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如水爱民若赤——清官陈瑸事略

2023-02-25 来源:本网

  陈瑸,字文焕,号眉川。顺治十三年(1656年)生于海康县大埔社东湖村(今雷州市附城镇南田村),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中进士,康熙三十九年始任福建省古田县知县。尔后历任台湾知县、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兵部郎中、四川提督学政、台厦兵备道以及偏沅(湖南省)和福建巡抚等职。卒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享年六十三,追授礼部尚书,赐谥“清端”。

  陈瑸勤奋好学,为人正直,生活简朴,为官清廉,勤政善政,办事敏练,革陋除弊,爱民若赤。他以清官干吏著称,被誉为“天下清官”,又以其在台湾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绩,被称为“海疆治行第一”。他有一句为官名言:“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并以此为座右铭和从政准则,躬行实践,自警自励,防微杜渐。陈瑸的一生,“不以富贵撄心”,不以居官自利,始终过着清寒生活。“起居一厅事,昧爽治政,夜分乃罢。”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陈瑸从福建古田县调任台湾知县。台湾县衙官吏总以为陈瑸会前呼后拥,鸣锣开道来上任,故争先恐后拥到鹿耳门码头接风。谁知陈瑸就带一仆人,微服而至。官吏们闻讯赶回县衙时,陈瑸正在用餐,主仆两人吃一咸鸭蛋送饭,官吏见之莫不惊讶,陈瑸任台厦兵备道期间,应得公俸银三万两,他悉屏不取,全部捐于修理炮台等公事。官庄岁入,他也“悉以归公,秋毫不染”。陈瑸官至巡抚,按时例薪俸不薄,但他在生活上仍然是克勤克俭,“衣御布素,食无兼味”“草具蔬粝,日啖老姜小许”。史书有载:“抚闽官厨,惟进瓜菜,清风苦节,视前弥励。”陈瑸任福建巡抚的两年,因闽浙总督入京,陈瑸兼摄总督事。在此期间,奉命巡海,他自带行粮,摒绝沿途供顿。陈瑸生活上节俭,对公款也是精打细算,能省即省,不讲排场,不摆阔气。三年节约公费银两一万五千多两。陈瑸疏请将节约下的银两充兵饷,康熙皇帝担心负面影响而不允。陈瑸又上疏,将其中的一部分解送回雷州府海康县东洋修筑海堤。康熙皇帝准奏,命两广总督杨琳勘估工程造价需五千三百余两。陈瑸家乡就在东洋,他深知海堤为患,百姓之苦,未出仕前就多次同洪泮洙(清朝雷州第一名进士,麻章区太平镇庐山村人)议论筑堤之事,并向海康知县写过文告。他更清楚筑堤工程浩大,“堤岸一十七处,水闸一十三处,俱通大海,咸潮冲噬渐多圮倾”,五千多两银肯定不够用,故请求从其节省的公费银中拨出五千两“以添买木料砖石”,并拿出自己的薪俸,以助工费,遂将海康东洋(从今附城镇的夏岚村至沈塘镇的特侣塘,近十公里)原用泥土修筑的海堤改用木石结构,“堤岸自是永固,乡人蒙其利”。

  陈瑸既廉政,而且勤政,善政,对政事勤勤恳恳,严守本职,毫不懈怠,“其劳于事也,鸡鸣而起,夜分不寐,连餐旴食”。他重调查,勤思考,亲力亲为,“一切奏章,檄移,尽出己手”“未尝延致幕客”。陈瑸当官从政,宵旰日劳,积劳成疾,病情日笃。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九月要求休养治病,康熙皇帝舍不得其卸职而慰留。于同年十月病故。死后,陈瑸没有任何家产,只“一娣袍,覆以布衾而已”。却留下遗疏:一是对其后事要薄殓俭办;二是将其在福建巡抚任上应得的一万三千余银全部解送京师,作为巩固西北边防之用。此情此景,致使“同僚入视者,莫不感泣”。

