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大师说“不”的艺术

2018-09-21 来源:

俞宁

  先世伯启功先生,字元白。天性温和而宽厚,对朋友、学生都是以鼓励、称赞为主;对于他人的一些书法索求,几乎是有求必应,甚至不但答应,还为求字者找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理由。
  我二十岁那年,启大妈过世了。先生家务不熟,常把炉子弄灭。一般我是从北屋五婶儿的炉子里夹出一块燃烧比较充分的蜂窝煤,放在先生的炉子里,然后上面压上一块生蜂窝煤,过上一阵子,炉火就颇为兴旺了。那天太早,不忍打扰五婶儿一家,我就用先生写后随手丢掉的练字纸引着木柴,再用木柴烧着蜂窝煤。这样的事我干过不止一次,烧掉的字纸如果放到现在,里面应该还能挑出珍贵的书法作品。我到现在写字仍不好看,肯定是书法之神的惩罚。
  我正蹲在院子里忙活着,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刘宗汉大哥推开大门走进来,看见我,就先不进屋,蹲下来帮我用扇子搧火,另一只手捂着腰,看似很不舒服。四十一年以后,我在北京与刘大哥重逢,他还记得我,也记得我们那次密切合作。
  他来是求先生给写一幅字,还特意说“麻烦您给落个什么什么款儿。”先生问这是给谁的呢?刘大哥说是个正骨科的中医。大哥前几天闪了腰,相当严重,一度趴在床上动弹不得。去看西医,说是很难医治。找了那位正骨的中医,推拿几次后居然好得差不多了。大哥想感谢人家,知道他仰慕先生的书法,所以有此一求。先生说:“正骨推拿的医生,常在江湖上行走,多是重义气的人,应该好好儿给人家写一幅。”说完招呼我把纸扶稳了,他一边慢慢研墨一面沉吟构思,然后挥洒而就。时至今日,我已经忘了那幅书法作品的内容和体式,却牢牢地记住了先生答应为一位陌生人写字的理由。好人,谁都能碰上几个。为您帮忙、还替您想出最佳理由的人,我们能有幸亲身遇到的,世上能有几人?
  即便是这么难得的好人,一天也不会有二十五个小时,总有力不从心,不能面面俱到的时候。况且,学者读书多了,不可能处处与他人意见相同。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确实不能苟同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因不得已而说“不”。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因见解不同而不得不提出异议的情况,启功先生的应对办法也很有意思。坊间流传较广的一个例子,是先生在杭州讲述西泠印社的传统。身旁有一位好心人,以为先生念了白字,就小声纠正说“西冷”。据说先生的回答是“你冷我不冷。”这是先生用幽默说“不”的段子。我听了半信半疑,就向怀哥求证。 怀哥说有这么回事。我就问:“虽有此事,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吧?”怀哥笑了,说:“还是你细心。当时说的是‘您冷,我不冷’”。我十四岁入先生门,先生常常用“您”字来称呼我这个毛孩子。更有甚者,先生最疼爱的小悦,那时才五岁,画了一只带翅膀的兔子。先生就问:“您画的是个什么呀?”小悦说:“飞兔。”先生大笑,说“兔子本来就跑得快,您还给它加翅膀?人家是画蛇添足,您是画兔添翼!”当然了,先生对我们俩如此称呼,有拿我们开心的意思。总之,先生用幽默来否定对方的意见时,总能不失温良恭俭让的风度。这个士大夫传统,不经意间影响了我,大概也影响了小悦。
  幽默固然是先生说“不”的首选方法,而一个西方传统里叫做“显眼缺失”(conspicuous by absence)的说“不”法,在先生那里也使用得炉火纯青。这个说“不”的方法,人们不容易注意到,值得仔细谈谈。先从先生评论李白的一首绝句谈起:
  千载诗人首谪仙,来从白帝彩云边。江河水挟泥沙下,太白遗章读莫全。
