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雅丽
清代广东行商，即十三行商，也称外洋行商，简称洋商、行商，由清政府批准承充，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他们是鸦片战争前唯一的对外贸易合法垄断者，也是广州社会的富有阶层，其富裕程度，可与江淮盐商和山陕商人并称。在清代广东番禺就有两大行商——天宝行的梁家和同文行及同孚行的潘家。他们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与本地的县学兼孔庙——番禺学宫结有不解因缘。
首先看天宝行的梁家。嘉庆十三年（1808年）广东番禺人梁经国（1761—1837年）创办天宝行。道光七年（1827年）由其二儿子梁纶枢接管行务。
梁纶枢（1790—1877年），字拱辰，号星藩，商名承禧（一作丞禧）。据民国《番禺县续志》记载，“纶枢少读书，深自刻苦。年二十，补县学生。”道光七年（1827年），援例候选县学训导，并于同年接办父亲业务。翌年，因捐输河南工费银95000两，被清廷授予“县训导议叙道员职衔”。但道光十九年（1839年），因拖欠清政府巨额饷银，被革去“县训导议叙道员职衔”。后来又因为调停英法联军收回广州有功，加上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捐输海疆经费20000两，奉旨议叙由盐运使衔赏加二品衔，再赏戴花翎，从而使得一直濒临破产的天宝行勉强经营维持至鸦片战争后。其著作有《式谷堂家谱》《记事珠便读》。
梁经国之第四子梁纶机（1800—1860年），又名同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戊寅科举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殿试弥封官、提督湖南学政、山东道监察御史、擢通政司副使、顺天府尹。他虽未入县学，但却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以（番禺学宫）大成殿久不修，制未完善，倡议重建。”并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为之撰写了《重建番禺学记》。关于此次重建缘起，梁同新在其碑记中提到当时在禺山书院主讲的外舅凌旸谷，“适予外舅凌公旸谷主讲禺山，偕诸乡先生有是议”。据史料记载，禺山书院原在番禺学宫前，同治七年（1868年）才移建到惠爱街容丰仓旧厫。禺山书院与番禺学宫相距不远，当时在书院任教的凌旸谷，对番禺学宫情况颇为了解，为学宫的重建出力，也在情理之中。另据碑文记载：“诸乡先生以予参末议，命为文，以纪诸石。”此处诸乡先生，也很可能以梁同新外舅凌旸谷为首。此次重修历时5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建成，但直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梁同新“奉命督学湖南，校卷之余”才撰写《重建番禺学记》。究其原因，正如梁同新在碑记中所说：“数年间，海氛多，故未遑。”1839年番禺学宫建成时正值鸦片战争前夕。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此次战争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对一向自视“天朝上国”的清朝统治阶级而言，震惊的同时也遭到严重打击。当时在京为官的梁同新想必也一样。此次修建“费不及官，率私钱者，为金三万四千有奇。其任事者，又勤慎廉明，治官事如私事，终始五年而不倦。”梁同新的哥哥梁纶枢当时作为番禺富商兼番禺县学训导，也有可能为此次重修出钱出力。
梁同新之第三子梁肇煌（1827—1885年），少颖悟，年二十五，县试第一，补县学弟子员。咸丰三年（1853年）考取进士。此后与其父一样，一生为官，后来官至江宁布政使（从二品）。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梁肇煌因母亲病重请假回家期间，受聘主持越华书院讲席，为广东培养人才。期间，他倡议为番禺邑庠生“代输经费，筹款置田，勒时横舍”，于是“士林大欢”。而梁肇煌之第二子梁庆桂（1856—1931年），字伯阳，号小山，举人、内阁中书。民国七年（1918年）梁庆桂与吴道镕、丁仁长一起任《番禺县续志》总纂。
梁同新之第四子梁肇晋（1844—1882年），字振康，号少亭。同治五年（1866年）补县学生员。同治十三年（1874年），考取进士，授礼部主事。但因母亲老病，请假回家护理。期间，也应聘主讲越华书院讲席，并从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澧研究学问，著有《希古堂诗集》《希古堂诗文集》《自撰年谱》等书。