  据史载,“公用筮仕古田至为巡抚,二十年孑身于外,未尝延致幕客,父子旷隔数千里,不能具舟车通往来,仆从一二人,官厨惟进瓜蔬,皆人情所万不堪者,而公恬然处之。”陈瑸的清官干吏操守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赞赏。福建(台湾当时隶福建省)人民尊其为“万家活佛”“陈青天”,史书评其为“盖知谋国而不知营家,知恤民而不知爱身”。同朝以“只饮江南一杯水”的“江南第一清官”张伯行三次保荐陈瑸,一次是陈瑸任台湾县知县时,开监纵“犯”,得到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和李光第交章保荐。第二次是陈瑸任四川省提督学政时,张伯行又推荐其为台湾厦门兵备道,第三次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月,张伯行任江苏巡抚,力荐陈瑸为巡抚。康熙皇帝对陈瑸的学识才华和为人为官之道更是眷爱有加。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春,陈瑸被授任偏沅巡抚。是年冬天,陈瑸入京晋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褒奖其说:“此苦行老僧也!”“朕见瑸,察其举止言论,实为清官。瑸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无门生故旧,而天下皆称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宜加优异,以励清操。”即赐貂裘、人参及《赐闽抚陈瑸》一诗:“留犊从来汉史传,建牙分阃赖官贤。宽弘驭吏当持法,休养安民务使全。岭南屏幕靖蜃气,关山保障息烽烟。迎年节近新春至,援笔枫宸饯别篇。”遂调陈瑸到民变频仍、治安混乱的福建省任巡抚,足见他对陈瑸之信任。陈瑸死时,“朝延震悼,追授礼部尚书,祭葬如尚书礼,谥‘清端’”。康熙皇帝谕曰:“朕亦见有清官,然如伊者,朕实未见,即从古清臣,亦未必有如伊者……(陈瑸)来京陛见时曾奏称贪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今观其居官实能践此奏之言,诚清廉中之卓绝者。似此不加表扬赐恤何以求勤。”陈瑸遗疏要求将其应得的一万三千余两银全部供西北边防之用,康熙不忍心,只将其中的“一万两可存藩库以充兵饷,其余三千银即赏给陈瑸之子”。

  陈瑸自担任古田知县卒于巡抚任上凡二十年,曾三次理台之政(台湾县知县、台湾厦门兵务备道、福建巡抚),占其出仕的大半时间,也是他的辉煌岁月。他在台湾刚直不阿,秉公办事,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是一位早为台湾人民熟悉而崇仰的清官干吏。

  开监纵“犯”,平反冤案

  陈瑸放“犯”之事,在台湾和雷州都为人民广泛传颂,尤其是在陈瑸的家乡雷州市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事情发生在康熙四十二年的腊月。是年九月,陈瑸从古田县调到台湾县任知县。当时,台湾县原任知县串通地方的土豪劣绅,鱼肉百姓,草菅人命,造成民愤沸腾,民变不断。规模较大的有“吞霄番乱”,同时,北投社番和台湾岛的其他番社、民社之乱此起彼伏。原任知县为隐瞒其劣迹,故瞒上欺下,以抗租抗税罪名将三百名百姓打入监牢。陈瑸一路察访,深知底细。上任后,他一一审阅案卷,并索性以医生身份入监与众“犯”接触。他从案卷和交谈中看出,这人本乃良民,就因交不起县衙的额外盘剥被打入牢房。陈瑸奋笔上书知府,请求释放那些无辜。可是,日过一日,近在咫尺的府治如远隔千里。原来是知府已接受污吏贿赂而从中作梗,拒绝放“犯”。时值腊月,那些无辜家庭个个米缸告罄,父母妻子啼饥号寒;又属数九寒冬,狱中污秽,暗无天日,他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此情此景,目不忍睹,耳不堪闻。视民若子的陈瑸一不做,二不休,于腊月三日张榜告示,开监放“犯”,并教育他们回去安心生产,发家致富。台湾人民称陈瑸为“陈青天”!

