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抗战:护持文脉弦歌不辍,先生风骨沾溉后昆

2020-10-12 来源:

  烽火读书声②

  民国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已成经典。
  将此语用于1940-1945年间,在抗战烽火中偏处粤北坪石、栖身山野村镇的国立中山大学,虽八十载而下,犹力透纸背。
  这里没有大楼,却幸有一批以教育与科研为天职的“坪石先生”们,凭一腔传播真知、报效国家的信念,坚守讲堂,带领着承担民族科学文化传承使命的青年学生,用读书人的方式救国救亡。
  “坪石先生”是谁?
  是《资本论》的中文译者、经济学家王亚南;是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能之父”的卢鹤绂;是音乐大家马思聪;是中国图书馆奠基人之一杜定友;是确立“珠江三角洲”地理学说的地理学家吴尚时;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丁颖;是文理皆通的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开创者黄际遇;是“岭南词宗”詹安泰;是以身殉国的建工系主任卫梓松……
  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他们岿然大家;在民族大义前,从来坚毅不拔。无论来自富有的侨乡,还是辞别优渥的异国,当他们置身坪石这片岭南土地上,就把个人的安乐轻抛度外,以身示范,护持文脉。

  (上方拼图中所示,从左至右:第一行依次为符罗飞、洪深、黄友棣,第二行依次为钟敬文、刘仑、许崇清,第三行依次为虞炳烈、马思聪、杜定友)
  随着“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挖掘逐步深入,“坪石”在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意义,逐渐变得明晰。坪石先生,是这所战时大学的精魂之所在。
  进步讲堂
  盛夏,武江之畔的坪石武阳司村又比往时更多几分热烈。自从7月1日,一场名为“真理光芒——中国传播《资本论》最早的课堂”的主题展览在村文化站开幕,整个七月,每天从早到晚来参观的各方人士都络绎不绝。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坪石)工作专班的何昆亮老师和几位同事,七月份一直“驻扎”于此,担任讲解。他告诉我们,来参观的很多韶关和坪石当地的党员、教师都第一次知道,这里曾是《资本论》的翻译者、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开拓者之一的王亚南先生,曾讲学四年的地方。

王亚南

  王亚南1940年8月来到中大任教后,就住在武阳司村,还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野马轩”。与他一同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先生,也相继南下,任教于连县的广东省文理学院。自1938年《资本论》中译本出版后,机缘巧合,粤北因他们的到来而诞生了抗战时期中国传播《资本论》的早期课堂。
  当时的中山大学法学院群英毕至,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王亚南、李达、梅龚彬、陶大镛等一批知名学者被集中聘用,说这里是进步思想的起点毫不为过。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1940 年任教于中大法学院社会学系,主讲《社会哲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等课程;1941年时担任法学院院长的黄文山早年曾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

李达

  1940年到1944年,王亚南在中大经济系的讲台上,主讲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高等经济学三门课程,用《资本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和讲述中国经济问题,深受学生欢迎。
  同事回忆,虽然生活、工作条件都极差,但每天天没亮,王亚南的“野马轩”就会亮起一盏桐油灯,他已在伏案奋笔,酷暑寒冬从不间断。

今日武阳司王亚南纪念馆

  其实,王亚南给高年级学生讲高等经济学,起初用的读本,是自己和郭大力合译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但因该书与中国实际脱节,学生反应冷淡。
  王先生于是另起炉灶,一面讲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一面分析它不适用于中国地主经济、封建社会之处,结果反响热烈,连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学生也赶来旁听。这门课程的讲稿,就成为他 1946 年出版的学术名著《中国经济原论》的基础。

武阳司李达旧居

  1944年,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访问坪石中大,在河畔旅馆的阳台上,他和王亚南秉烛夜谈,上下古今纵横驰骋,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延续近两千年等问题。临分手时,李约瑟突然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这个问题,希望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作扼要解释。
  这次被李约瑟特别写入日记的谈话,令王亚南开启又一轮的深入思考与研究。他后来撰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很大程度源于这番谈话,至今仍影响深远。
  科学启蒙
  坪石镇的塘口村,风物秀美,现还保留了不少古朴的祠堂、旧宅。即使今天,人们也很难将此地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英文授课的先生、跋山涉水进行科考勘探的大学生……等一类事物相联系。但这就是七十多年前的真实场景。
  1941年11月,设在塘口的中山大学理学院物理系迎来了一位新教授,他就是刚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即归国的核物理学新星——卢鹤绂。

 

