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新
在古代海外贸易中，书籍是一种常常被忽视的商品，与数量少而精的珍贵奢侈品和数量大又销路广的日用品相比，书籍无论在数量、销量乃至市价上都不占重要的位置。在中国书籍外销市场通常占最大份额的日本，书籍在唐船货物中所占比例也不高，常是被“捎带”出去的商品。在古代东亚和东南亚贸易圈中，中国的书籍虽然不是大宗商品，却因其所承载的政治、文化价值，以及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成为周边国家的文化阶层争相购置的对象。
明清时期，中国对越南的海上交往比对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都来得频繁紧密，被称为“东方地中海”的中国南海成为隔海相望的中越两国的贸易通途和纽带，世代相传的跨国海洋商业网络也使华南地区的民众更容易远渡重洋，移居到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于是中国书籍随着贸易季风、人口流动、使节往来和海上商旅汇成的海洋商业网络，被船运到越南，甚或更远的东南亚国家。
佛山刊刻
清代广东佛山的刻书业在中越书籍交流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省城广州之外越南输入中国书籍的主要供应地。佛山位于西江、北江干流通往广州的要冲之上，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此外，佛山处在珠江三角洲腹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商品经济发达，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入清以后，佛山以冶铁业、陶瓷业称著于世，为“天下四大镇”之一。便利的交通及繁荣的工商业是佛山刻书业繁荣的基础。
曾有学者研究指出，目前在越南尚能见到的30多种以俗文学作品为主的中国印本古籍，都是在佛山城区及附近的陈村刊刻的。当时佛山著名的书坊有金玉堂、近文堂、英文堂、文元堂、天宝楼、宝华阁、字林书局、荣和园、盛南栈以及陈村永和源等，大部分书籍刊行后由越南南圻（今越南南部地区）的堤岸商号发售。
越南明命十四年（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刊印的《皇越舆地志》书影，上面写有“粤东佛山福禄大街金玉楼藏板”，表明该书是在佛山刊刻的书籍
清前期佛山商业之盛不亚于省城广州府，各地商众建有地域性会馆或同业行会组织。至清道光年间有会馆、行会18所，其中有“书籍行”。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书籍行）“从前用木版印刷，近多用点石或铅字排印。行销内地、西北、江南、南洋群岛。印刷折叠，需人颇多，盛时不下千人云。现大小二十余家。”可见清代佛山刻书业十分可观，从业人员颇众，所刻图书销路相当广泛，销往近邻越南更不在少数。
华商与嘉定发售
明清时期，经营东南亚贸易的华商，既有每年乘季风往来东南亚各国的海商，也有侨居东南亚各地的大批发商，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商小贩，他们共同组成了内连中国市场、外连东南亚各国的商业购销网络，在与西方各国商人的竞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在东南亚贸易中，华商获得海外订单，通过与国内本地商行（揽头）合作，由商行到各地订制购买商货，再转贩到海外，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机制。
越南的广肇会馆 图/全景
越南嘉定（今胡志明市一带）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平原上，东南临海，江海交汇，海港众多。17世纪末以后，越南阮氏政权在今胡志明市一带置嘉定府，管辖藩安、边和（今边和市）、永清、定祥与河仙（今河仙市）五镇，成为越南南部地区的一个重镇。
明末清初，大量的华人进入这一地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广东雷州人鄚玖、鄚天赐父子，他们开发了河仙地区。在鄚氏父子的经营下，河仙地区（时称“港口国”）成为中南半岛海洋贸易的一个枢纽港口，有“小广州”之称，不仅与华南地区有海洋贸易联系，而且文化繁荣，拥有发达的刻书业。而边和市在历史上曾是商业重镇，明清之际许多明朝遗民流入边和，这里也是清朝商人经常活动的地区。《嘉定城通志》记载，华商载货到达边和后，与当地“行家地主”在商货定价、销售和收购“回唐”商品等环节上达成买卖协约。这种商业默契是中国商人与越南的“行主”在长时期的稳定交往中共同遵守、互相约定而成的，中国与越南在商业贸易上形成了稳定而密切的网络关系。中越之间的书籍贸易，是这种商业默契中的重要一项。
清代从佛山到嘉定的书籍交易协作关系，中越两地的华商在其间起了主导作用。华商一头在国内，一头在国外，构成跨国界“厂—店”合作关系，展示了华南地区与越南贸易交往上的密切关系。
这种双向互动的伙伴关系，是广东与越南之间因地缘、人缘因素长久形成的海洋商贸网络起作用的结果，而两地“天涯若比邻”的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更是推动书籍的国际流动与跨文化交流的深层次内部力量。可以说，中越之间“佛山刊刻，嘉定发售”的“书籍之路”是一条两国的文化沟通交流之路。
来源：地图杂志微信公众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李庆新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