  知府以陈瑸擅自开监放“犯”为词,立刻向朝廷揭参,法办陈瑸。几月后,朝廷果然派出钦差大臣到台湾县来点“犯”。消息传来,前被释放的“犯人”以及他们的亲属纷纷奔走相告。他们决定到时全部归监受点,宁愿再次坐牢也不愿意祸及恩人“陈青天”。点犯那天,钦差大臣亲自点数,可是数来数去都多出两人。原来,“犯人”从四面八方归监受点,多出的两个,一个是父不在子顶,另一个是兄不在弟来替。钦差大臣见陈瑸如此勤政爱民,秉公执法,当场决定给陈瑸官复原职,并决定全部释放无辜。从此,“陈瑸放犯”被传为美谈。福建“张(伯伯行)抚由是益奇之,会李安溪(李光弟)相国读礼家居亦闻其异,交章保荐。”

  薄赋轻徭

  以苏民困延袤千里的台湾岛,山川峻峭,港道迂迥,野沃土膏,物产利薄,耕桑并耦,渔盐滋生,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但是,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时有一种叫做“水丁”的税名,为台湾独有。所谓“水丁”,是台湾的统治者借口恐有匪类从海上通过各港口潜入内地作乱为由,规定每个男丁出入须有丁票(身份证之类)。凡经输丁,持有丁票在手的,就属良民,任往台湾的南路北路(凤山县、诸罗县),如果没有丁票在手,就只能在本社里的小范围内活动,一旦出台湾县城或走南路北路,营汛就把他当作匪类而扣去坐班房。然而,谁要取得丁票谁就必须输丁(按月或按季交税)。善良而又诚实的人们只贪图容易放行之便,却不知道这是贪官对他们敲骨吸髓的一种手段,即使是荒年暴月,锅底朝天也得想着输丁。这笔额外加征搞得人民叫苦不迭,而得来的税金全部落入贪官污吏的私囊。陈瑸任台湾县知县后,看到人民苦于“水丁”,心急火燎,奋笔疾书,向朝廷写了《条陈台湾县事宜》。陈瑸认为,凭“丁票”区分善恶讹谬殊甚。“假如其人守分营生,因不输丁票遂疑为匪:则彼作奸犯科,何难纳一丁票,使人皆信其为良民乎?是输丁借名稽查匪类,实为匪类护身之宝符也。”同时,陈瑸义正词严谴责那些贪官,“百姓卖儿贴妻之钱,必不可要,况此等穷民并无儿妇可以卖贴,乃筋疲脑裂之汗血苦积者。”陈瑸任满后被调离台湾县。《广东通志》有载:“初,授福建古田县知县,有能声,调台湾,禁革‘水丁’旧例,渡海,贫民感之。”

  八年后,陈瑸已被提为四川省提督学政。此时,福建巡抚张伯行以“为四川学政得人易,为台湾得人难”为理由,向朝廷特意保荐,要求提陈瑸为台湾厦门兵备道。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六月十九日,陈瑸举旨调兵福建按察司佥事,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兼理学政。陈瑸在台湾任知县四年,对台湾县的经济、政治、教育以及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无不了如指掌,但他并不满足于他过去所知道的一切,争取得到第一手材料,而且当他发现地方官胡作非为的弊端时,只要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就立即加以限制或者革除。台湾岛,除了额征外还有名目繁琐的年科派,就台湾县而言,“水丁”被革除了,现在和其他两县(凤山县、诸罗县)一样,每年都要以修谷仓为名,向人民索取钱粮。可是,年年建仓而不见新仓,岁岁修仓而不见好仓。陈瑸谴责那些官吏说:“海外(指台湾)皆新集之民,生业艰难。为有司者,多方抚恤,犹恐失所,何况加之科派?”至于谷仓要不要建,建多建少,他说:“查三县,每岁皆有支放各营兵米粟空仓,应将今岁腾出空仓贮来岁新收之粟。纵有不敷,亦当节省捐盖,岂可于输纳正供外多此一番科派以朘民膏?”

