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得起陈先生,要对得起历史”——专访陆键东

2018-09-11 来源:

  2013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透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作者陆键东同意对书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并加入了一些新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该书断市13年后,将于今年上半年再版。
  值此之际,南都围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创作、“风波”前后以及此番修订、新书等话题对陆键东进行了独家专访。

  课题的选择
  2008年,陆键东在写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的回忆文章中,曾留下这样一段内心独白:“一九九二年与一九九三年之间,精神的困顿常令我备感痛苦,今日重检这段时期写下的一些心灵独语,其抑郁盖可见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茫然与哀伤。而某种如天籁般的召唤力总在心灵深处不断敲打。某日终于明白我所为何来。”
  其时,而立之年的陆键东在广州粤剧团任专职编剧。每月除去固定工资,还有三千多元的稿费收入,可以说生活无忧。而他口中的“痛苦”与“召唤”,皆由史而发。因为着手研究陈寅恪生平学术,他在故纸堆里,意外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陈氏档案史料,“每掀动一页发黄的旧纸,手在微微颤抖,心在呯呯狂跳。”陆键东说,正是这“三十年只待一人”的使命感,促使自己“接上寅恪先生的命脉”,一心只为还原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坎坷心路而付出。
  南都:最早接触到陈寅恪其人是什么时候?
  陆键东:1983年我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念书。读书期间就知道历史系有这么一位教授,但也仅此而已。真正引起注意,是在80年代中期,读到了几期《明报月刊》上美国余英时先生所写的论陈寅恪晚年的文章,于是找来陈先生的书一看。陈先生基本以文言体行文,到现在大部分人仍说读他的书很艰涩。现在回想,或许是因为我从小就在粤剧团,受传统中国戏曲唱词、对白的影响,第一次看陈先生的书一点不觉得困难。此外,跟我爱读古典文学也很有关系。陈先生那种忧郁的气质十分打动我,让我从精神上深深认同。
  南都:在文体上,当时是如何考虑的?打算写传记还是非虚构?
  陆键东:20岁以前很喜欢读的书有《史记》、《三国志》,以及中译本《第三帝国的兴亡》、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等。尤其后两种,我能读出历史因素中的传奇性与生动性。一直很喜欢“传奇性”这个词,历史的演绎有许多种手法,这足以证明历史本身就具有传奇性的特质,我能够从上举书中看出这一本质。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再后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进入大陆,黄氏驾驭文字的能力,亦曾使我心领神会。
  南都:你写作的预设读者是怎样的一群人?
  陆键东:没有预设读者,只是想着如何将自己所知道的,写成真实的历史,以及自己对这种历史的看法,尽可能用公正、客观的笔调来写。这本书现在看来还有着一种比较纯粹的气质,这种气质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也使这本书两三代人读之皆宜。

