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张之洞

2023-05-19 来源:本网

  清代二百六十七年中,两广总督共有九十任,其中第七十八任是张之洞,在任时间共四年(1886—1889年)。这四年是他作为洋务派杰出人物的起点,也是他一生政绩的重要时期。张之洞在两广就任,距今只有九十八年,相隔还不算远,他的名字还为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所熟知,任内所办几件事,至今人们仍引为谈助。

  光绪十年,四十八岁的山西巡抚张之洞因公赴京,某日入宫请安,慈禧太后召对,询问有关治晋情况,张侃侃而谈,应对如流,受到慈禧的垂青。原来自他主晋政以来,是刻意经营,下过一番苦心的。他到任时,山西是个“官积累,民积困,军积弱,库积欠”的贫瘠省份,张上任后,雷厉风行,整肃吏治,筹济受灾群众,推广兴学,开采铁矿,并设洋务局,延访人才,设桑棉局,募苏州丝绸匠来晋教习;还打算向外国购买枪械训练军队。仅几年间,政绩斐然,被朝野人士认为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干员。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从小接受了一整套封建主义教育,少有大略,博览词章,记诵绝人。进入仕途之后,历任翰林院编修,鄂、川学政,清廷司经局洗马等职。光绪初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个政治派系,叫“清流派”,这个派系的首领是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成员大多数是科举出身的封建士大夫和一些中小官员,他们对外标榜反抗侵略,对内时常议论朝政,攻击某些当权人物,人们称之为“清议”或“公论”,这个政治派系“延纳清流,以树羽翼”,在士大夫中具有一定影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掌握了军政大权,地位愈来愈重要。清廷由于本身虚弱,不得不依靠洋务派,以求对付国内外危机。但当洋务派势力开始扩张时,清廷对他们又很不放心。因此,便让清流派攻击洋务派,以削弱洋务派的影响,清流派由此而势大。张之洞一开始就是清流派的主要成员,他经常议论朝政得失利弊,并提出不少改良建议,企图从各方面巩固清朝的统治。他对李鸿章的对外投降政策也大加抨击。张之洞在当时的政治圈子中,是颇具影响的人物。然而,这个清流派的重要骨干,后来都变成了洋务派,究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清流派与洋务派虽然有些观点不同,如洋务派主张对外妥协,主张用外国的洋枪洋炮来维持清朝的统治;清流派则希冀用中国的“圣经贤传”来维护清朝的统治。它们在本质上、目的上是一致的,只是方法、手段略有不同。时过境迁,两派的矛盾逐渐消除了,不少清流派的人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买办势力的影响下,慢慢转化为洋务派,成为后起的洋务派头目,成为唯一能与李鸿章抗衡的有力分子。而张之洞的崛起和他在两广总督任内打下政治和物质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清政府之所以选拔之洞为两广最高军政长官,一是两广乃祖国南方门户,国家安危所系,又是对外通商贸易的要地,必须派能干的大员主政,前任总督曾国荃(曾国藩之弟,任内病瘁,由张树声回任)无大建树,故须派干员继之。二是左宗棠和张之洞主张抵抗法国侵略,与主和派首脑李鸿章争论甚烈,和战未决。张之洞的抗法主张受到朝野重视。其时,法国侵略军步步进逼,情况危急。于是清廷擢升他为两广总督。带着重任来广州履新的张之洞,他在《到两广任谢恩摺》就以“自强”为己任,把防务、洋务当作重点。头一件大事,是亟筹战守之备,抵抗法国侵略军的进攻。