  陈瑸这次重回台湾任职,对番民(少数民族,主要是高山族)的情况尤其重视。当时,由于番民文化落后,台湾各级衙门官吏几乎都是汉人。炎黄子孙,本应兄弟手足,相亲相爱,可是,当时的一些官吏根本不把番民当做人来看待。番民除了和汉人一样输纳正供外,“每年还有花红陋规,以社之大小分多寡……县官索之通事,通事索之土番,日剥月削,以致举家老少衣不蔽体,食不充腹,而又派买芝麻、鹿脯、鹿皮,搬运竹木,层层搜括,剥肤吸髓,甚为土番苦累”。更有甚者,是番民负有繁重的差役。台湾岛以台湾县为中心分为南北两路,北路自府治至淡水社止,计程二千余里,往来俱用牛车,牛车又要出自番社。这样,南来北往的公文信件皆由番民接递。如有公差来往,番民就更加受苦了。“若遇公差,深溪大泽,使番民先下试水:长坡旷野,使番民终日引路……强拉牛车,迫勒抬轿,奴仆差役,鞭棰加之。”陈瑸目睹番民痛苦若此,痛心疾首,当即向朝廷写了奏疏,开宗明义提出:“番民即吾民也。”“彼独非天朝之赤子乎?何为轻贱至此极也?”提出“除滥派以安番民,给脚价以苏番困。”定“凡往来需要牛车,每名给饭钱五十文,毋许迫勒抬轿”等。从此,官吏在土番中为所欲为的行为才有所收敛,番民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的提高。

  革除官庄,整饬吏治

  所谓官庄,就是供文武官员养廉的庄田,台湾的官庄产生于康熙年间。“初,施琅克台之后,以台地肥沃,土旷人稀,奏设官庄,召民开垦,按其收入,以助经费。”文武官员以廉价招收劳动力为他们开垦荒地,然后把开垦出来的田园租给佃户经营。然而,经营官庄的佃户就得负起双重税收,一是租地(国课),二是官租。起先,官庄的数目和范围都有所限制,但到了后来,官庄的数目日增,范围日广,大官高宦跨陌连阡,上层人物占尽肥美,“奸猾之徒,夤缘武弁,籍名官庄,侵占番地,以牟私利,番黎怨恨,莫可谁何”。文武官员不仅是靠官庄衣租食税,更严重而危害更大的是大量囤积粮食,待到青黄不接之时或者荒年暴月,高价出售,对贫苦人民层层剥削。同时,官庄里的管事,甲头之类危害也不浅。有了官庄的文武官员,有的是坐镇指挥,但更多的是在地方物色有一定管理能力又有一定势力的人来代他经管,他自己当幕后指挥。这些被文武官员选中的叫管事或甲头。在乡里本属凶狠,可以以势欺人,现在得到官员的青睐重用,当上了管事、甲头,他们更可以狐假虎威,恣意蚕食,武断乡曲,欺压百姓了。总之,设置官庄其利在官其弊在民。康熙四十九年,陈瑸赴台,下车伊始,即向朝廷写了《台湾道革除官庄详稿》。在此,陈瑸痛陈其厉害“长此不已,名官凭籍富户,纷纷置产买业,又有奸民富户争思投献依倚,将来台地只有官庄而无民户”,提出要坚决革除官庄,使国民两利。按旧例,台厦兵备道有两所官庄,陈瑸上任时也不例外,一所坐落在凤山县仁寿里,管事叫陈毛,另一所在诸罗县安定里,管事叫张惜。为了革除官庄之弊,陈瑸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把两所官庄之款项统统交付台湾府库。《台湾通史》载:“官庄岁入三万两,悉以归公,秋毫不染,其廉价如此。”陈瑸第一个以官庄银归公,其他文武官员有的虽然内心反对,但他们也不敢对陈瑸怎么样。从此,台湾官庄开始革除,到雍正元年,官庄名色才又死灰复燃。