卢鹤绂

  当年以“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信念归国的年轻科学家,今天已被尊为“中国核能之父”,是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和国际知名学者,我国11位两弹元勋中过半都是他的学生。
  而奠定卢鹤绂学术地位最为关键的早期论文《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应用》,即是1942年4月写定于塘口村,1944年发表在重庆的《科学》杂志上。该文第一次向国内全面介绍了核裂变的实验发现和理论认识及其大规模利用的可能性。
  没有电灯、住处积水、蚊蝇横飞……丝毫无损卢鹤绂在他开创性的论文勾勒出“自持式核裂变反应”的雏形,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核能事业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也让塘口这个小小的粤北村落,悄然成为中国核能理论的启蒙之地。
  卢鹤绂曾回忆:“物理系在一座供奉马援的古庙中。在这里我给四年级男女学生六人讲授了理论物理、核物理、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因为我主要用英语讲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另一方面要面对的,则是种种极端贫乏的生活条件。长子降生前,因当地没有医疗条件,夫妇俩只得辗转小舟、火车去湖南耒阳,直至卢鹤绂自己在人力车后助推……一推进医院,孩子就降生了。
  不过,卢先生后来也只是淡淡描述:“内地生活确实简陋。所幸夫人较能干,毎隔数日过河到镇上买菜,我劈柴,她烧饭做菜,我每晚在点灯草的油灯下备课。因系抗战时期,不以为苦。”

今日武阳司法学院渡口

  坪石时期的中山大学理学院还有地理系很引人注目。系主任吴尚时从法国留学后来中大任教,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以坪石为根据地,走遍粤北。他是“珠江三角洲”地理学说和“丹霞地貌”的主要确立者和奠基人。
  1941年吴尚时带领地理系师生展开密集的学术实践,短途调查每星期一二次,长途每月一次。吴夫人李慰慈曾回忆:“到了坪石,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一边进行讲课,一边带学生、助教作大量考察,湘、粤一带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有一次,竟迎面而遇见猛虎,只好躲进了庙里。”《粤北红色岩系》《丹霞南雄红岩层位之新见解》等论文就是这时期考察的结果。
  同侪良友
  1941年6月,中大文学院从较远的清洞迁回离坪石老街较近的铁岭,租借原粤汉铁路局所盖的几幢简易小楼办公。小楼中如今还存一栋,就在公路边,虽饱经沧桑,仍可从细部看到不同于当地民宅的西式细节。

中大文学院旧楼

  那时文学院有教授18人,除担任院长的历史哲学家朱谦之,还有陈安仁、詹安泰、黄际遇、吴康、李笠、岑麒祥、黄学勤等著名教授,以及新剧专家洪深这样的文化名人。
  “传奇教授”黄际遇此时以一身而兼校长室秘书、数学天文系主任,又在文学院讲授骈文、文字学课程,学识、精力之充沛,闻者称奇。这年年初,民俗学者钟敬文结束战地之行,重新回到中大文学院任职,积极参与《民俗》复刊工作,也继续他的战地文学创作。

黄际遇

  学生们回忆,后有“岭南词宗”美誉的詹安泰先生,当时住在铁岭临武水的数椽泥屋中,只有十来平方米。他的名作《词学研究》,就是在泥屋中的小书桌上,借着植物油灯日夜写就的。今天我们再读他当时的诗句“待拂竿丝向沧海,相看一笑三千年”,胸襟之高迈,又何曾因处地的逼仄而有丝毫受损!

詹安泰

  这时的中大,还活跃着数位著名文艺家。在师范学院的名册中,马思聪是不分系的教授,黄友棣是不分系的副教授。马先生在这一时期演奏活动频繁,常来往于韶关(曲江)、坪石、管埠一带,面向大众与师生演出;黄友棣先生创作的一曲《杜鹃花》更是传遍后方和前线。

马思聪与妻子王慕理

  电影《风云儿女》的导演、美术家许幸之也是这一时期师范学院的教师,他说自己与马思聪就是“1943年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所在地——管埠,粤北的一个深山野谷中不期而遇,从而结成了彼此不拘约束的良友,并在文艺思想与艺术爱好上也结下了深情厚谊”。

  来自坪石
  在坪石三星坪对望新村的武江渡口,“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为当年此地中大工学院所立的信息柱上,第四层一个空白格子如今被郑重填上:
  建工系主任卫梓松的照片,研究者们曾遍寻不获,直到不久前,终于在卫先生早年任教的北平大学工学院旧档案中找到了。

卫梓松

  纪念,不仅因为卫梓松是1942年之后坪石中大各校区校舍的设计、监造者,学子眼中的好老师,还有——1945年3月坪石被日军围攻时,卫先生因病未随学校大部队撤退,日军屡次诱降他都不就,最终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殉国。

国立中山大学校报上的卫梓松追悼文

  …… ……
  搜寻还在继续,“坪石先生”们的群像愈加丰富。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曾任中大经济系主任、法学院代院长的梅龚彬,曾兼任中大研究院教育研究所导师的林砺儒,还有李达、马思聪、洪深……这些在抗日烽烟中同饮坪石武江水的“同事”们,又一起参会,见证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梅龚彬

  在新中国第一批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科院院士名单中,有坪石中大的医学院院长、病理学家梁伯强,农学院院长丁颖,服务于“两广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陈国达、杨遵仪……他们毕生从事的事业、秉持的家国情怀,始终都映射着坪石岁月的光华。

 

