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人眼里的陈寅恪

2018-10-31 来源:

刘克敌

  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当时人们称国学院的教授为“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在1925年被清华聘任之时,其实还在德国留学。他留学欧美多年,既没有获得什么博士硕士学位,也没有发表什么有重大影响的论著——至今我们看到的陈寅恪最早发表之具有学术意义的论文,不过是1923年刊登在《学衡》上的《与妹书》(节选),寥寥数百字而已。而彼时其他三位导师的学术声望及成就,却都远超陈寅恪。其中梁启超自不必说,仅凭他和康有为的师生关系以及戊戌变法的重要策划与参与者身份,就足以获得中国知识界的认可和尊重,至于其学术成就虽然也很出色,却只是锦上添花,因为人们对他的认可已不需要他再做什么。王国维虽然算是梁启超的后辈,也没有梁启超的显赫政治功绩,但确是凭借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成就,赢得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赞誉——《人间词话》、《宋元戏剧考》、《流沙坠简》等皇皇巨著,随便哪一部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奠基之作,都可以保证王国维跻身于20世纪中国学术界第一流学者之列。至于赵元任,虽然年龄比陈寅恪还小两岁,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学霸”,不仅自小学习成就优异,学术兴趣广泛,而且当陈寅恪1918底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他已经获得哈佛的博士学位,并经常获得奖学金,在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算是知名人士。次年即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后又回清华大学任教——这样至少在学历和资历上大大优于陈寅恪。事实上后来陈寅恪到清华后,由于名气不大和治学领域及研究方向过于专门冷僻,愿意接受其指导的学生很少。同时他的成果当时也没有大量问世,自然不易引起人们关注。因此陈寅恪就任清华之后两年间,较之其他几位导师一直算是默默无闻。直到1927年王国维自杀以及之后梁启超患病去世,陈寅恪才被推倒前台位置,成为国学院的中坚人物。
  那么当初陈寅恪为何还能被清华聘任呢?这自然和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吴宓坚持不懈的大力推荐有关,因彼时吴宓正负责清华国学院的筹备工作。至于在学术界一直流传甚广的所谓梁启超向清华校方推荐陈寅恪的说法,有人考证只是一个传说。姑且把这个传说录在下面:
  (民国)十五年春,梁先生(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先生。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他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生气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到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这是陈哲三的《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其中一段,原文载入《谈陈寅恪》一书,最早由台湾地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至于具体的文字表述,还有一些版本,但意思都大同小异。显而易见,原作者陈哲三也是作为逸闻趣事记录下来,并未肯定这就是事实,只是后来大家转相引述,慢慢就信以为真了。其实真正对推荐陈寅恪起到关键作用的,应该是吴宓。吴宓早在陈寅恪1919年赴美留学时就与陈寅恪结识,而且很快就认定陈寅恪是最博学之人,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希望,从此与陈保持了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关系,这从吴宓日记中可以找到很多记录。不过,尽管吴宓的推荐确实给力,也还是需要陈寅恪有被推荐的资本。既然没有显赫的学术成就和资历,那么陈寅恪能够被推荐的唯一理由就是“口碑”,即当时中国留学生界和国内学术界对他近乎一致的口头赞誉。
  先看吴宓对推荐陈寅恪一事的回忆。据卞僧慧先生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当时清华国学院已经聘定梁、王、赵三位教授,吴宓又向校方推荐陈寅恪。当时任教务长的张彭春认为陈寅恪留学多年,学问也好,但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不同意聘请。吴宓则极力为陈寅恪辩护,其中就提到陈寅恪在《学衡》发表的那一篇《与妹书》。吴宓说虽然该文仅数百字,却“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学校为已聘定三教授,为院荐贤,职责所在,安能荐一人而尚不得。”但无论怎样推荐,事情还是暂时搁置下来。但吴宓并不甘心,就趁一次宴会机会,直接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甚至不惜以他个人的去留相争,曹云祥才同意聘任。吴宓当即用铅笔拟一电报,让曹云祥签字后发出。不料陈寅恪收到电报后,并未同意立刻就职,说还要在国外继续研究两年,并提出让清华采购必要的图书资料。吴宓怕此事夜长梦多,对陈寅恪多少有些埋怨,在其日记中有“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的文字。不过吴宓还是说服校方同意陈寅恪可以不马上应聘的要求,给他预支两千元的薪金,而且还让校方给陈寅恪汇去购书款两千元,可见吴宓对陈寅恪到清华之事,确实是竭尽全力。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认为陈寅恪值得如此,当得起国学院“四大导师”的名头。如今看来,吴宓称得上是陈寅恪的伯乐,仅凭他大力推荐陈寅恪入清华国学院一点,就已经成就斐然。
  自然,在当时和吴宓一样认为陈寅恪很有学问者大有其人。先看同为四大导师的赵元任及夫人杨步伟的回忆,在他们所写的《忆寅恪》一文中,对还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这样评价:“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同样的话在杨步伟写的《杂记赵家》中也出现过,只是在“一对石狮子”后加了“是最干净的”几个字,褒赞之意更加明确。