  陈瑸为官爱民如赤子,同时也特别注意官吏作风,讲究办事效率。早在任古田知县时就以廉能著称,古田人民尊其为“万家活佛”。任台厦兵备道后,对自己、对下属都要求得非常严格,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吏畏民怀”。康熙年间,台湾还属福建省,设府一县三,府曰台湾,附郭亦曰台湾,其南有凤山县,其北有诸罗县。设台厦兵备道,驻府治。这样,台湾县城就成为当时台湾岛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凤山、诸罗两县,因设县之初,县署草创,城池未具,所以,县官暂时寄寓府治。但后来日过一日,年过一年,县署已由新变旧,可是县官还是身居府治,饱食终日,不管政事民情。其间有的督宪也曾三申五令那两个县的县官各归本署,但这些官吏只是口头答应或者干脆当成耳边风,按兵不动。长期以来,这两个县署空设,“致番民之户婚田土无可控诉,万不得已经跋涉数百里、数千里而来(台湾县城),至守候审理,动逾数月,其为失业良可浩叹。”为什么这些官员不肯回衙办事?陈瑸一针见血地说:“无非以府治稍近,纷华饮食宴会有资,遂置民瘼于度外!”他主张立即饬取归署日期,如果仍有偷安寄寓,逾期不回本署的,即以擅离职守罪参处。命令乍颁,两县的官吏无不为之震动。他们心里想,新来的兵备道不好惹,九年前,不也是这个七品芝麻官放走三百犯人吗?看来,我们如果逾期不归署是不会得便宜的。于是,这两个县的官吏不得不在规定日期里,收拾行李,怏怏而去。从此以后,那两个县的官吏再也没有谁敢擅离县署寄寓府治了。连横曰:“康熙中,陈瑸任台湾道,吏治为海疆第一,其后寂寂无闻。”陈瑸重视吏治,对失职者坚决弹罢,对秉公办事,勤政爱民的就予奖励。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已上任福建巡抚一年的陈瑸,就以不用重戥,不加火耗,无挪移亏空等疏荐福建省的田广运、陈璘、汪绅文、李丕煜、林甲、范廷谔、靳树畹、郭廷彩、张文炜、曹建标、严德泳、寿运焻等十二名知县给朝廷破格奖励。

  励民垦荒,以振经济

  台湾,既是祖国东南沿海诸省的藩篱,又是盛产大米、甘蔗和其他农作物的膏腴之地。尤其是台湾北路诸罗山一带,延袤千里,田地肥美,水源充足,那里有土番三十六社错居,他们只懂得打猎而不谙稼穑,宁愿用捕捉来的鹿肉去换米充饥、交税也不去开荒种田。台湾的统治阶级除了三天两头向老百姓勒索钱财,押老百姓坐班房外,谁也不管百姓生产不生产,加上生产力极端落后,长期造成土地荒芜,人民挨饿受苦。劳动人民耕种有限,而苛捐杂税不已,很多人家被逼得卖儿鬻女,别井离乡,同时,也常常出现官逼民反。陈瑸任台厦兵备道时“适台湾民变”。台湾人民知道陈瑸赴台上任,“皆投戈帖服”。陈瑸上任后,针对台湾当时“人不能尽其力,地不能尽其利”的现实,立即全面动员人民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在荒地多、居民少的情况下,陈瑸在保证台湾居民有地可垦的基础上,主张“宽偷渡之禁以来之于先,严保甲之编以防之于后”。允许台湾彼岸的漳州、泉州的人民过海垦荒,并使之耕食凿饮,安居乐业。一时间,台湾人民卖刀买牛,开荒造田,蔚成风气,漳、泉两府人民纷纷带妻携子,渡海安居。民无失业,地无遗利。

  开荒生产,谈何容易,尤其是在台湾,在那时能进行大规模的大开荒生产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开荒首先得有农具,但清朝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台湾人民造反而严格控制铁器运入台湾。台湾人民要买铁制农具必须横渡台湾海峡到厦门、福州一带购买,来回最快也得半个月时间,且中途关卡重重,税收繁重,致使“台地农具铁器之价数倍内地”。比如要买一只煮糖用的锅需银三四两,其他日用铁器价格也相当昂贵,这就严重束缚了台湾人民的手脚。对此,陈瑸上书朝廷,提出“弛铁禁以利农用”“凡台民过厦门带锅釜及一切需用农家铁器,毋得籍端需索”,听从民便,使民用有资。这就改进台湾人民的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物质收入。同时,为了鼓励人民垦荒,陈瑸积极支持核减社饷,裁减赋税,这不仅促进了汉人的生产积极性,也改变了台湾少数民族和汉人的关系。康熙五十三年,就有“南路山猪毛等十社,北路岸里等五社,凡四千七百五十三人,请内附。”使番汉人民胼手月氐足开发台湾。

