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湾往事韵传后世 广东音乐声播九州

2019-07-05 来源:

  艺苑百年·下集
  以小提琴技巧“改造”二胡、首创“广东吉他”、曲目传唱大江南北……

  2018年7月,舞剧《沙湾往事》在广州迎来第100场演出。在走过中国北京、深圳、杭州、香港及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地,斩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等诸多奖项后,这台舞剧再次回到它扬帆起航的地方。
  《沙湾往事》演绎了上世纪30年代的广东音乐人精益求精、薪火相传的故事。它也重新唤起了大众对广东音乐众多经典作品历史底色的好奇。
  “一般人容易有个误区,以为广东音乐是泛指广东的音乐总称,其实这是一个特指的专有名词。”中国著名胡琴演奏家余其伟特别指出,按目前学术上的定义,“广东音乐”只是广东岭南音乐的一部分,即流传于广府民乐系中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乐种。
  数年来,余其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广东音乐“修史”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要充分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广东音乐才能更有底气,更有宽阔的胸襟去继承传统,走向未来”。
  何氏三杰
  时隔15年,番禺区文化馆原馆长梁谋还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入何少霞故居看到尘封数十年音乐文稿时的兴奋,“我们此前对广东音乐的研究,最头疼的就是缺乏足够的史料。何少霞遗物的发现,对研究广东音乐的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1979年开始研究“沙湾与广东音乐”的梁谋对此有足够的发言权。数十年间,他和阮立威等人走访了五十多位长者,整理了大量有关广东音乐的资料。1981年,他们更是首次提出广东音乐“何氏三杰”(即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的说法,在学界引发强烈震动。

工尺简谱对照表。李妹妍 摄


  在何少霞的遗物中,广东音乐工尺谱手稿的发现让梁谋眼前一亮。这是民间传统音乐记谱法之一,用合、士、乙、上、尺、工、反、六、五等字样作为音高符号,相当于sol、la、si、do、re、mi、fa、sol、la,“太珍贵了,堪称当今世界广东音乐史上绝无仅有的资料”。
  此后,研究者们还在此发掘出了《赛龙夺锦》的手书工尺谱。该曲引子部分先由唢呐演奏出雄赳赳的旋律,主体部分则以弹拨及拉弦跳动的音调,配合铿锵的锣鼓节奏,将沙湾地区流行的龙舟鼓点融入乐曲节奏,充满浓郁的水乡生活气息。
  这个创作在广东音乐史上别具意义。有学者认为,早期的广东音乐还带有集体创作的特点,正是从何柳堂开始,进入了以个人创作为主的乐曲创作活动。
  梁谋考证认为,遗物中发现的《赛龙夺锦》已是该曲的第四稿,“何柳堂的祖父何博众曾创作过一首曲子叫《龙舟竞渡》,当时并没有写成书面的曲谱,何柳堂把它写了下来,首先把曲名改成了《赛龙夺锦》,之后与何与年、何少霞、陈鉴等反复研究,四易其稿,才有如今听到的经典之作”。

余其伟广东音乐《步步高》手稿 李妹妍摄

  外为粤用
  广东音乐源源不绝的生命力,与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是一脉相承的。
  20世纪30年代,考虑到二胡音域太窄,吕文成创造性地将传统二胡的丝弦换成钢弦,将小提琴移把奏高音的技巧移到二胡上,并把二胡的定弦提高数度。随后他又发明了将高胡琴筒夹在两膝间的演奏法,使琴音变得清亮明朗,大大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
  带着自创的“高音二胡”,吕文成试奏了易剑泉的《鸟投林》,在高把位处模仿鸟叫栩栩如生,大受观众好评,“高音二胡”也因此迅速成为了广东音乐的主奏乐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高音二胡”被正式定名为“高胡”。
  广东音乐对乐器的改良并不止步于此:吕文成将扬琴高音码上的铜弦改为钢丝弦,增加了音色对比;尹自重将小提琴琴弦调低一个大二度,使两根外弦的定音与高胡定音相一致;何大傻对夏威夷吉他进行改革,首创三条弦线的“广东吉他”……
  “这些乐器创新,将洋的、外来的技巧或内容为广东音乐所用,也呼应着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余其伟告诉记者,在此之前,广东音乐以二弦为主奏乐器,配以竹提琴、月琴、三弦、横箫,俗称“硬弓组合”。经过实践改良后,以高胡为主奏乐器,配以扬琴、秦琴、洞箫、椰胡的“软弓组合”成为广东音乐的标志性乐器组合,“对应着一种新音乐的蓬勃生长,体现出广东音乐新的审美追求。”
  器乐、组合变革引发作品创新。20世纪30年代,吕文成创作具有高胡特色的《醒狮》《步步高》、谭沛鋆创作具有小号特色的《柳浪闻莺》、何大傻创作具有吉他特色的《孔雀开屏》……一批中西结合、节奏轻快、旋律清新的作品一出现,就轰动了当时的广东音乐乐坛。