  由此诗可见先生对李白的诗歌才能和诗歌成就有褒有贬。前半称赞他的才能,与传统的“谪仙”说吻合。但是第三句突然一变:李白才思如滔滔之江河,但也难免粗糙——泥沙俱下,所以有了第四句的“遗章读莫全”。这是先生用短诗的形式,用个性化的语言来突出被评论作品的某些特点。“读莫全”是一个很模棱的说法,一种可能的解读是李白遗留下来的诗篇我没有读全;另一种可能是倒装“莫全读”,即不必全读,挑优秀作品来读就可以了。这是“反讽”的一种,即上面提到的“显眼缺失”(conspicuous by absence)。这个说法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公元55-120)首先明白地解释过的。他在《罗马编年史》卷三(Annals, Book III)里面描写了贵妇尤妮娅(Junia)的葬礼队伍中没有其丈夫与兄长的形象出现,而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的画像因缺失而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 放在中国传统里解释,可以推到更早的春秋笔法,用“正说反义”、“微言大义”这类的话来对应,容量更大,虽然不如“显眼的缺失”准确,或可差强人意。中国古典小说理论里面的“欲擒故纵法”,也很接近。如果能抛开其微贬之意不论,“此地无银三百两”倒是比较贴切的翻译: 说没有其实是有。说没读过其实是读过但不喜欢其中的某些内容。也就是说启功先生使用这种委婉的方法来表示对李白部分诗歌的不欣赏。
  先生使用“显眼缺失”法绝非仅此一例。他评论屈原楚辞的绝句也是异曲同工:
  芳兰为席玉为堂,代舞传芭酹国殇。一卷离骚吾未读,九歌微听楚人香。
  这二十八个字不可能全面评论屈原的全部作品,就只好突出被评论作品的某些特点。此诗的第一、二、四句比较清楚,我不在此评论。运用“显眼缺失”法的是第三句,其字面意思是先生没有读过屈原最主要的著作《离骚》。透过字面意思仔细一想,问题就来了:一个学问淹通的大儒,写一首诗评论楚辞,却专门抽出四分之一的篇幅来告诉读者他没读过《离骚》,这仿佛莫名其妙,也完全没有必要。读者心里大概也明白这不太可能。所以有理由理解成启功先生其实不喜欢《离骚》,于是在这里宛转地说自己不曾读过。
  为什么不喜欢呢?
  《离骚》是屈原诗歌乃至整个楚辞这种文学式样之中的代表作,是被古今广大读者都广泛称赞的文学经典。自古以来,对于屈原及其作品,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像先生这样喜欢屈原《九歌》而不喜欢其最具代表性的《离骚》,反而宛转表达不喜之意的,实在少见。先说古人。性情刚烈的司马迁喜欢性情刚烈的屈原,盛赞他的《离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紧跟在司马迁后面的班固,从“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的儒家传统出发,认为司马迁的话“斯论似过其真。”班固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而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身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而晚于班固的王逸,又反对班固的说法,支持司马迁,认为屈原是“绝世之行,俊彦之英”;其文学成就是中国史上的一面旗帜,后代文人“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刘勰综合诸家之说,一方面称赞屈原“奇文郁起”、“楚人多才”,另一方面也批评他“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 可见前人也批评过屈原,语气直接而严厉。先生的态度似乎和刘勰比较接近。至于不喜《离骚》的原因,他没对我说过。但是他平时的性情、言谈以及诗歌著作却提供了一些线索。
  线索由回忆引起。我十四五岁跟从启功先生读书之前,并非一点儿基础也没有。我的胞兄、胞姊到山西插队之后,母亲也由河南干校去了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地;那时五大爷也带着小怀哥、小荣姐去了十堰市。父亲又经常被限制在学校“交代问题”而不能回家。因为怕我没人管束而学坏,父亲进入“牛棚”之前用“急就章”式教学法,给我恶补了国际音标和查阅英文字典的方法,还指导我点了几篇《史记》。他想用大量的功课把我拴在家里不出门。后来我自己生吞活剥,“通读”了英文原版的《傲慢与偏见》——基本什么都没懂,只是查出了所有的单词;同时还懵里懵懂地点了《史记》中的“本记”、“世家”和七十个“列传”。《史记》之后又读了《汉书》里面的“传”。一年多的自学,我的英语似乎是原地踏步,远未入门;国文却有进步,能够连猜带蒙地阅读不太深奥的文言文了。跟从启功先生读书后,曾问起过他关于屈原的事情。现在想想,似乎他从来没正面回答过我。不过我清楚地记得他让我反复阅读、思索《史记 .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中有关贾谊的部分,特别是《鵩鸟赋》里面的这一段,他让我默记在心中: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摶;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冯(宁按:《汉书》此处作“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