  中法战争是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他们侵略越南,目的是侵略中国。法国总理茹费里曾公开扬言“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露骨地表明了法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张之洞对法国侵略者入侵行动,具有比较清醒、冷静的头脑,和许多言战大臣迥然不同,他力图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在《与张幼樵书》中写道:“诸公谓法不足畏,我易胜法,故纷纷主战。鄙人则明知法强我弱,初战不能不败(原疏甚明,可覆验也),特非法不能练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知制胜之方,若一败而即扰动,更易将帅,则战备永无得手之日矣。兵凶战危,何等大事,何等难事,岂有谈笑指挥数营集兵而能坐摧强敌者乎?”后来给清廷的奏稿中又说:“定计而坚,自守而固,料敌而审。若有战衅而无战心,徒有战形而实无战具,则其祸不可胜言。”这说明他对如何打击法国侵略者不但有信心和决心,而且有切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思想。

  广东和广西处在反侵略斗争的前线,张之洞为此做了一系列战守准备。他精神抖擞,夜以继日,冗于军务。当时法国海舰常犯领海,威胁广州安全。“到广之日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必筹,无一不难。”张之洞大抓省防,分省防为三路,“前路虎门,中路黄埔,西南路为南石头,分别以几个提督任之。省防之外,琼廉最要,潮州次之”。分别明确分工,驻守备战。不久,清政府明旨宣战,法军向谅山大举进犯,清军将领潘鼎新弃城逃走,在紧急关头,张之洞亲自邀请退伍老将冯子材再度出马,担任中国军队的前敌主帅,抗击法军。这位爱国将领亲自到前线督师,在镇南关一役大败法军。与此同时,刘永福统率的黑旗军消灭法军于临洮,又取得重大胜利,迫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战败而倒台。在这场战争中,张之洞自始至终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而且他知人善任,运筹帷幄,韬略过人。例如张之洞力荐冯子材出山,并以实际行动帮助他取得抗法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冯原任广西提督,因弹劾广西布政使徐延旭而被罢官。张之洞到广东后,认为捍卫广西防务,非冯莫属,称冯“老成宿将,熟习边境军务,威望远播”“冯虽老,闻未衰,将才难得”。张之洞不但对他辖内的广西战场作出重大的贡献,同时还对滇、台、闽三线的抗法斗争给予有力支持。特别是他举荐店景崧新组粤军入滇,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共同抗法,更起了有力策应作用。

  虽然,由于清政府媚外苟安,后来竟授意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天津条约》,使这场战争成为“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荒谬局面,蒙耻受辱。张之洞是坚决反对出卖抗法战果的,他曾据理力争,反对签订有损我国主权的条约,但“人微言轻”,迫于清廷的妥协政策,终于无法扭转这种局面。但他作为爱国的封建官吏,其抗法斗争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经此一战,张之洞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声望更高了。

  中法战争后,广东出现了相对的安定时期,人心思治。张之洞善于把握广东的有利时机和条件,扎扎实实地做了几件好事,从此标志着他开始向洋务派的彻底转化。

  张之洞吸取中法战争的教训,深切认识到清朝军事力量的极端虚弱,以及国计民生的日益贫困,因此他十分赞成洋务派的“富国强兵”主张。经过几次列强入侵后,广东面临着严重的外患威胁,因此,张之洞决心从巩固海疆,充实军备入手,为建设广东创造必要的条件。他向清廷奏陈海防要策,首储人才,就原有博学馆设水陆师学堂、电报学堂。聘请外国军事专家前来教习战法,翻译兵书及有关军事著作;另一方面,又派人到上海,向泰来洋行买了一套制造枪弹的机器,用这些机器在番禺设立枪弹厂。为办这个厂,用去白银四万八千六百多两,这是张之洞在广东创办的第一个新式企业。