  流行全国
  在查阅广东音乐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陆键东注意到了一个细节:1923年8月,上海中华音乐会主办的《音乐季刊》创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旅京广东音乐研究会”的贺词,随后第二、第三期又分别刊登了“天津旅北广东音乐会”“唐山广东音乐会”的贺词。
  “这些信息表明,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广东音乐还没有借助唱片之力风行天下的时候,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就已经有了广东音乐研究会。”陆键东认为,这显然是一段数十年来罕被人们挖掘到的历史,仅凭此完全可以推测,“在广东音乐黄金时期和代表人物尚未涌现之际,其就已具备广远的流行性与社会基础。”
  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挖掘深入,这一艺术形式如何走出岭南并他乡萌芽成长,正在不断更新着研究者们过往的认知:国家一级昆曲演员张卫东在北京的广东会馆发现,最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李君盘、刘树楠等人为学校筹款举行的义演中就已经出现了“广东音乐”。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李岩梳理《申报》数十年间的报道亦发现,1908年在上海便首次有了“广东丝弦”的说法。
  沙湾广东音乐馆展出的资料显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音乐乐社分布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佛山以及香港、澳门乃至全国的上海、沈阳、天津,及当时抗日根据地延安。
  根据董郑峰2010年在《天津“广东音乐”调查研究》中梳理,到1949年天津解放前,天津市演奏“广东音乐”的社团就已有20余个,天津解放后至今大大小小的社团组织又成立了10余个。霍士英在《广东音乐在东北》一文中亦有记述:广东音乐传入东北到1945年已达高峰,长春、齐齐哈尔、海拉尔、沈阳、营口等地分布着六个较大的广东音乐组织, “……全东北可演奏广东音乐曲目约有一百五十首,搜集的唱片不下二百张。”

沙湾古镇广东音乐纪念馆(三稔厅) 黎存根摄

 

  自得其乐
  今天所能找到的实物证据中,民国五年(1916年)丘鹤俦印行的《弦歌必读》被誉为第一本推介广东音乐的开山之作。陆键东特别留意到,这部民国五年的刊本中专门有“中西古今音乐字母表”一项。
  “这昭示了广东音乐自成熟开始,就已超出了地域的局限,具有走向全国、走向天下的格局。”他指出,清代以来的广东一直是南中国最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这也使得广东音乐从成熟起就有着更为宽广的世界思维和视野。
  在他看来,因为文化、政治、地理的距离,岭南人两千年的生活史用四个字可以概括为“自得其乐”,再加上长期的对外开放交往,决定了广东音乐带有强烈的独立、自由、开放的精神特质,“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作为例证,广东音乐很少有悲苦之音,而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近现代广东人的高度自信、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作为演奏家的余其伟对此有更深的感悟。他举例指出,一些原本沉郁悲凉的古调改编成广东音乐后,变得明亮欢快起来,“最典型的是严老烈将低沉哀怨的《寡妇诉怨》改编为明朗活泼的《连环扣》;另外,悲愁寂寥的《汉宫秋月》改编成广东音乐《三潭印月》后,曲调也变得平和广阔了。”
  这样的艺术风格亦影响至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天一、黄锦培、朱海等广东音乐家创作、演奏了一批优美活泼的乐曲,抒发人们生活在新时代的愉悦心情,如《春到田间》《鱼游春水》《花市迎春》《月圆曲》等;七八十年代有《山乡春早》《织出彩虹万里长》《珠江之恋》《思念》《粤海欢歌》等;九十年代以降,则有《小鸟天堂》《春满羊城》《云山春色》《村间小童》等。
  “传统的广东音乐较少深沉的人生喟叹与哲理深思,这些曲子以通俗的形式传达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出南方百姓的生活风采。”余其伟认为,长期以来不断融汇古今中外、东西南北音乐之优长,使广东音乐的思想内涵及其艺术表现意境更为丰富多彩,“除具独特的岭南风韵,更又显示出它那种不拘一格、灵活多变、不断创新的文化品格。”

