从江浙乘船从海路进入岭南东部，他们带来了先进而熟练的水田耕作技术和具有相当技术的陶瓷、冶铸手工工艺，这对粤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
2.上层人物：包括文臣武将、名门望族及各种行政管理的长吏。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他们进入岭南以后，对组织生产、管理社会、促进经济条件下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具有积极的作用。例如：东汉的马援，在平定了交趾之乱后迁师回京时，沿途“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九真郡太守任廷，“令铸作田器，教之（九真民）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唐代景龙三年（709 年），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王睃，“奏罢屯兵，兴修水利，拦河筑坝，引水灌溉，开屯田数千顷，募民耕种，增产粮食。”
值得注意的是：两宋以前，在岭南凡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正是北方移民进入岭南时经过或定居的河谷平原地区。例如：西路的越城道（灵渠）和扫岭道（连江）所连接的西江和北江流域，移民最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人口也最集中。中路的骑田道（武水）和大庾道（浈江）连接的北江流域，移民也较多，故粤北经济也比较发达。东部的海路，移民较少，且多集中在粤东一隅，对粤东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两宋以后，情况才发生较大变化。这种情况，虽然与各地自然条件的优劣有关，但关键的因素是汉人的大量迁入，不但增加了充足的、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劳动力及管理人员，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北方南迁的汉族人民对岭南地区社会发展的杰出贡献可见一斑。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