那同跻身于广州富豪巨商之列的潘氏家族又与番禺学宫有何关系呢？潘氏家族在广东十三行贸易史上，曾经显赫一时。潘振承（1714—1788年）、潘有度（1755—1820年）、潘正炜（1791—1850年）三代因出色的商业才能，使同文行跃居十三行之首。而其中行商潘有度与潘正炜都与番禺学宫结有因缘。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番禺知县吴政达捐廉银二百两倡议重修番禺学宫，并亲自撰写《重修番禺县学宫碑记》，里面提到：“维时董其事者，进士丘先德，举人王士琦……理问潘有度，监生陈学诗……生员王球，例得备书。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知番禺县事黔南吴政达撰。”潘有度，即潘致祥、潘启官，字容谷，广东番禺人，官盐运使司衔。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时，潘有度还只是一个从六品掌勘核刑名案件的理问。潘有度是商人也是文人，张维屏为他写的传记中说：“容谷丈理洋务数十年。暇日喜观史，尤喜吟诗。”其著作有《义松堂遗稿》《西洋杂咏》等。据史料记载，嘉乾时期十三行富商之首潘有度曾对地方善举给予很大支持，如捐巨资修理黄河、永定河河道，又捐资推广从西方引入种牛痘，发起捐建广州西关修渠公所和文澜书院等公益事业。《重修番禺县学宫碑记》提到他名字，可以推想他为此次番禺学宫重修出钱出力也应不少。但不知何故，下文小注竟未对他作介绍，说“未详”，而同治《番禺县志》与民国《番禺县续志》也均未有其传记。他的几个儿子的传记附录于其伯父潘有为的传记之中。
潘正炜，潘有度第四子，字榆庭，号季彤，商名绍光。正炜承袭家风，幼勤学，入番禺县学为附贡生。道光元年（1821年），潘正炜接办同孚行，以平稳步伐从事贸易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后，为国为民出钱出力不少，获“钦加道衔，御赐花翎”。著有《听帆楼诗钞》。
另外潘有度长子潘正亨，字临伯，是番禺县贡生。《番禺县志》提及潘正亨云：“（潘有为）从子正亨，字伯临，县贡生。捐刑部员外郎，负用世志，遇事能见其大。尝言于广州知府程含章，令洋船随时载米，免其舶税。含章以其言白大府，行之，于是洋米船络绎而至，广州遂献荒患。正亨弱冠能文，以善书名，尤工诗，有《万松山房诗集》。”
清代广东行商因垄断中外贸易，曾富甲一方。明末清初大学者屈大均曾有诗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以潘家为例，1820年时潘家财产据说高达1000万银圆（墨西哥银元，1银圆约等于0.72两），在1840年末则多达2000万银圆。居住广州番禺的两大行商家族，如此富裕，其为所在地方的官学——番禺学宫的修葺捐资，不足为怪。潘有度的捐资即是一例。而如前所述，梁纶枢当时作为番禺富商兼番禺县学训导，也有可能为乾隆五十六年番禺学宫的重修捐钱了。甚至以梁经国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捐输的程度，其曾为番禺学宫捐资也未尝不是不可能之事。外国学者斯蒂芬·福伊希特旺在《学宫与城隍》一文中指出，渴望将财富用于改变身份并进入知识界的商人，经常为建造官方庙宇提供捐款。可以这么说，地方商人捐资是学宫维修经费资助的主要来源之一。
广东番禺的梁氏和潘氏家族，不仅在当时广东商业活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文化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社会，即使天宝行创办人梁经国少时因家境贫困未能上学，以做小贩创业，在其富有之后，还是重视后代的教育，期望子孙能读书登科进仕。据广东知名学者黄启臣的考述，天宝行梁氏家族有一个从官商到吏士的转变。而潘氏家族更是“家学渊源，代传著作”“明德重光，人人有集”。从我们前面的相关人物介绍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行商本人还是其兄弟后代都是有一定文化素养。本来读书为仕进之正途，而学校也就是官吏培养之地，因此他们不忽视当时本县唯一的一所官方学校——番禺县学，成为番禺县学生员、贡生，为学宫重修出钱出力，撰写碑记等，也就不足为奇。另外，番禺学宫作为庙学合一的孔庙建筑，由于加上了统治者的尊孔意志，在其规模、维修经费、碑文撰写上也都得到地方的高度重视。梁氏和潘氏家族为番禺学宫的办学、整修等出钱出力，不仅可以赢得番禺地方官员的好感，也有利于提高自身在本地的声望，何乐而不为呢？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