  档案搜集、寻访当事人、写作
  聊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氏家族研究专家、广东省行政学院教授张求会对陆键东在90年代初就表现出的档案意识佩服不已。
  陆键东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的积累上写就的。“四千字的书写背后,可能要准备20万字的档案资料。”尽管在档案调阅和口述采访过程中,遇到不少所谓的“惊人内幕”,却因孤证只能舍弃。
  南都:有人统计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全书531页,引文的标注达524处,其中标明所引材料出自‘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标注49处,标明所引材料出自‘广东省档案馆’的标注52处……此外标明引自‘复旦大学档案’与‘广州文化局档案’的各1处,还有将档案、资料原件直接影印在书上的地方8处。以上所用材料与档案馆藏直接相关的地方共205处。”能否谈谈当时你对档案的运用?
  陆键东:这是一段令人很难忘的历史,虽然距今只有20年,但已有了沧桑感。1987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档案法》。1990年“档案法实施办法”实行,十分有幸生逢其时。以我个人的感受,当时档案界最大的意识是服务。此“服务”与现在所说的服务有区别。当时的服务主要指为改革开放服务、为解放思想服务,尤其后一个服务是打开了禁区。其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是把档案作为一种历史的财产来看待。那几年我先后在多个档案馆查档案,受到馆中人们的欢迎,尤其知道我在做历史研究时,更获得他们的尊重。现在有关档案机构的对外宣传,大多突出在查房地产证明、出生证明、结婚证明等等世俗事上,其实这些只是档案馆这座历史矿藏中极小的一部分功能。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在数十年难一遇的时期,有意识利用这个宝矿来做学术研究的人,在九十年代初非常罕有。就我的经历而言,许多时候整个阅览室从上班到下班就我一个人。二十年后,运用档案来做学问已成为一种常识,但限于时易势转,当年的条件已不可能重现了。如果这本书当年没有刊行的话,大概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南都:能否简要回顾一下写作的过程?
  陆键东:1993年的夏天,我在重庆的假日酒店里,事前一点计划都没有,压抑不住的激情,很意外在这个酒店开始写出了第一、二章的初稿。现在想来,是胸中积累了太多的素材,虽然重庆不是我要决定开笔的地方。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活在陈寅恪的世界里。我本身是专业创作员,不用上班。我辞掉所有的兼职工作,每一天醒来就是在苦思冥想。后来有人说是不是夸张了一些,我一笑了之,没什么好解释的。
  开笔的前后两年,几难自拔,现在回忆,当时的心灵倾诉,尚有一个世界可相依。每当写作思路凝滞、焦灼不安时,(我)本能地马上回到中山大学康乐园。很奇怪,那真的是一块福地,一回到康乐园,头脑顿醒,思路顿开。好几次急不可耐就着身边的片纸录下思绪,很怕瞬间即逝,试过深更半夜回到中大,就在陈寅恪故居附近来回走。大部分时候,一觉得写不下去,即重新进入学校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图书馆是十多个小时都开门,档案馆则上班时间开门。又或者马上打电话给中大的师长,请求谒见。端木正、刘少雄、李稚甫,以及陈先生的女儿陈美延老师,这些长辈多年来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有记录可查,这些前辈在这段时间对我的耳提面命,多者达数十次,少者亦不下六七次。至于前后拜访两三次的中大学者,也有二三十位之多。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历史系的教授姜伯勤先生,当年他大概50岁左右,时在壮年,身体尚佳。姜先生有一特点,我请求谒见,他总说我们在电话里交流吧。姜先生的谈话风格鲜明,他不提供具体的事件———(而我最希望探寻的是众人不知道的历史),可是他对于历史事件的点评非常精彩,往往我告知又找到何种材料时,他即作评论。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白,若没有“真材实料”,你就无法与大家对话。我是亲身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
  事实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凝聚了康乐园几代人文学者的精神。
  出版后引发的“陈寅恪热”与思考
  1996年初,《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人不晓。
  据陆键东回忆,“一九九六年三月下旬,上海举行第十一届文汇书展,三联书店带着一批新版书参展,在三月中才印出少量样书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数十册被带往上海随附上架,结果引起轰动,被评为‘没几分钟便被争购一空’。随后后四、五月间海内外出现了第一轮的热评。”随后的五年间,三联曾先后6次再版加印。
  与此同时,评论界对陆作鲜明的语言风格、“非专业史学”的身份也提出了质疑。书评人止庵曾批评说“至少从态度上讲,不能不说它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时至今日,止庵依然坚持当年的观点,他特别强调,自己并非抹杀陆的学术贡献,但陆的语言过于煽情,有碍读者客观地审视历史本身。“时代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问题,但陈先生的话有具体所指,将其抽象化,并不符合陈先生的原意。”
  南都:有没有想过书出版后的热销?
  陆键东:没有想过热销,此后两年更感孤寂。
  南都:围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出现了一些质疑,比如你“非史学专业人士”的身份,对此你怎么看?
  陆键东:没有很放在心上,当年已经很自信该书90%以上的内容都是独创的。仅此,就可以领略到写作者最大的欣慰了。
  开始听到讽刺的声音内心是有抵触的,后来慢慢释然,以后更加平静。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心头,也让我顿悟世事。中大一直有声音对陈寅恪享受特殊照顾愤愤不平,直到现在这种观点依然存在。所谓愤愤不平,就是认为陈氏不配,陈不能造原子弹,也生产不了粮食,却被照顾得那么好,很难服人云云。我的书提到一个情节,没有展开,现在可以在这里展开:
  1962年7月,陈先生摔断了腿,住了半年医院,1963年1月回到家中。1963年是陈寅恪享受特殊照顾达到高峰期,他除了有牛奶、鱼肉、粮油、进口药物等补助外,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另外给他安排了三个半护士,这在中国现代史上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照顾是空前绝后的。这是常人的看法。偏偏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夫妇常常抱头痛哭,这不但有档案记载,而且我访到了曾亲眼目睹这种情景的人。档案记载的是北京贵客来访陈宅的见闻。可知两处反映陈氏的“痛哭”,非指同一件事。陈寅恪享受着所谓最好的待遇,可是两夫妇却在为人生的悲哀而哭。陈先生是否哭“国事”我不敢肯定,但是陈氏是哭自身、哭一生的不幸,哭“业将不传”、“文化将毁”,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个细节说明陈寅恪的精神世界,与平常众生迥然不同。它也表明,陈氏绝不苟且。
  不同的意见,可以不喜欢我这样写陈寅恪,但不断出现的一些新史料,只会令《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的陈寅恪,其历史面目越来越清晰。
  南都:还有种说法是陈寅恪热热得没有道理,因为陈寅恪的学问冷门,史学不是显学。你又怎么看?
  陆键东:陈寅恪是一个历史学家,但历史中的陈寅恪实已超越了某门学问大师这一层面,而化成一种文化现象。有“史心”,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很高境界,史心包括才学、通识、博大。陈寅恪不但有史心,而且有“人心”。人心者,包括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能得其一,已是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