  等我完全背熟了,他才摩挲着我的板寸头说:“你爸告诉我,当初你一听说老舍投湖,马上从旧辅仁大学宿舍步行到师大在北太平庄的新校园去看你爸,生怕他学了老舍。 你懂得担心长辈安危、能走那么远不怕累,说明你真情未泯。我告诉你:体之发肤,受之父母。绝不可自伤,更不可自戕——甭管日子看起来有多难。虽然说”化为异物不足为患“、”真人独与道息“,但这个”道“应该是生之道,而不是死之道。南朝宋时的裴骃《集解》里引孟康的话,把‘品庶冯生’解释成贪生。贪生是贬义词。而司马贞《索隐》里面把《史记》、《汉书》综合起来考虑,把‘冯生’和‘每生’都解释成‘念生’。念生就不含什么贬义了。两相比较,我赞成司马贞。所谓‘品庶’就是平民百姓。平民‘念生’,不过是想得其天年。这怎么能算得上贪心呢?念生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与贪生有天壤之别。你现在还小,一定要念生,不能出去胡闹、惹事。得让你爸回家时看见你,还是‘全须全尾儿’ 的。明白吗?” 这段往事给我的启发,是先生深谙老子的肺腑之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所以他作诗说:“老子说大患,患在吾有身。斯言哀且痛,五千奚再论。”既然我们被赋予生命这件事是人生最大悲剧,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尤其是没有勇气响应叔本华的号召而自杀时,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只有一次,既是“大患”又舍不得丢掉的“身”呢?张中行先生在《顺生论》里提出应该由“率性”而转“顺生”,即顺着求生欲望本身活下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古人语过简……所以易‘率性’为‘顺生’。”我四十多岁时也经历过美国人所说的“中年危机,”对生命本身的意义产生疑虑。读了《顺生论》,很是喜欢,还请张中行先生在扉页题了字。启功先生看我的高兴样子,叹了口气,说:“你这浮躁的毛病改掉多年了,怎么现在又冒出来了?张老伯把‘率性’解释成‘随性’,你怎么不考虑对错?‘率’者,‘率领’也,引导也。要把天生的‘性’引导上正路,那才是‘道’呢!‘道’不是随着自己的性子走。我早就让你记住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下面还有半句话,就是‘不逾矩’。率领你的本性走正路,不要妄图超越生活本身的规律,这就是‘不逾矩’。”
  我今天把这些书本知识和先生的言传身教结合起来,觉得启功先生很可能认为屈原在《离骚》里面那些刚烈过激的说法和做法都“逾”了生命本身之“矩”,所以他用“吾未读”来婉转地表示不赞成。
  先生用“显眼的缺失法”表示不同意,还有一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人在香山正白旗“发现”了所谓雪芹故居,屋内墙皮脱落,露出里面盖住的旧墙皮上满满地写着“雪芹诗词”。消息传开,连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为之动心。有些朋友拉启功先生一起去看看,但先生对此持怀疑态度,于是托病婉辞而不去。他写过一首《南乡子》叙述此事:
  一代大文豪,晚境凄凉不自聊。闻道故居犹可觅,西郊。仿佛门前剩小桥。 访古客相邀,发现诗篇壁上抄。愧我无从参议论,没瞧。‘自作新词韵最娇’。