 

  访谈 (余其伟 教授、中国著名胡琴演奏家)

广东音乐有其独特气质——
根植本土中西结合 以我为主外为粤用

  羊城晚报:广东受外来音乐影响颇多,广东音乐理论家黎田在《粤乐》中也指出,广东音乐不是纯粹由本土音乐发展而来。广东音乐是如何融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自成一体的呢?
  余其伟:我把广东音乐的发展归纳总结为十六个字,“植根本土、中西结合、以我为主、外为粤用”。广东音乐背后是华夏文明,前面是海洋文化,中间是岭南文化、广府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音乐承袭和发扬了近代岭南文化“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特性,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特别要指出的是,广东音乐从古今中西音乐文化中汲取营养后,经过消化后为己所用,如对乐器进行改革创新、吸收西洋音乐的某些发展手法,借鉴得很自然,恰到好处,既有出新又保留着民间音乐的地方风格。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中国音乐史上,广东音乐有哪些开拓性的贡献?
  余其伟:20世纪30年代前后,广东音乐人创作了《步步高》《醒狮》《醉月》《惊涛》《娱乐升平》《青梅竹马》《鸟投林》等一批轻音乐性质或轻快活泼、优美流畅的作品,开拓了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轻音乐先河,这是完全可以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
  在此之后,任光1935年发表了《彩云追月》;20世纪50年代初 ,黄锦培创作了《月圆曲》,彭修文改编了黄贻均作曲的《花好月圆》;再之后,1958年、1959年,刘明源创作了《幸福年》《喜洋洋》,这一条轻音乐的发展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按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在1932年《步步高》曲谱出现之前,中国大地上似乎还没有其他乐种进行过这种形式的轻音乐的尝试,或同时取得这么瞩目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音乐在这方面的创作是开拓性的。
  羊城晚报:如今提起广东音乐,大众脱口而出的还是《步步高》《雨打芭蕉》《平湖秋月》这些经典曲目,对未来的广东音乐的创作,您有什么新的思考?
  余其伟:这是近年来学界业界一直在争论的话题,广东音乐是不是式微了?要怎么继承与创新?我就简单说两点,第一,要脚踏实地继承前人积累下来的优秀传统;第二,希望广东音乐能够迎来一个自由创作、百花齐放的时代,创作出一批真正表达我们时代精神的作品。

  延伸
  广州音乐茶座 走出“四大天王”
  20世纪30年代左右,广州不少茶楼都设置有音乐茶座,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东亚酒店的粤曲茶座、海珠戏院对面的“温拿”、爱群酒店的十一楼、爱群对面的“丽丽”等。1942年,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主持的“中华音乐会”开始在音乐茶座演奏广东音乐,吕文成拉高胡,尹自重打扬琴,何浪萍吹洞箫,何大傻弹琵琶,被坊间称为“四大金刚”,后改称为“四大天王”。时至今日,香港流行乐坛仍在沿用“四大天王”的称谓,以谭咏麟为代表的偶像乐队组合“温拿五虎”,其名称渊源最早也源于此时。

 

  来源: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羊城晚报联合主办《岭南文史》专栏刊发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