丁颖

  【延伸】战时文化中心转移
  抗战时期,粤北曲江由落后的小山镇一跃而成为与昆明、成都齐名的重要文化据点和广东抗战时期文化中心。
  1938 年10月,广州、武汉陷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39 年1月,广东省国民政府北迁,曲江由山区小镇骤变为战时省会。在广州、武汉等地的文化人,颠沛流离之后,其中相当部分在曲江得以重新聚集。
  曲江成为广东战时文化的新据点,文化活动频繁,出版事业突飞猛进。先后出现了《北江日报》等9家报纸和《新华南》等7种刊物,出版机构陡然增至34 家。1941年曲江有书店43间,占全省总数的三分 之一; 印刷厂30间,超过全省总数的一半。

中大文学院旧址

  文化人纷纷走上前线,以笔当枪。钟敬文采写了《抗日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枪笔》、《牛背脊》等作品,描绘了一批抗日将领的动人形象。随着一批文艺团体和近百位戏剧工作者汇集曲江,戏剧活动得到相当的普及和提高。
  知名文艺家吴晓邦、梅耐寒、洪深、熊佛西和何培良来曲江指导,李金发、穆木天等也曾留下足迹。音乐人深入农村、前线、军营,开展各种形式的音乐活动,马思聪等音乐名家时有公开演出。黄友棣创作的歌曲《杜鹃花》、亲身经历第二次粤北会战的何芷创作的《良口烽烟曲》就产生于粤北并传扬全国,是抗战文艺的典范作品。
  这一批文化人当中,至少有梅龚彬、许杰、马思聪、胡根天、黄友棣、钟敬文、洪深、林励儒、符罗飞、唐英伟、刘仑、卓炯等多位先生,曾任教于栖身粤北的广东诸校。


  【访谈】(徐俊忠 中山大学校史馆馆长、教授)

中大提出并践行“新教育中国化”理论
教授上课一身泥,田间深山忙调查

  羊城晚报:在回顾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史时,我们发现了“新教育中国化”这个路标式口号,是由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教授提出的。这对近现代中国教育史有何意义?
  徐俊忠:“新教育”是区别于被科举制绑架的中国传统教育而提出的。“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日益陷入内忧外患,不得不有维新举措,1905年明令废止科举制度,各地更大规模地兴学堂、办大学等。但中国“新教育”不是从自身社会肌体内自然生成的,而是模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模仿过头难免就是照搬了,因而到上世纪30年代,它已显现出于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种种弊端。
  当时的中国教育忽视本国社会需要,表现之一就是大学“重文轻实”。1931年有个全国大学的学生构成统计,文科类占四分之三,实科类占只占四分之一。
  当时“国际联盟”来中国进行教育考察的报告也特别指出这一严重弊病:“若自然科学与工科萎缩过度,法科、文科、政治科学发展过度,则不论由学生个人或国家全体之观点而论,皆为极不幸之现象”。此外,这个报告还提出大学教师脱离实际,眛于国情的问题。

庄泽宣

  正是在这种需要路标指引的历史时刻,全国首个教育研究机构——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所长庄泽宣先生,从1926年开始就反复提出“新教育中国化”理论,1929年他出版了专著《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
  庄先生认为:“我们以往的错误,便是把实业已经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搬到中国来,所以只是造成了若干的高等游民,于国家社会毫无补益。”他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有一个基本要义:中国的教育必须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真正中国化的教育,需要借鉴各国经验,但归终则要依靠中国人立足本国实际的探索与创造。
  羊城晚报:那么“新教育中国化”的理论对于中大后来的办学,特别是抗战坪石时期中大师生的科研和教学有什么影响?
  徐俊忠:中山大学不仅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这样一个路标性理论,而且它的办学实践也非常真诚地践行这一理论的逻辑:努力推行“新教育”,努力把它与中国实际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中大办农学,是搞“在地化”的,搞水稻育种,搞土壤普查,搞蚕桑,搞茶叶、搞生物防治等等的,为此,教授常常是一身泥巴一身汗的。
  就算文科,学术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面对古人旧书,而是强调田野作业,边疆调查、少数民族调查,收集民间文学素材,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这种重视研究活生生的社会,从社会经验现象的归纳中得出新知,就是新教育的重要特征。
  《中国教育之改进》
  即使在逃避战乱的迁徙颠簸中,中大坚持这种教育方式依然是自觉的。不论是到澄江,还是到韶关,一经安定,各种科考、普查工作,以及各种结合在地情况的研究工作就很快开展起来。因此,做了大量服务在地民生事业的事情,产生一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果。
  例如医学院的梁伯强教授完成《日本住血吸虫在粤北之传播》,黎希干教授的《粤北瑶山卫生考察报告》;农学院为解决广东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几乎负责起全省推广优良稻种的全部研究以及选种、育成繁殖等工作;
  地理系绘制《广东省政治经济图》,还有《乐昌盆地地理纲要》《浈武二河之水文》《曲江之潦水与预防》等……至于各种农事培训,公共卫生知识推广,开办民众学校,传播文化知识等等的活动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新教育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不能搞学术教条主义,也不能把教育变成脱离实际的清谈馆。教育必须面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在服务社会发展与人们生活中,形成和创造新的知识。知识应该与社会实践在交互作用中实现双向互构。

 

  (资料图片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来源: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羊城晚报联合主办《岭南文史》专栏刊发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