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楼:一个时代的侨乡历史文化缩影——中山与开平碉楼文化的比较和审视

2018-06-29 来源:

胡波

  中国碉楼的产生年代,上溯当追汉唐。西方的碉楼亦可回望到10世纪至12世纪欧洲教堂兴建的塔楼。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碉楼如雨后春笋般地集中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侨乡,则是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五邑(包括今新会、开平、恩平、台山、鹤山)和中山县(包括今中山、珠海、澳门)等著名的侨乡,其碉楼的数量、规模、结构、功能、风格、特征等,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地区可以与之媲美。数以千计且各具风格的碉楼建筑,耸立在珠江三角洲的侨乡,在当时和今天,都可以说是侨乡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侨乡的碉楼和碉楼文化,因时势变迁而成为历史,但其价值和意义却在历史与文化的积淀中渐渐凸显出来。近年来,一些热心于侨史和侨乡文化的专家学者,开始了碉楼文化研究之旅。五邑中的开平碉楼和碉楼文化,甚至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评审人员的视野。但遗憾的是,同样曾经拥有数以千计的碉楼的中山市,其丰富的碉楼文化资源,不仅没有受到社会各界应有的关注,反而今日仅存的几百座碉楼在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时刻都有被破坏和被毁灭的危险。

  从总体上看,中山碉楼在数量、规模、结构、功能、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等方面虽然没有五邑碉楼那样集中和突出,但它同样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像五邑侨乡碉楼文化那样,中山碉楼也是侨乡历史的一种记忆,是华侨历史文化的一朵奇葩。如今,历史已经尘埃落定,散布在都市和乡村中的碉楼,经历了动荡年代的风风雨雨后,依然丰姿绰约,楚楚动人。在当今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浪潮中,侨乡中山、珠海等地的碉楼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一、历史与现状:中山碉楼文化的生态分析

  中山地区何时出现碉楼,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规模高密度地兴建碉楼,则是在清末至民国年间。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受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华侨汇款等因素的刺激,商品经济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外贸易也比过去显得更加活跃。尤其是宁阳铁路落成和香洲商埠建立,给五邑和香山地区(今中山、珠海、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活力。当时就有外国人预言:“至宁阳铁路已观阙成,香洲开埠亦日起有功,就此二事观之,耽该处人力资财诸臻丰备,能善用之,将来成效卓著商务自必流通矣。”1909年香洲商埠开幕之后,亦如宁阳铁路落成一样,对珠江三角洲的香山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工商业受外贸的刺激和侨汇的支持,有了新的起色;另一方面,侨乡侨眷富裕的经济生活,也招来了不少盗匪。而当时政治腐败,官匪勾结,更加助长了盗匪嚣张的气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不保。

  中山地处珠三角的南端,毗邻港澳,北连顺德、广州,古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中外贸易十分频繁。清末民初的中山地处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边缘,王权统治和社会控制相对薄弱,地方豪强和盗匪因此横行乡里。翻开历代香山县志,就有不少关于盗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记录。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山的盗匪危害地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记录更是屡见不鲜。《拱北关十年报告》中就有大量的记述。《宣统三年(1911)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说:“当夫未靖之际,治人既往,治法潜消,警察暂失秩序,不法之徒难免狡焉思逞,陆路则恐掳拐攘夺,以致多数银款权停交易,转汇港澳,以保平安。复有眷属多人,抛离家乡,暂托外人宇下。各商亦停办新货趸家,即有折阅,亦欲将货脱手。海面则群盗批猖,民船生意大受牵累。”但是到了1915年,中山地区仍然是:“海盗批猖,终岁如故,民船多遭劫掠。海外华侨回粤,被掳者数见不鲜。虽政府派委兵舰多艘,四出截缉,而盗匪仍悍然不顾。”“附近地方,被其侵扰者,则有新会之烂大船,香山之三灶,与广福沙及崖门一带乡落。下四府亦有多处城镇,俱受其害。勒索行水,视船之大小,分别收取,始免攻击。更有无数商民,被掳待赎……其时内地情形,仍无甚振作。所有丰收之田禾,亦为盗贼掠夺烧毁。田畴之远融在舍者,罹祸弥烈,因农人畏惧掳勒,不敢前往收割地。”1923—1924年,在内河活动的盗匪十分猖獗,港澳的沿岸及邻近水域也不能免受威胁,如“竹洲头附近地区乃匪徒之温床,许多船只在那里被炸沉,船员丧生。帆船在我关(拱北关)交纳货税之后,一定要由全副武装的士兵乘坐汽艇护送,才能够驶往目的地”。尽管地方政府也曾试图打击盗匪,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使地方政府难以改变局部地区民众的生存和安全状况,结果仍然是盗匪猖獗,民不聊生。