  广东水师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时,为抵抗英军侵略,购买火轮建立的。到1884年广东水师已拥有十二艘军舰。张之洞鉴于广州屏障虎门以西的蕉门、横刀门、虎跳门,面向珠江出口,形势险要,是扼守广州的咽喉要道,敌舰如侵广州,必经其间,而我设防未巩,深以为虑。张之洞造舢板炮艇一百艘,分立三营,名曰广安水军。另请德国代造鱼雷快艇,组成一支鱼雷队。还设黄埔船厂,造浅水兵船六艘,曰广元、广享、广利、广贞、广戊、广已,编为河海巡缉营。张之洞还奏议大治水师,分全国海军为四大支,粤海居其一,“自成一军”,统于京师,每支设带水铁甲船三、铁甲雷船六。但张之洞扩建的广东水师,却远远比不上实力雄厚的北洋海军。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面临枯竭的地步,各个军工企业虽有海军税银及其他收入的挹注,仍感到“百方罗掘,尚不足用”。因此,张之洞企图扩建粤洋海军无法实现,只能办成一个略具规模的近海水师。海防之外,张之洞还抓了练兵,他组织的广胜军,精选弁勇,不限籍贯,凡二千五百人,以洋弁教练而不取洋操阵色,配备了洋枪洋炮,是一支“标兵”性质的队伍。张之洞每月亲临校阅,视为掌上明珠,并造虎门炮台凡十六个,均仿洋法。

  在民用工业方面,为了做到既“强兵”又“富民”,张之洞在广东办了好些工厂。广东由于地处沿海,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触较早;兼之物产丰富,经济较之内地发达,早在清代中叶已成为清政府财政上重点搜括的省份,岁入达3,739,6400两,仅次于江苏而居全国第二位。广东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在18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如1872年,广东侨商陈启源在家乡南海县设立继昌隆缫丝厂,以蒸气为动力,采用机器缫丝,招收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由于机器缫丝能获厚利,到1874年,又有其他资本家创办的四个丝织厂成立。陈联泰机器厂建立于同治年间,是广州机器工业历史最早的一间,它由家庭式工作作坊而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机器厂。张之洞在粤办工业有一定基础上又办起一系列新企业。张之洞看到广东文武官员、地方士绅和富商,拥有不少资金,大都投闲置散,便动员他们投资办厂,不久即筹到大笔资金。用这些资金,他办了好些起骨干作用的工厂,如为解决机器工业用铁,他决定在广州办炼铁厂,电请清政府驻英公使刘瑞芬购买机器。刘瑞芬对他说:“在炼铁厂内不便同时制造各种铁器用具,应当另外开一个厂,以便配套。”这样,张之洞又修改了原订计划,增办了其他制造厂,但因张之洞急于求成,对办炼铁厂缺乏周密考虑,当他向英国订购炼炉时,英国厂商要他拿铁矿、焦煤去化验,才能解决可以炼什么钢,配什么样的炉。张之洞是个只想炼铁,而不懂冶炼方法的“大老粗”。他说:“中国这么大,哪一样没有?为什么要先送铁去化验才买机器?就照他们用的炉子买来便行了。”殊不知这样的盲目乱买,果然不适用,炼不出好铁。

  张之洞还在广州办了织布局。当时上海早已准备设机器织布局,并有垄断机器织布十年的特权。张之洞在创办广州织布局前和李鸿章接头,取得谅解,他致电李鸿章说:“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指出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供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致侵沪局之利。”这时上海机器织布还没建成,事实上无法垄断全国纱布市场,李鸿章便不得不对张之洞让步,复电说:“粤设官局离沪较远,似无妨。”于是,张之洞便电请刘瑞芬在英国购买兰开夏织布机一千台及其他配件,决定在广州南岸建厂。在广州起先设立的枪弹厂,只能造子弹,不能制造新式枪炮。因此,张之洞一面在广州办炼铁厂,一面又动手设立枪炮厂,所需机器全部由德国买来。

