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广东——万里征途第一站

2018-08-16 来源:

杨建伟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赣南闽西)后经过的第一个省份。从1934年10月21日到11月5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英勇奋战,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队分别在粤赣、湘粤边境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地通过了中央红军万里征途的第一站。

  利用矛盾巧周旋,红军冲破封锁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与陈济棠互派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达成停战协议,稳定了南线的战略局势,实现了赣粤和局,为长征“借道”广东并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与陈济棠的停战谈判又被称为“借道谈判”。
  国民党内部历来派系林立,各路地方军阀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争暗斗,各显神通,分庭抗礼。追剿进行战略转移中的红军,就为蒋介石“一石数鸟”战略(即在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乃至消灭地方军阀)提供了机遇,也为红军借道广东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迫于局势的压力和对先前“福建事变”失误教训的总结,从长征前夕一直到长征胜利结束,中共中央也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军阀的统战工作,包括后来的云南军阀龙云、四川军阀杨森、邓锡侯等人,而广东军阀陈济棠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开展统战的第一人,而且成效显著,比较成功。
  陈济棠是粤系军阀的代表,是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从1929年到1936年,连续主政广东8年,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掌握了广东省党政军大权,有“南天王”之称。
  就陈济棠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关系来说,他具有鲜明的两大特点:
  一是坚定反共。在国民党内,陈济棠向来以坚决反共著称。早在北伐大革命时期,就明确反对孙中山先生主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计划;南昌起义失败后,亲率大军死力阻截由叶挺、贺龙带领的南下潮汕、梅州一带的起义部队,给起义军造成重大损失;长期对广东境内的革命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围剿”,东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南路根据地等先后丧失;长期残酷镇压广东境内的革命者,两广省委书记蔡和森同志、两广军委书记李硕勋同志等著名中共领导人,先后遭到杀害,使广东党组织遭受重大挫折,导致广东的革命斗争长期处于低潮;第四、第五两次奉蒋介石之命参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陈济棠本人分别被任命为闽、粤、赣、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和南路军总司令,其间还积极参与镇压“福建事变”。
  二是能征善战。陈济棠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可以说是军事科班出身。众所周知,桂系军队之强悍闻名中外,又有“小诸葛”白崇禧亲自指挥,连国民党中央军都惧怕三分。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累累战功被人称为“铁军”,由桂军组成的第七军听到后,便自称“钢军”。其眼中无物,可见一斑。但这支“钢军”先后在1929至1930年的蒋桂战争、粤桂战争、中原大战中三次败于陈济棠之手。
  中央红军也曾在与粤军的战争中吃过大亏。如发生在1932年7月的南雄水口战役。水口战役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著名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罕见的恶仗。在这场历时三天两夜的战役中,粤军机动灵活、特别顽强,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说:“1932年7月,在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
  1934年10月9日至11日,中共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粤军代表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后撤40里,让红军通过。
  这个协议意义重大,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言:这次谈判“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这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

  历史的启示
  1. 必须创造性地建立统一战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毛泽东同志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为我所用。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启示之一是:创造性地建立统一战线是党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借道”广东成功的根本前提,就是利用了陈济棠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紧紧抓住陈济棠最为关注的“保存实力、独霸广东、维持广东的半独立局面”这一问题。正如陈济棠所言:“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应当说,陈济棠总体上还是执行了“借道”协议,主要表现为:身为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把大部队只是集结在城市特别是广州附近,只派出较少部队袭击骚扰,而非死命阻击;在广东梅县和江西赣州等地建有机场,拥有包括战斗机在内的飞机70多架,而当时红军的突围转移又是采取“甬道式”的大搬家,速度很慢。陈济棠若派战斗机狂轰滥炸,红军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一直按“机”不动。
  对此,蒋介石的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曾说:“追堵部队……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1934年11月7日,彭德怀、杨尚昆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就认为:“湘军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我,粤军则对我无与蒋介石南北夹击企图。”可谓一语中的。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也正是鉴于此,陈济棠唯恐日后难以向蒋介石“交账”,迅速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同时令部属尾追红军入湘。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是在党的历史上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统一战线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这是我们从“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主题中获得的第一条历史启示。
  2. 必须坚持思想建党
  思想建党是我们党的传统,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途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要论断。坚持思想建党,特别是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观念,是“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第二条启示。
  由于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紧迫和仓促,虽然通过广东时间较短,相对损失较少,当然与陈济棠的“借道”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但包括留守红军的三年游击战在内,红军可以说是无政权、无后方、无固定粮食来源、无经费、无固定鞋袜衣服供给,群众给予的支持基本上是无组织的、零散的、自发的。从根本上讲,红军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广东,留守红军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归根结底在于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从而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努力杀敌的结果。
  比如,洪超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的是:“不要管我,坚决消灭敌人……”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余部被敌人阻击在湘军东岸后曾重返广东连县开展游击战)师长陈树湘烈士在腹部中弹受伤、弹尽粮绝被俘的情况下,乘敌不备,咬紧牙关,忍着巨痛,用手从伤口伸入腹部,抠出肠子,使尽全力,大叫一声,绞断肠子,壮烈牺牲,从而实现了自己“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不朽誓言。陈毅当年在给游击战士开展革命气节教育时说的更清楚:“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我们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的队伍,有几千人就可以成立几万人的队伍。”他的不朽诗篇《梅岭三章》中的“旌旗十万斩阎罗”“捷报飞来当纸钱”“人间遍种自由花”,可以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理想信念的真实写照。
  大量资料表明,在红军经过广东和三年游击战争中,粤北人民群众确实给予了红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主要表现在:给红军当向导,做翻译,提供情报;在物质上积极支援红军,包括粮食、生盐、布匹、草鞋等;为红军提供住所,冒险安置、护理伤病员,收容失散红军。就连陈毅的腿伤,也是靠周篮大嫂用草药治好的。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曾把群众比作“重生亲父母”,就是说:情报靠群众传送;隐蔽靠群众掩护;转移靠群众协助;伤员靠群众安置;伤病靠群众救治;脱险靠群众帮助。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没有与人民生死与共的团结,红军能够胜利进军、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就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来说,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之所以给予支持和帮助,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体到这一段历史来说,长征中的红军尽管十分疲倦,生活异常艰苦,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放被关押的群众、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苦群众……正如毛泽东同志曾总结的:“老百姓的利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因此,强化宗旨观念,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作者系省政协委员、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来源:《南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