  但恶劣的生活环境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适者生存,智者生存,勇者生存,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在既定的条件下,还是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发展之道。求生求存的本能和求强求富的愿望,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山一些出外谋生人员比较多的乡村,迅速崛起了数以千计的、具有抵御盗匪劫杀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新式建筑——碉楼。据说在民国时期,中山的碉楼建筑有3 000余座。目前,中山依然拥有碉楼510余座。其中碉楼比较密集的村落有南朗的沙边、大岭、濠头、库充、环城等地。如大岭村就有公私碉楼17座,计有“祝祥、少海、沛轩、大只康、保田、桂章、寿欢、泽霖、同昌、天玉、全柳、爱祥、翰芬、可惠洋楼及东区、南区和北区三座公众碉楼,公众碉楼为护寸之用”。民国初年,库充村民和华侨侨眷为防盗贼抢劫、标参(既掳人),村民陈余兴、陈万胜、陈驹、陈旺在侨胞的支持下建起了碉楼。随后村民又先后在村子的四周建起了东、西、南、北、中五座碉楼。整个民国时期,库充村在村中各处共兴建了大小碉楼38座。沙边村到1949年已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五层碉楼住宅约99座,数量十分可观。目前,在沙边调查登记的A、B级碉楼仍然有28座。新中国成立初的张家边区30个行政村就有372座碉楼。在中山的三乡白石村,亦先后建成近30座四层、五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碉楼,其目的都在于防盗匪抢劫和外敌入侵。

  相对于五邑地区的碉楼而言,中山地区的碉楼总量较少,分布比较零散,建筑规模不大,建筑的时间较晚。晚清时期中山碉楼数量较少,绝大多数碉楼都是在民国时期兴建的,有的碉楼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华侨集资共同兴建的。抗日战争时期,侨汇中断,经济凋敝,民生多艰,故碉楼不兴。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山海盗横行,各处土匪,雄霸一方,打家劫舍,俘虏羊羖(人质),勒收行水,截劫渡船,无恶不作。防匪防盗,成为中山碉楼产生的主要动因,也是中山碉楼群形成的唯一原因。

  中山碉楼主要分布在富裕地区和出国谋生人员较多的侨乡,也与这些地区土匪侵扰频繁有关。中山的南朗、张家边、环城、大涌、濠头、库充、竹秀园、恒美、渡头、三乡等地,是碉楼比较集中的村落。而这些地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恰恰是出外谋生人数较多、村民生活相对比较富裕的乡村。1948年,《竹秀园月报》复兴版第19期就刊登了《竹秀园的妇女》一文,该文指出:“在中国争雄的几大公司,恐怕要首推‘永安’了。而创设永安公司的人,谁都知道就是竹秀园的郭氏昆仲。因为他们在商界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开了乡人出洋谋生的风气。为此,竹秀园的男人出外营商的特别多,这就造成竹秀园的居民女多男少的现象。在妇女群中,有好些是‘金山客’的眷属,她们的儿子或丈夫,都远涉重洋在外国经商,每年汇回来的款子,倒是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美钞或叻币。总之,这可以令株守家园的妻儿老母不致冻饿;而且还可以过悠悠的岁月,这些有福气的太太们,只要收到一次‘金信’,那就必定做点茶果之类来酬谢神恩。假如是慷慨好客的话,更会来一次家宴。这一种妇女,往往是被人羡慕的。这种家庭保有新建不久的楼房和娇生惯养的孩子这两个特点。”由此可见,碉楼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关。而华侨是建筑碉楼的主要力量,碉楼则是侨乡历史文化的缩影。

  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以及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山的碉楼又多被炸、被拆、被荒废,如今中山的碉楼的总数量就没有五邑任何一个市县多。散落在各乡村里的大约510座碉楼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被废弃、人为毁坏的现象比比皆是。作为一段历史的记忆和建筑文化载体的碉楼,其未来的命运实在令人担忧。