  以上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兴办洋务荦荦大者。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他到湖北、湖南还是要搞洋务的,故想把在广东搞的那几个企业搬到湖北去。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权势很大,清政府的满洲贵族担心李鸿章的势力无法抑制,因此利用张之洞这一新兴的洋务派集团与李鸿章相抗衡,以便居间控制全局,所以对张之洞给予大力支持,答应迁鄂。兼之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翰章(李鸿章的哥哥)无意于此,他就顺利地把在广东办的那几个企业搬到湖北武汉,迁到汉阳大别山下。今天的武汉钢铁厂与汉阳兵工厂的前身就是张之洞带去的。张之洞在广东之所以想到要办炼铁厂,是鉴于钢铁乃“武备所需,及轮船机器,民间日用,农家工作,无一不取资于铁……实力开办,可大可久,自强之途,实基于此”。他还看到广东每年有数十万口铁锅和铁制品从佛山、汕头等地出口,于是就轻率地认为“两广出铁最多,而广东铁质优良”,决定要在“省外珠江口南岸之凤凰岗地方”建铁厂。后因铁质和焦煤两缺迫使铁厂不得不下马,改迁湖北,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张之洞意在挽回利权,振兴中华,先搞重工业特别是冶炼业,然后发展轻纺工业,从而推进国计民生的设想,本来是可取的,他的失策在于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冒进和单纯的“买来主义”。

  在广东,张之洞还有一件为人称道的事,那就是办广雅书院和编印广雅丛书。

  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之洞以兴学育才为名,奏准在广州设广雅书院,“择省城源头乡(今广雅中学现址)约地一百二十亩,筑斋舍二百间,课室书库悉备。”并有莲池、竹径、人工石山,掩影相望,甚为雅致。张之洞办广雅书院,具有明确的封建卫道士宗旨。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上者效用国家,次者仪形乡里,以仰副圣天子作育人材之德意”“今建祠院中并祀宦寓名贤、本省先正,有功于两粤之教者,以示诸生宗仰”等语。该院收粤桂两省学生二百名,是两广最高学府。分经、史、理、学经济四门,分门讲授。张之洞很重视广雅书院,视作扩大其个人政治影响的重要场所,并诩为在广东一大杰作。不但开学典礼亲自参加,公余之暇,还时加指导。就是后来调主湖广,仍表关注,连广雅书院的试卷他也躬亲过问。广雅书院的经费,提公费银十万两,存香港汇丰银行生息,为常年经费,张之洞亦自捐“年俸”,并示意南海富绅孔广庸、伍崇曜等用敬忠堂、诚信堂等堂名捐助,又将沙田充公之数及围姓(赌博)罚款拨作广雅书院常产。广雅书院第一任院长是梁鼎芬,番禺人。光绪庚辰进士,官编修。中法之战时,疏劾李鸿章,获罪于慈禧,传旨降五级留用,本无返粤打算,适张之洞调来广州,遂邀梁鼎芬同来。其时梁鼎芬正处逆境,得张之洞礼遇,遂引为知己。梁鼎芬竭力贯彻张之洞的“忠君卫国”之旨,自撰礼堂楹联云:“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本,以救世行道为贤。”无邪堂联曰:“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合岭南东道岭南西道人才,互相师友;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会汉儒经学宋儒理学宗旨,同造圣贤。”继梁鼎芬主讲广雅的,是光绪侍御朱一新。梁、朱均以直言被谴,而张之洞能重用之,所以当时有人说:“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张之洞不计个人得失,志在激励风节,颇受好评。

  张之洞除办广雅书院外还办了广雅书局,这是广东有书局之始。书局起初设于菊坡精舍,集资四万三千两,以充全年经费。搜罗经学通人著述陆续刊行。广雅丛书就是广雅书局承印的,它是晚清以来,较大部头的丛书,对弘扬文化,保存国粹有一定价值。

