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山遗风薪火传

2019-01-02 来源:

韩晗

  2018年4月27日,经中印双方商定,印度总理莫迪将访华并在武汉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举行非正式会晤。对于关心中印关系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作为山水相依的友好邻邦与世界上第一大与第二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关系在最近一百年里可谓走过了各种艰辛曲折,但在合作、友好、共赢中持续健康地发展将是总方向与大趋势。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这毕竟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基础,更是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拓展亚洲区域间合作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这点不能改变,也不容改变。
  就我个人而言,之于中印关系问题有着更为特殊的感触。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我供职的深圳大学图书馆六楼,有一个面积不大但影响不小“谭云山纪念馆”。但凡近些年在深圳大学读书或教书的人,对于这座纪念馆都不陌生。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谭云山这个名字,确实不能说耳熟,甚至完全从未听说过。
  记得好几年之前,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就中印关系偶然间提到了谭云山先生的名字,没想到会议主持人在评价我的发言时,径直将“谭云山”改成了“谭平山”。我立即打断这位主持人的评议,告知他中印友好使者谭云山不是国民党元老谭平山。主持人蓦然一愣:“他们俩是兄弟?”
  谭平山是广东人,谭云山是湖南人,莫说不是一家人,他们俩甚至可能同宗而不同支。但是这位常被误认为是“谭平山弟弟”的谭云山先生,却是一位在成就上丝毫不逊色于谭平山先生的国际主义者。

 

  谭云山不但是湖南人,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湖南一师”的学生。
  1915年,谭云山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同学当中有革命烈士蔡和森、“中共监察之父”何叔衡、著名民主人士周世钊、著名教育家萧子升,还有伟人毛泽东。作为毛泽东的同学之一,读书时的谭云山参与了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的有关工作,与毛泽东结为挚友。
  如果谭云山照此发展下去,他断然不会处于今日“无名”的状态,而是一定会和蔡和森等人一样,成为与知名革命家们名气不相上下的党史名人。但是就在波谲云诡的1924年,时年26岁的谭云山做出了一个当时很多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下南洋。而且目的只有一个:到新加坡教中文。
  这个举动现在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南洋,即今日的东南亚,也是世界上海外华人最多的地区之一。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一批华人被迫背井离乡,成为定居南洋的华侨。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南洋华侨们的爱国之情始终如一。孙中山先生数次发动革命,都是在南洋筹款,可以说,南洋华侨对于中国革命有着重要的意义。谭云山选择南洋,当然很大程度与这个因素有关,也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有关,谭云山不愿意卷入到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当中,他选择了去国离家,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主义者。
  就在南洋任教、主办华文刊物时,谭云山结识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这个偶然的结交,改变了谭云山的一生。
  1928年,谭云山应泰戈尔之邀,从南洋来到印度,担任“印度国际大学”的中文教师,成为印度中文教学第一人。
  如果我们把时间退回到谭云山下南洋的1924年,那一年,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并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徐志摩等中国文化界名流会面。在那次会面上,泰戈尔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为大胆的观点:延聘中国教授前来印度讲授中文。
  尽管泰戈尔访华被当时的中国文化界视作一件大事,但当时中国战乱频仍,知识分子尚沉浸在“科学救国”的思想当中,或纷纷开始选择自己的政治阵营,以作未来打算,而并无太大兴趣关注千里之外的印度。但泰戈尔对这一理想一直念兹在兹,直至四年后的1928年,当谭云山和他相遇之后,泰戈尔终于发现:谭云山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
  这一次印度之行,决定了谭云山一辈子的道路选择,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回国定居过。

 

  曾经与一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授闲聊,忽然他问我一个问题:“现代对外汉语教学先驱是谁?”
  我个人认为,如果严格来说,先驱一词并不好定义,像为缅甸华侨录制华语唱片的赵元任先生、在伦敦大学教书的老舍先生等等,都应算是先驱。但我想,如果把谭云山先生列为先驱之一,那么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毕竟谭先生不但是印度国际大学首位华人汉语教席,而且还在中国成立“中印学会”——该学会由蔡元培先生任会长,谭云山先生任秘书,不久之后,谭先生又在印度筹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是为印度最早的中文学习机构,更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一所汉语教学的学院。这些贡献摆在面前,即使他不是唯一的先驱,起码也应是非常重要的先驱之一。
  “中国学院”的创办与泰戈尔先生的努力分不开,但事无巨细的操办,却是谭云山先生一人倾力完成的结果。当时的印度与中国,都属于非常落后的国家,但是又是世界上唯一一对彼此相依的文明古国。在印度兴办中国学院,这既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对于中印关系,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揭开印度乃至整个南亚地区“对外汉语教学”的序幕。
  与现在的“孔子学院”相比,谭云山先生创办的“中国学院”可以说难度要大很多。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又处于内战当中,首先就是筹措经费的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学院”的创立经费,几乎全部是谭先生“化缘”而来,这当中既有中国文化界、政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也有海外华人的赞助,甚至还有一些热衷于中印文化交流人士们的帮扶。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特意为“中国学院”题写院名,以示支持。
  “中国学院”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国际中国研究界有着标杆性意义,该院成立之日,也是中国陷入抗战硝烟战火中之时。谭云山先生不辱使命,将泰戈尔给蒋介石的信带到中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说,谭云山已经大大地超越了作为一名学者、汉语教师的职责。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谭云山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印度“白求恩”柯棣华大夫之间,也有着非常真挚的友谊。
  1938年,印度派出“五人医疗队”援助中国抗日战争这一正义事业。来华前,谭云山先生与这五位大夫进行了会面,并为他们分别取了最后一个字为“华”的中文名字,当中就有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柯棣华大夫。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另一位白求恩大夫一样,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永远地长眠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在抗战十四年间,谭云山先生一方面筚路蓝缕地开拓印度的中文教学事业,另一方面,更是无私、积极地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可谓是以知识报国的楷模。譬如他曾多次劝说尼赫鲁、甘地等印度政界要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在1942年以民间学者的身份,促成了蒋介石访问印度以及与尼赫鲁的会谈,这一会谈大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后方事业。而且甘地曾明确就支持中国抗日问题表态:同意同盟国利用印度作为抵抗日军进攻的军事基地。
  抗战胜利之后,谭云山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这在知识分子当中,自是非常罕见的,当时国内许多知识分子都未能获此殊荣,仅就此而言,谭云山先生的历史地位,决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