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山到嘉定:18-19世纪中越交流的“书籍之路”

2020-04-15 来源:

李庆新

  在古代海外贸易中,书籍是一种常常被忽视的商品,与数量少而精的珍贵奢侈品和数量大又销路广的日用品相比,书籍无论在数量、销量乃至市价上都不占重要的位置。在中国书籍外销市场通常占最大份额的日本,书籍在唐船货物中所占比例也不高,常是被“捎带”出去的商品。在古代东亚和东南亚贸易圈中,中国的书籍虽然不是大宗商品,却因其所承载的政治、文化价值,以及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成为周边国家的文化阶层争相购置的对象。
  明清时期,中国对越南的海上交往比对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都来得频繁紧密,被称为“东方地中海”的中国南海成为隔海相望的中越两国的贸易通途和纽带,世代相传的跨国海洋商业网络也使华南地区的民众更容易远渡重洋,移居到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于是中国书籍随着贸易季风、人口流动、使节往来和海上商旅汇成的海洋商业网络,被船运到越南,甚或更远的东南亚国家。
  佛山刊刻
  清代广东佛山的刻书业在中越书籍交流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省城广州之外越南输入中国书籍的主要供应地。佛山位于西江、北江干流通往广州的要冲之上,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此外,佛山处在珠江三角洲腹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商品经济发达,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入清以后,佛山以冶铁业、陶瓷业称著于世,为“天下四大镇”之一。便利的交通及繁荣的工商业是佛山刻书业繁荣的基础。
曾有学者研究指出,目前在越南尚能见到的30多种以俗文学作品为主的中国印本古籍,都是在佛山城区及附近的陈村刊刻的。当时佛山著名的书坊有金玉堂、近文堂、英文堂、文元堂、天宝楼、宝华阁、字林书局、荣和园、盛南栈以及陈村永和源等,大部分书籍刊行后由越南南圻(今越南南部地区)的堤岸商号发售。

  越南明命十四年(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刊印的《皇越舆地志》书影,上面写有“粤东佛山福禄大街金玉楼藏板”,表明该书是在佛山刊刻的书籍
  清前期佛山商业之盛不亚于省城广州府,各地商众建有地域性会馆或同业行会组织。至清道光年间有会馆、行会18所,其中有“书籍行”。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书籍行)“从前用木版印刷,近多用点石或铅字排印。行销内地、西北、江南、南洋群岛。印刷折叠,需人颇多,盛时不下千人云。现大小二十余家。”可见清代佛山刻书业十分可观,从业人员颇众,所刻图书销路相当广泛,销往近邻越南更不在少数。
  华商与嘉定发售
  明清时期,经营东南亚贸易的华商,既有每年乘季风往来东南亚各国的海商,也有侨居东南亚各地的大批发商,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商小贩,他们共同组成了内连中国市场、外连东南亚各国的商业购销网络,在与西方各国商人的竞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在东南亚贸易中,华商获得海外订单,通过与国内本地商行(揽头)合作,由商行到各地订制购买商货,再转贩到海外,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机制。

越南的广肇会馆 图/全景

  越南嘉定(今胡志明市一带)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平原上,东南临海,江海交汇,海港众多。17世纪末以后,越南阮氏政权在今胡志明市一带置嘉定府,管辖藩安、边和(今边和市)、永清、定祥与河仙(今河仙市)五镇,成为越南南部地区的一个重镇。
  明末清初,大量的华人进入这一地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广东雷州人鄚玖、鄚天赐父子,他们开发了河仙地区。在鄚氏父子的经营下,河仙地区(时称“港口国”)成为中南半岛海洋贸易的一个枢纽港口,有“小广州”之称,不仅与华南地区有海洋贸易联系,而且文化繁荣,拥有发达的刻书业。而边和市在历史上曾是商业重镇,明清之际许多明朝遗民流入边和,这里也是清朝商人经常活动的地区。《嘉定城通志》记载,华商载货到达边和后,与当地“行家地主”在商货定价、销售和收购“回唐”商品等环节上达成买卖协约。这种商业默契是中国商人与越南的“行主”在长时期的稳定交往中共同遵守、互相约定而成的,中国与越南在商业贸易上形成了稳定而密切的网络关系。中越之间的书籍贸易,是这种商业默契中的重要一项。
  清代从佛山到嘉定的书籍交易协作关系,中越两地的华商在其间起了主导作用。华商一头在国内,一头在国外,构成跨国界“厂—店”合作关系,展示了华南地区与越南贸易交往上的密切关系。
  这种双向互动的伙伴关系,是广东与越南之间因地缘、人缘因素长久形成的海洋商贸网络起作用的结果,而两地“天涯若比邻”的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更是推动书籍的国际流动与跨文化交流的深层次内部力量。可以说,中越之间“佛山刊刻,嘉定发售”的“书籍之路”是一条两国的文化沟通交流之路。

  来源:地图杂志微信公众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李庆新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