  陈瑸认为“台湾土产颇饶,尤天下商旅奔凑之会”,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贸易市场,应广开贸易门路。他又积极主张向澎湖岛通商贩粟。澎湖岛由于土地贫瘠,只能种植少量高粱而不能种植稻粟。虽属弹丸之地,但岛上驻有清兵三营和人丁六百,家家户户都以采海捕猎为生。既然地不产粮,那么澎湖军民就惟往来贩粟之商船是赖。但是商船从厦门到澎湖的时间约等于从台湾到澎湖时间的两倍。远隔重洋,海上风涛不测,一旦有台风之误,运粟船不能驶至,澎湖军民就得饿肚。然而,和澎湖一衣带水的台湾岛却盛产粮食,与其把台湾粮食运回厦门后,再从厦门运去澎湖,何不如从台湾直接运去澎湖省力省时呢?陈瑸提出与澎湖通商贩粟以济军民的主张,并上疏准许每岁拨出台仓陈粟五六千石由商船运到澎湖贩粜,同时,允许台湾人民私人贸易。陈瑸任台厦兵备道后,由于台湾人民开荒造田,五谷丰登,运往澎湖的粮食更加多了。这样既保障了澎湖军民的粮食供应,又避免了在台湾谷贱伤农的后果,保护了人民开荒生产的积极性。

  鼎新学宫,以兴教化

  教育,陈瑸把其当作治国之根本。他认为,社会风气和教育有直接的联系,民风系乎士习,士习端民风亦渐以厚矣!然而,每个人必须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办事。陈瑸筮仕之前就有“不学方知愧,无才信是贫。文章宁小技,报国最为真”的诗句。至于他个人对知识的追求,那就更是如饥如渴了。他小时候,母亲借得邻居一斗谷子晒在院子里,去采海前交代他管好谷子。可是他读书入了迷,时天下雨把谷子冲走了都不知道,母亲回来问起谷子,他才如梦初醒。这件事至今海康人民仍用其以激励后代读书。正因为他学习刻苦,博览群书,才能在康熙三十二、三十三年连捷举人、进士。陈瑸做官后,对教育更加重视,三理台政都以兴教化为己任,积极创办学堂,广招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在台湾县任知县时,陈瑸在《条陈台湾事宜》中,第一条就提出“文庙之宜改建,以重根本也。”尽管因改建费资太多而未能立即破旧立新,但为了迅速办学而在文庙之侧筹建课室。“四十二年,知县陈瑸增建明伦堂于殿右。”事隔五年,时过境迁了。陈瑸再次回台执政,首先过问的是文庙是否改建了。第二年,他在旧文庙的基础上扩建名宦、乡贤两祠。接着,于康熙五十四年改建文庙,广招诸生入学读书。建立台湾文庙,接受教育的只能是居住在府治、县署的子弟,而且多是那些文武官员和乡绅富户之子弟。为了让平民百姓的孩子也能接受教育,陈瑸号召“在各坊里兴办社学”“立社学以教番童”。对番童的教育,历来的统治阶级是不重视的。荷兰侵占台湾后,为了使番民服服帖帖地当他们的奴隶而对番民实行过奴化教育。明朝,曾在各社设过小学,但教的仍是荷语、荷文。清朝康熙年间,知府蒋毓英、巡道周昌曾积极办学教育,但他们对番民的教育还是重视不够。陈瑸认为,不论是汉民还是番民只要接受教育,刻苦学习,都有可能成为有用之材。他说:“天下岂有不学自成之材,又岂有学而必不可成之材哉!”他主张在少数民族地区每社都要立一学宫“为捐项置书籍延社师以为之教”,使八岁以上的番童都能入学读书。同时,陈瑸要求台湾也要与大陆一样,学生每个季度要考试一次,给成绩好的以奖励,并给各级官员规定,在番民中如有比较通晓文艺的就要破格奖进,以示鼓励。他满有信心地说:“稽古来名贤,出番族往往不乏,今为之长养成,将不择地而生才。”