  如果说这“石狮子”的说法只是对他们二人道德品质的称赞,则说他们是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就是对其学习方面的称赞。著名学者毛子水在《记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就说:“那年夏天傅孟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此处由于是傅斯年本人所说,故另一人变成了俞大维。类似的说法在其他人的回忆中也出现过,只是这“两人”是陈寅恪和傅斯年、还是陈寅恪和俞大维的差异而已。
  要说这俞大维,和陈寅恪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他生于1897年,浙江绍兴人。他192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进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虽为哲学博士,却精通军事,还是弹道学专家,也因此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参事、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等。1949年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1993年7月8日在台北去世,享年97岁。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为曾国藩孙女,其大伯俞明震为晚清著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鲁迅赴日留学就是他带着去的,同船者就有陈寅恪和他大哥陈衡恪,所以鲁迅和陈衡恪是留日同学,后来又都在教育部任职,关系极为密切,鲁迅日记中就有很多两人交往的记录。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妻子,其姑丈就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所以陈寅恪是其表哥,另一表哥那就是陈衡恪。陈衡恪是民国时著名画家,彼时连齐白石都不如他名气大,而齐白石也正是在陈衡恪大力推荐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而俞大维表姐曾宪植的丈夫是叶剑英,俞大维还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其子俞扬和娶蒋经国之女蒋孝章为妻。如今我们常说某人是名人之后或者什么世家子弟,其实这话不是随便说也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当得起的。
  总之,在当时留学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陈寅恪是得到近乎最高评价的人,加上此前他留学哈佛时被称为“哈佛三杰”,说陈寅恪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绝对没有问题。而那时国内学者到欧美访问者日益增多,他们即可能将听到的这些信息带回国内,无形中提高了陈寅恪的知名度。此处不妨列举两个例证。一个是后来被鲁迅视为死敌的陈源(陈西滢),他在《西滢闲话》中描述对陈寅恪的印象:“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在我柏林寓中,第一次听到陈寅恪先生的妙论。我不记得他怎样说的了。他好像是说平常人把欧亚作东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欧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与印度的比较相近些,只有中国人是顶注重物质、最讲究实际的民族。这在我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奇论,可是近几年的观察,都证实他的议论,不得不叫人惊叹他的见解的透彻了。”陈源不是一个轻易相信别人的学者,而且当时他正在德国攻读博士,对中西文化应有很多了解,却对陈寅恪的议论如此佩服。
  还有一位是李思纯,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比陈寅恪年龄小三岁,也曾在欧洲留学多年。他1922年在柏林时曾与陈寅恪交往,对后者有很深印象:“昨与陈寅恪君谈,陈君亦云‘机械物质之学,顷刻可几者也。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则精神之学,育于环境,本于遗传,斯即吾国之所谓礼乐是也。礼乐百年而后兴。’纯窃味乎其言,非欲阻国人以勿治西洋文学。但欲求吾国‘出版新诗一册’之文学家,宜审世事之艰难耳”。
  此外,在当时陈寅恪留学期间,那些欧美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对陈寅恪是否如前面提到的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传说中那样,有过很高的评价呢?应该说,至今没有找到明确资料证明有欧洲的大学者对留学欧洲期间的陈寅恪有高度评价。不过在留学哈佛期间,据《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作者陈怀宇的考证,著名梵文学者兰曼教授对陈寅恪十分欣赏,但陈寅恪只是一个不拿学位的留学生,也就不会真正得到哈佛校方的高度关注。倒是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对陈寅恪有很好的评价,只是这评价不是针对陈寅恪一个人,出处则见于1921年正月十七日至二月一日的吴宓日记:“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 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汤、楼、陈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所写之《忆寅恪》中也有一段提及哈佛大学对陈寅恪有所了解的文字:一九二四年,元任收到了张彭春信,要他回清华办研究院。那时元任在哈佛教书。…… 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国,必须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主人并暗示“找陈寅恪如何?”元任就写信到德国,因其时他在柏林。他回信好玩得很,他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是陈寅恪少有的显示其幽默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