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广东

2020-11-24 来源:

黄启臣

  郑和在他主张“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海也”的海权思想指导下,执行明永乐皇帝的开海政策,率领船队七下西洋(1405—1433年),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均是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孙中山在他设计规划的《建国方略》宏伟蓝图中,高度赞扬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超前轶之奇举”。确实如此,在人类航海史上,郑和下西洋要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东方航线早93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6年。称它是中华民族在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当之无愧。
  值得注意的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与广东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郑和下西洋与广东的关系作一探索。
  明代称属广东管理的南海以东经109º(相当于雷州半岛、曾母暗沙以及加里曼丹岛西岸)为界,在此以东海域为东洋,包括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苏拉威西(Sulawesi)、乌乌鲁岛、苏门答腊岛、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沿岸等;以西为西洋(指南海以西海域及印度洋)。就是说,“东洋”与“西洋”是隔广东南海相望,所以,经广东至厄加勒斯角航线的开辟,实际上就是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其国”出使西洋琐里,和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渤泥,以及后来为众所周知的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所开辟的经广东南海到西洋的航线。这条航线是明初海上丝绸之路航程最长的远洋航线。现根据《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之碑》和现存福建长乐的《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之记》碑文所记及参阅其他文献资料,将郑和经广东南海六次下西洋和第二次下西洋首从广东起航所开辟之航线略述如下。
  一下西洋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明成祖命郑和及王景弘“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出海,经广东南海到达西洋。史称:
  永乐三年……中官郑和、王景弘、张大等造大船百艘,率卒二万七千余……满载陶瓷、锦绣、布帛,历漳、潮、琼崖,至占城,又沿星罗湾……至印度诸邦,达波斯湾耀兵西洋。
  这就说明郑和从江苏刘家河出发,沿海岸边经福建省的福州、泉州、嘉禾千户所(厦门),广东省的南澳山(今南澳岛)、大星尖(今广东省惠东市东南小星山岛对面突出之海角处)、独猪山(即独州山,今海南省万宁县东南之大州岛),到七洲洋(南海七洲列岛),然后到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山(锡兰)、古里(今印度喀拉邦北岸的卡利库特,Caliant)、旧港(今巨港,Palembang)等国家和地区。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返回到南京向明成祖复命。
  二下西洋
  “永乐五年秋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到暹罗(泰国)、满刺加(马六甲)、渤泥(文莱)、苏门答腊、锡兰山、柯枝(Koci,今印度西南岸的柯钦,Cochin)、小葛兰(今印度南部西岸的奎隆,Quilon)、古里、加异勒(Kayal,今印度南部东岸的卡异尔镇,Cail)等国家,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此次郑和出使,以大量的丝纺织品、香炉、花瓶、烛台、灯盏、香盒、金莲花、香油、蜡烛及金一千钱、银五千钱等贵重物品向当地佛寺布施。史料记载这次郑和下西洋是从广东出发的。但是具体从广东哪一个港口起航,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下西洋
  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郑和“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福建五虎门开洋”。经广东南海,到占城、爪哇、满刺加、暹罗、苏门答腊、锡兰山,然后将船队分成两支,一支由郑和亲自率领到葛蓝、柯枝、古里;另一支前往加异勒、甘巴里(今印度南端科摩林角)。最后两支队伍均到达印度南端海岸。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返回南京。
  四下西洋
  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启程出海,经广东南海,到达吉兰丹(今马来西亚与泰国交界处吉兰丹州首府哥打巴鲁)、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州彭亨河口处北岸一带)等地。然后绕过马来半岛西行,经加异勒到达古里。并由此西北行,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的克歇姆,Qushm东部的霍尔木兹Hormuz)。郑和向忽鲁谟斯国王及后妃大臣赏赐沙罗、彩帛和锦绮等高级丝织物。此次郑和下西洋,多次从锡兰山及印度南端两岸诸地派出分船队分别到阿拉伯半岛各地、东非及阿拉伯海半岛国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并访问了阿拉伯半岛南雄的阿丹(今也门之亚丁),东非的木骨都束(Mogalshu,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不刺哇(今巴拉韦)、麻林地(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回国。
  五下西洋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此次航行路线与四下西洋路线基本相同。任务是偕送爪哇、古里、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马溜山、南渤利、不刺哇、阿丹、苏门答腊、麻林地、刺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赐柯枝国王印诰,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山。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回国。
  六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郑和偕送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渤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刺加、耳巴里等16国使臣返国,并访问这些国家。永乐二十年(1422年)六月回国。
  七下西洋
  宣德六年(1431年)六月,因为明宣宗“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郑和、王景弘率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人,船大小共十六艘,遍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刺加、柯枝、不刺哇、木骨都束、南渤利、苏门答腊、刺撒、溜山、阿鲁、耳巴里、阿丹、祖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个国家和旧港。宣德八年(1433年)回国。
  郑和七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而且都是经过广东南海水域到达西洋诸国的,其中第二次是首从广东起航出发到占城,而且规模巨大。第一、第三、第四、第七次下西洋人数均达到两万多人,每次出航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堪称一支强大的远洋舰队,前后历时二十八年,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最后到达“去中华绝远”的南纬8°55′的麻林地(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和比刺(今莫桑比克),以及孙刺(索发拉以南)。郑和下西洋虽然只有第二次是在广东起航出发,但其他六次从江苏出发,到福建五虎门放洋后,均是要经广东的南澳岛、大星尖、独猪山、七洲洋,到达西洋各国的,说明广东是郑和下西洋必经之地和第二次下西洋起航之地。
  上述郑和六下西洋必途经广东和第二次下西洋首从广东起航的历史,对广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至明清时期,朝廷基本是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对外贸易政策,但对广东则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历史的事实是,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明朝廷实行朝贡贸易政策,设置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对外贸易。至嘉靖元年(1522年),由于发生宁波的“争贡之役”,于是撤销浙江、福建二市舶司,独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至明末,使“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宣布撤销海禁,开放松江、宁波、泉州和广州口岸对外贸易,并于次年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进行管理。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发生“洪任辉(JameFlint)事件”,清政府又撤销江、浙、闽三海关,规定将来“番舶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于是,广东成为全中国唯一开放对外贸易的省区,史称“一口通商”。可见,在明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时,广东一省处于合法开放对外贸易的得天独厚的地位,从而使明清时期广东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并在某种程度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带动下,广东的商品货币经济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不少府、州、县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已经超过江南五府而跃居第一位”。时至今日,广东省的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仍为世人所瞩目,追根溯源,与郑和六下西洋途经广东和第二次下西洋首从广东起航后而带动商品货币经济的日益发展不无关系。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