  要搞好教育、要举办学校固然重要,但必须选好教师、做好招生等工作。例如要解决有实际困难的学生的部分学费,学生毕业后,上省上京考试的路费也得有所补贴等。要解决好这一系列问题必须有一笔固定资金。然而,这笔资金从何而来呢?陈瑸主张置学田为膏火。即在各社召捐或派捐,然后把捐来的钱粮购买农田归学校所有,学校再把田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这样,学校“除输纳正供课粟外,将醵年所得花利供给诸生月课及寒士油灯。再有余积,诸生赴省科举,资斧缺少者。”为了防止贪污,保证专款专用,陈瑸还规定每校选出忠诚老实的人悉心管理,来往账目,造册登记,以供查考。

  学校是文化教育的主要阵地。陈瑸三赴台湾都极其重视办学教育。《台湾通史》记载,“建万寿宫,并修文庙明伦堂、朱子祠,设下十六斋以教诸生。”但是,为了在台湾广兴教育,陈瑸并不局限于有围墙的学校教育,而是充分发挥没有围墙的学校——社会教育的作用。他认为,自己是知县,是道台,是巡抚,不仅要为民父母,更重要的是为民师表,以自己的言行感化人民。于是,他在任知县和道台期间,“公务之暇,时引诸生考课,与谈立品敦行。夜自巡行,询父老疾若,闻织读声,则叩门入见,重予奖赏;或有欢饮高歌者,必严戒之。”同时,陈瑸在用人上坚持唯贤是用,“凡所甄拔,蔚然有采”,以此促进教育,使人知务学。陈瑸治台期间,台湾文教日兴,文风丕振,鸣琴而治。“调台湾,台湾初逮版图,民驵悍不驯,瑸兴学广教,在县五年,民知礼让。”

  陈瑸为官二十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在台湾度过。他把台湾人民当作自己亲生儿子而对待,台湾人民也把他当作父母而恭敬。当陈瑸任台厦兵备道,第二次来台执政时,台湾士民闻讯,欢呼雀跃,笑逐颜开,敲锣打鼓,争先恐后到码头迎接。当陈瑸被擢为福建巡抚,三亲台政时,“闽人(当时台湾隶属福建)闻之而踊跃”“颂声溢于道路”。此时,陈瑸官拜巡抚,治理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况且抚署又设在福州,所以,到台湾去的机会毕竟不多了。但是,台湾人民总是念念不忘陈瑸的恩德,常常寄意彼岸,愿陈瑸健康长寿,而且在陈瑸还健在的时候,台湾人民就“塑像文昌阁,诞日张灯鼓乐以祝”。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陈瑸病卒于任。噩耗传来,台湾人民如丧考妣,捶胸顿足,悲痛欲绝。台湾府举人王锡祺、杨亚捷、杨朝宗、陈飞,岁贡生陈逸、马廷对、陈文达、金继美等联名呈请详入祀名宦。当时台湾县知县俞兆岳,凤山县知县李丕煜、署诸罗县知县事台湾县县丞冯迪等赞陈瑸“两任善政,满袖清风。初宰台阳,鸣琴比单公之迹;旋擢学宪,相士空伯乐之群。视民如伤,溥惠(漠)爱于穷詹;诲人不倦,遍乐育于胶庠。既减税而蠲丁,亦惩奸以剔弊,风行草偃,吏畏民依……”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怀念陈瑸功德,台湾人民捐钱塑了两尊陈瑸像,一尊留在台湾的“名宦祠”,另一尊用船送回陈瑸出生地雷州市“清端公祠”。塑像时,台湾人民竟自动献出自己的胡须,这确是千古奇闻。“百姓环集数公(陈瑸)须若干茎,其黑白长短皆百姓如式自摄其须交塑匠,共成之。”非其德甚,孰能如斯!

  作者:邓碧泉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