  这首小词里面的春秋笔法用得更加明显:他一面说“没瞧,”一面紧接沿用宋代诗人姜夔的名句,说“自作新词韵最娇”,即可能是“我没去看不知真假的雪芹诗,因为更喜欢自己在家作诗。”也可以理解成“墙上写的那些所谓雪芹诗是好事之人的‘自作新词’”,诗或许不错,却是假古董。我敢于这样解释最后一句,因为当年启功先生自己虽然没去,我却因好奇而心痒难挠,决定独自骑车过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光景。到了那里以后,我对墙上的字迹不敢妄下判断,但对那堵旧墙却很有发言权,因为我那时已经在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当了三年多瓦工,专门修缮北京的破旧房屋。上下内外仔细看了两三遍,发现那堵墙,连同整座房屋,不过百年,上面怎么可能写有二百多年以前的诗?况且我们瓦匠一般要铲掉旧墙皮,然后才重新抹灰。当然,也有从简,保留旧墙皮的。但在其上抹灰,必须先在旧墙皮上用瓦刀横七竖八砍出许多道道来,以便“挂灰”。否则时间不长两层墙皮之间就会发生“离骨”而脱落。“故居”墙皮的做法,不符合土木行业的传统规范。为什么那么做?无非是保持旧墙皮上的诗词墨迹。为什么要违反工艺常规保存墨迹?难道就是为了日后及时脱落从而很方便地被“发现”?我回来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元白先生,他说:“我早就跟你说不用去吧!不过去一趟也好。踏实了。”后来建筑大师傅熹年先生来串门,我向他请教。他不答话,只是一边摇头一边抿着嘴笑。一定是笑我太傻。
  现在我回过头来梳理旧事,觉得元白先生不喜欢《离骚》可能还有这样一个原因。他天性驯良慈爱,既洒脱又乐生,不喜欢激烈的想法和做法,喜欢温顺机智的人和动物,比如兔子:
  吾爱诸动物,尤爱大耳兔。驯弱仁所钟,伶俐智所赋。
  猫鼬突然来,性命付之去。善美两全时,能御能无惧。
  对刚烈的英雄人物,先生也有自己的见解。例如苏东坡赞赏曹操是个英雄人物:“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然而,启功先生却把曹氏人性未泯、分香卖履的温情一面看得比他的英雄气概更重:“鼎分一足亦堂堂,骥老心雄未是殇。横槊任凭留壮语,善言究竟在分香。” 张中行先生在《顺生论》里阐发庄子的论点,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我觉得张先生的论述接近启功先生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故此《庄子 .  骈拇》里面的这段话能应该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不喜《离骚》的内在原因:“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也……伯夷死名于首阳山下,盗柳下跖死利于东陵之上,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 其中“大夫则以身殉家”里面的“家”是指家族,至于屈原,则是王族。《离骚》开篇第一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表明自己出身于和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那么他以身相殉的,是他们那个高贵的家族。他又是楚国的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励国士”. 用庄子之眼看屈原那一类人,人们自然会对那些为家族利益而牺牲性命的生活态度和实际做法,都持批评态度。启功先生的天性和人生态度都有接近庄子地方,所以说没读过《离骚》,婉转地表达不喜欢其中宣泄的激烈情绪。他很可能欣赏屈原的耿耿忠心,但是不赞成他自残自戕这种过于激烈的做法。这是由先生温和顺生的天性决定的。他的这种个性也决定了在不得以而说“不”的时候,总是选择委婉、间接、温和的方式。
  先生对别人说“不”,固然委婉温和,对我则直接批评,不留情面。我现在于事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儿时鲁钝,加上先生骄纵,我以和先生顶嘴为乐,故此先生也以击退我的顶嘴为乐。不仅是他,先父也是如此。尤其是老二位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以挤兑我为乐。以前我觉得二老有冤屈我的时候。现在老二位归了道山,我自己也是人过中年。想起当年的“委屈事”,反而心生悠悠的喜乐感,不禁莞尔:打是疼,骂是爱。我何尝不可以阿Q一下,说是老二位对我的偏爱呢?

  来源:《文史知识》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