  张之洞在两广四年来处理中法战事,“绥缉岩疆,弹竭荩忱,不辞劳瘁”,获得清廷的“深堪嘉尚”。从最初署理两广总督,到正式补授两广总督只隔半年多时间,这说明他办军事是得力的。在民事方面,他能把握时机,利用人民的休养生息的愿望,推行洋务,兴利除弊,稍苏民困,亦得慈禧意旨,称他“办事认真,甚肯用心”。诚然,张之洞矢志效忠清廷,目的在于巩固清朝的统治,以报答清廷的“高厚鸿慈”;他的某些做法不管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人民、对国家民族有利,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愿望的。像张之洞这样的洋务运动的有力人物,对发展资本主义来说,可能是不自觉的,但对发展军事工业和国防工业以对付外侮来说,则是自觉的。因为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清廷一片忠心。虽然,他在广东搞的洋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由他引进的各种工业设备,依然成为中国工业微弱的基础而存在下来,起着先行者的作用。(有些厂址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有远识和抱负的封疆大使,张之洞不同于那些庸庸碌碌无所用心之辈。在两广总督任内,他孜孜求治、勤于职守,除了坐镇总督衙门办公外,还经常走出去,细察民情吏治。中法战争时,他夜以继日,“寝馈不遑”,善处戎机,“无片刻休息之时”。对广东的海防要隘,他亦亲自检查部署,省内如琼州、潮州、钦廉、肇庆,以及省城外围各县,他都去过。巡经虎门时,饬令建关(天培)、张(国梁)二公祠,表彰抗英伟烈,到海南崖州专访唐李衡公后裔,追念先人功业。他倾心致力洋务,在广州办炼铁厂、办纺织局,这两件重点工程,均由他部署指挥而建成。由于积劳成疾,致患肝病,曾上奏三次请求开缺回籍调理,期以还乡著书,但清廷只“赏假一月毋庸开缺”。正当中年位居显赫的张之洞,宁愿主动告病辞官回里,这对争名逐利于官场的人来说确实罕见。他巡视各地,必戒地方官不得“预备行台,借支张应”。在粤第二年为五十寿,除朝廷颁赏赐寿物品外,下令紧闭辕门不纳客,不受礼,广州明伦堂士绅送爆竹三万,入不了辕门,只得带回明伦堂燃放,一时传为佳话。他为官清廉,初到粤时,藩库存款不及五十万,临去粤时,存款二百万两。他在督署后园草亭撰联:“稼穑艰难君子教,菜根风味士夫知”,可见其俭朴之风。

  张之洞对广东人民和风土人情怀有深挚感情,著有《忆岭南草木诗十四首》,如《越王台木棉》《三君祠恍榔》《虞苑诃子树》《光孝寺菩提树》《泮塘荔枝》《白云山玉兰》《螺岗梅》等,均写岭南人物风光胜迹,若非长期厕身岭南,深爱其乡土,是写不出那么深刻的。

  例如两首五言古调:

  越王台木棉

  谁摹宋院画,花色赤如土。

  问名为木棉,发艳独奇古。

  赫若果衣神,不比红裳女。

  五丈阿房旗,金轮柱高干。

  泮塘荔枝

  曲江善赋荔,如睹乐天图。

  简核尽无状,流延启贪夫。

  驿致何足贵,责及朝露濡。

  久别刘苑荒,谁问潘园芜。

  越王台在今越秀山五层楼附近。越秀山上看红棉,历来是羊城胜景。刘苑是南汉刘鋹的府第,在今昌华大街附近。潘园是清代咸丰年间大绅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一名荔香园)。世事沧桑,人事代谢,刘苑、潘园早已荒废,张之洞督粤时,也只能望园而兴叹。

  离开广东后的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他继续在湖北发展洋务,但随着清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越来越甚,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已陷入无可自拔的泥坑。到了晚年,张之洞抛出臭名昭著《劝学篇》,企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治国的灵丹妙药。可是,他要以资本主义为下层建筑,而以封建主义作为上层建筑的设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他倒退了,僵化了,他力图维护清皇朝的腐朽的统治,结果只能使自己成为封建制度的陪葬品。维新派曾经期望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但张之洞坚持顽固思想,竟变成镇压戊戌变法运动的刽子手。1909年,他以七十三岁高龄在督办粤汉铁路和川鄂铁路大臣任内病故。

  作者:王离之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